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的生平事迹及历史成就新议摘要：张骞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张骞两次出使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同时也为中亚跨入新经济时代带来了勃勃生机，开通了中国经中亚通往旧大陆的商道。

张骞提出了从西南夷经印度半岛北部到大夏，包括今之西藏地区在内的中国西南地界走向的实证性见解，以及进行实地探索的可行性报告，顺应了盛汉风行的中国政制一体化思潮。

关键词：西汉盛世张骞汉武帝匈奴大月支乌孙张骞与汉武帝刘彻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历史人物。

张骞年龄长于刘彻，参政汉廷则在公元前141年景帝去世，刘彻继帝位之后。

张骞为郎及第一次出使西行的时间，始于武帝以建元纪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40年至前126年），历十五个年头。

一、受命汉廷西使大月支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

生于汉文帝后元年间（公元前164～前157年）,是西汉盛世卓越的自由民政治活动家，而于盛汉的立国方略、外交事务、民族关系、地理探险等领域多所建树，并对后继者发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公元前138年，张骞率百余人的探险队伍由陇西出发，往使大月支。

途经匈奴右贤王地界，而被拘羁送往单于庭。

张骞在匈奴滞留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

后移徙匈奴西部属地，寻机出奔；西行数十日至大宛。

大宛为发导译人员，将张骞一行送抵康居，由康居转致大月氏，最后到达大夏。

其时大月氏臣服大夏而君之，且土地肥饶，已安其居而乐其业，加之距汉地遥远，殊无对匈奴复仇的愿望。

张骞经过年余的外交活动，对葱岭以西的人文地理特征有了总体性把握，因欲改道傍南山从羌中返汉，但复为匈奴所羁留。

张骞受汉廷派遣第一次西行出使大月支,极大地拓展了盛汉朝野对世界认识的新视野，为此后汉廷相关的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经济决策，提供了客观而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中亚跨入新经济时代带来了勃勃生机，此前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

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

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 (《大宛列传》) [1]；而中国经中亚通往旧大陆商道的开通，其历史地位和影响，至今仍为举世传扬。

还有值得称道的是，当时中亚诸国尚无自己的成文史流传后世，张骞为汉廷提供的相关报告，则备载于《史记》与《汉书》中，乃是今人研究古典文明时代中亚历史所根据的重要原始文字资料。

二、探索西南地界议案的提出自武帝即位至张骞第一次出使东归，汉匈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廷曾以30万众伏击单于的马邑之谋，标志着汉兴和亲策略的终结。

元光六年，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兵分四路出上谷、代、云中、雁门，这是汉军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之始。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置朔方、五原二郡，并募民10万口徙朔方。

在中国政治一体化进程方面，唐蒙通夜郎置健为郡，司马相如经略西夷，南夷和西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 (《司马相如列传》) [1]；东夷秽君南闾等率28万之众内属，汉廷一度建置为苍海郡。

而与部族邑国内属大潮相对照，三边部族纷争已充分显示出它的野蛮落后特性。

张骞时任的大中大夫之职，属汉廷的议政序列官员。

为顺应并进而推动盛汉风行的大九州立国论及中国政制一体化思潮，张骞在首次提出了从西南夷经印度半岛北部到大夏，包括今之西藏地区在内的中国西南地界走向的实证性见解，以及进行实地探索的可行性报告。

张骞首倡此议的客观依据，是他在大夏时亲睹而非于内郡道听途说得知，邛之竹杖和蜀布为当地商人经由身毒运至大夏出售；“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

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大宛列传》) [1]汉廷不但顺利通过了张骞的议案，武帝还将它作为中长期国策悉力贯彻实施。

盛汉执政当局由此要达到的战略目的则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它有利于盛世民族集睦大业的全面拓展。

汉廷大张旗鼓地在西南夷发起地界西接大夏的行动，实为这一带居民涌动的内属大潮的积极回应；而对华夏支派的羌人来说，则是原本融于神州之域，时论所谓“禹出西羌” (《盐铁论・国病》) [2]，其居处正是：“青藏高原为诸羌地，唐旄、发羌在今西藏境，先零羌傍西海（今青海）而居”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3]。

其次，将汉帝国地界经身毒北方西接至大夏，不但能为西南诸郡对西方的贸易活动提供极大便利，且可将中国风靡的天下一统思潮推而广及葱岭以西地区。

于此《史记・大宛列传》尝载其言之要领曰：“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

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

三、以军功封侯及探寻西南通道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武帝派遣大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10万骑兵从定襄出击匈奴。

汉军深入匈奴腹地数百里，俘获部众19000人。

单于从此不再于漠南设王庭。

汉在军事上从马邑之谋前的受制于匈奴转入战略优势阶段。

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出征，因“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 (《大宛列传》) [1]，武帝据汉法以军功封骞为博望侯。

张骞参加这次战役的作用和贡献表明，正因其先被羁匈奴腹地得以获集的大量地理知识及水源、牧草分布资料，方为汉军大捷带来了诸多行动便宜。

由此联系到史籍记载的张骞首次西行出使的关键情节，值得推敲的是：1、因匈奴右翼势盛及与羌人的约盟关系，汉使出陇西必然面临为匈奴羁留的困境，可又要寻机完成通使任务，这就需汉廷庙算在前，并将摆脱逆境的预谋授于干练的持节使者从容应对。

