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框架在历次金融危机下，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不协调和缺陷。特别是最近10多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深度、频率和破坏度上日益加剧，促使人们对全球金融体系及其监管机制进行反思。金融监管的空白、重叠、错位、失衡和滞后，成为当前全休金融监管领域最显著的问题。可以说，每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实质上也是一次对金融监管规则、监管体系以及全球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全面测试和考验。巴塞尔协议正是西方世界在金融领域博弈的最终结果，其中很多思想和宗旨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意志和战略导向。银行业监管精神：公平竞争、保护投资者、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巴塞尔协议的特点：
首先，巴塞尔协议一直是以资本监管框架为基础的风险监管体系，从1到3，监管范围越来越广，对监管当局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基本的监管理念没有变，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决定着金融机构的安全。
其次，努力寻求提高监管资本的敏感度，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再到操作风险，以及金融危机后加入系统性风险、交易对手风险等，银行机构面临的风险不断被识别、计量和覆盖。再次，从单一的资本监管走向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的监管体系。
最后，从单纯微观层面的审慎监管提升到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并重的监管理念。
《巴塞尔协议3》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影响：
1、积极影响：
（1）可以有效预防金融风险，提升银行监管水平：总结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体系的不足，建立起更加全面的风险管理意识，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是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更强。
（2）对银行业务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强化资本监管思想，在多领域进行金融监管的完善、补充和创新。
（3）对银行经营管理理念产生深远影响：流动性指标的确定使流动性监管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使银行在经营管理中更加重视流动性风险。此外，银行业倾向于转变融资方式和股利分配政策。
（4）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对央行、商业银行以及银监会产生影响。
（5）更加促进银行在跨境经营等方面的水平。
2、消极影响
（1）提升我国银行业发展环境的复杂程度；
（2）对于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产生冲击，特别是内在机制还不稳固的中小型银行；
（3）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及其中小银行的不公平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4）在监管标准等细节问题上，由于尚未完全成熟，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从而影响到银行监管的实际效果。
（5）跨境银行监管的协调问题仍是一个“双刃剑”。
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影响指标的具体情况
（1）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2）建立资本缓冲机制：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金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金
（3）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的影响：对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提出更高要求，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资本补充需求很大，而我国银行资本来源渠道较狭窄，制约银行业未来发展。
我国银行业监管思路和措施充分吸收和借鉴巴塞尔协议3的改革精神，并与国际银行业监管趋势相适应：
其一，我国监管当局提出的监管要求无论从指标标准还是过渡期安排上都不低于巴3，如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的要求都高于巴3；
其二，我国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
其三，增加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
其四，在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框架下提出更审慎的资本要求，以确保资本充分覆盖风险，包括：根据风险判断，针对部分资产组合提出特定资本要求；根据监督检查结果，针对单家银行提出特定资本要求。
对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1、短期影响：
商行风险控制和资本充足率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如大型商行资本充足率状况大多达标。
2、长期影响：
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信贷投放力度较大，导致银行资产规模迅速扩张。
巴塞尔协议三的实施意义：
1、资本监管框架不断完善：
资本监管是巴塞尔协议始终如一的监管核心，巴塞尔协议三以提高银行资本水平和质量为目标，在“三大支柱”框架下构建包括逆周期缓冲资本、资本留存缓冲、系统性重要银行附加资本、杠杆率在内的多层次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银行的风险防控能力。
2、资本补充机制建设日益重要
一方面，将监管资本简化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两大类。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剔除原一级资本中包括的优先股和创新型股权等。二级资本仅能在清算条件下吸收损失，并且取消附属二级资本和用于吸收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另一方面，提高了核心资本、总资本、资本留存超额资本、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
3、银行经营模式转变步伐加快
迫使银行对盈利模式和资产风险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寻求低杠杆、低资本损耗的创新型盈利模式成为决定银行生存与否的关键。商行改变高资本占用型的经营模式和过度依赖批发性信贷业务的状况，拓展资本消耗低的非利息业务，大力发展风险权重较低、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较高的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