于是史籍特作提示：“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2、汉廷募选持节使，强调体质、才能和毅力超常者胜出，同时为之配备原籍是匈奴而非西域的随员同行，以解决长期羁留匈奴的语言沟通、入乡随俗、识途辨向等难题。

史籍中的人物传略于此已作充分交待。

3、此次汉使被羁的地点虽难考明，但张骞被羁後“传诣单于，单于留之”，则为史家言之凿凿了；当单于解除敌意而张骞获得宽遇的机会后，汉使实现了由“居匈奴中” (《大宛列传》) [1]到“居匈奴西”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4]，即从漠北单于立庭的地带向西迁移的重要行动步骤。

事实上，这也是张骞既入匈奴之境而再度转向西使月支征程的新的出发点。

4、《史记》《汉书》皆载张骞从匈奴西境出奔月支的既定方向始终为面西，其结果必定是沿阿尔泰山南麓而非稍后人们了解的西域北道进入大宛境。

堂邑父为汉廷立功的行动，与熟知这条路线不无关系；而此时张骞能胸有成竹的“与其属亡乡月氏” (《大宛列传》) [1]，也是出使前已于汉廷谋虑周详的有力证明。

此外，当张骞由陇西出使之际，康居使者大致也沿这条路线到达长安(《董仲舒传》) [4]，未久则有举国震动的马邑之谋。

张骞建立军功的次年，即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由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探索通向大夏的道路。

其中向南进发的汉使队伍虽困阻于昆明，“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张骞此举，是在唐蒙、司马相如经略西南夷基础上进行的，它宣示了汉廷把西南夷地区纳入帝国政治一体化进程的战略计划和目标将持久地加以实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

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大宛列传》) [1]四、汉匈漠北决战与张骞建汉乌和亲之议汉廷通过河西战役，阻断了匈奴与西羌的军事同盟关系，并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汉军分道深入漠北，与匈奴主力决战：大将军卫青首虏单于部 19000 余人，北至置颜山赵信城（蒙古杭爱山南）还师；骠骑将军霍去病执获左贤王部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蒙古乌兰巴托东）临翰海（呼伦贝尔湖）而还。

经过这次大战，匈奴远遁，“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匈奴列传》) [1]。

张骞提出汉廷与乌孙建立同盟关系的手段和途径是，汉使持厚礼与乌孙通好，“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

也即招招来乌孙东归祁连、敦煌故地安居，武帝嫁宗室女与乌孙王，汉乌和亲而为昆弟之谊。

而汉乌同盟关系一旦确立，汉廷可得施展的战略目的有三：一是此前汉军经过几度奋战，虽改变了汉匈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但匈奴对汉的军事威胁尚未根本消除，汉廷如实现西连乌孙双方合兵以夹击匈奴的计划，则无异于“断匈奴右臂”，从而最终解除严峻的汉匈军事对峙形势；二是在汉乌结为同盟对匈奴发起全面攻势之际或汉匈战争结束之后，汉廷可以强大的经济和军政实力为依托，将朝野涌动的中国政制一体化风潮及天下一统大业推向葱岭以西地区，“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大宛列传》) [1]；三是在玉门关以西至葱岭地带的西域境内，各城国的军事实力没有超越乌孙者；西域城国内属既成定势，而汉乌结盟则乌孙也将成为稳定西域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是不言而喻的。

五、汉使队伍进驻乌孙及葱岭以远地区汉匈漠北决战的当年（公元前119年），汉廷采纳张骞之议，武帝任以为中郎将，率大批持节副使和 300 人的远征队伍，以及马 600 匹，牛羊以万计，价值数千万钱的币帛财物，出使乌孙并至他族邦。

此时，河西地区已空无匈奴，张骞所率的汉使队伍从西域南道进入乌孙。

乌孙王欲以见单于之礼受纳汉使致赐的财物。

张骞说服昆莫以汉廷礼仪拜受了“天子”之赐，并申明汉廷通使乌孙的目的：“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

”其时，昆莫无得率尔决断汉使欲其举众东徙建议的缘由大致有二，一是乌孙的王政体制规定了王权受制于贵族势力，乌孙地近且久已服属匈奴，乌孙大臣皆畏惧匈奴的心态难以顿消，昆莫即有东徙之意但不具专制权。

二是乌孙的军事实力一分为三，昆莫中子大禄与昆莫嫡长孙岑娶各自领有万馀骑兵和属地，昆莫虽有权统领全军，“亦以此不敢专约於骞”。

太史公谓张骞于乌孙“不得其要领” (《大宛列传》) [1]处，也即指其决策体制与汉廷相异而已。

其实，乌孙族众对今昔自然生存环境的变迁业已适应，又以距汉遥远且无坦途通好，当下难知汉之国力大小强弱，这些才是关乎乌孙东徙决策的根本因素。

张骞此次率汉使队伍西行赢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张骞到乌孙伊始，即依汉廷既定计划，分遣副使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族邦展开外交活动。

他们的足迹遍及中西南亚，远者到达北非及地中海沿岸。

因而对旧大陆居民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而且，就张骞及汉使坚持的外交活动原则而言，也同文明人类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同所到之国友好沟通，讲求自主自愿，平等互惠关系，而不干预对方的内部事务，是以深得各地人们的信赖和尊敬。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在乌孙等地从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外交活动后东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