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现状研究[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

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

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差距公平效率政策建议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当着中外记者的面逐一公布中国过去十年的基尼系数。

时隔十余年后，官方再次公布这项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统计指标。

昨日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2008年达到0 .491的峰值，近年来有所回落，但居民收入差距整体较高的现实已引起官方的注意。

马建堂坦言，“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

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

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

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一）从整体差距看“基尼系数”偏高。

基尼系数的变化表明,中国居民收入整体差距扩大是从1985年开始的2005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5—1996年，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缓慢扩大。

1985年为0.31，1996年上升到0.36，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城镇居民收入达到较快增长。

而农村在这一时期交替出现买难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加之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因而基尼系数较前一阶段有了上升，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表明这个时期收入分配是比较合理的。

第二阶段是1997—2005年，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1997年为0.33,2005年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

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政府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注重社会公平。

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全会,收入分配问题得到空前重视。

2006年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48左右浮动。

从具体差距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

1978—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86倍。

198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2∶1。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为1.83∶1。

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1998年为2.51∶1,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7∶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明显偏大的。

2004年略有下降,.21∶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 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

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63元，同比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187元，实际增长14.3%。

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同比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706元，同比增长20.4%。

2011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一至三季度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73:1,2.99:1和2.77:1，是2002年以来首次回落到“3”以内。

第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从人均收入看，2005年职工人均工资全国平均为18 405元,最高的是北京(34 191元)，其次是上海(31 940元),分别是江西13 688元的2.5和2.3倍,是湖南15 659元的2.18和2.04倍。

从城镇居民收入看，1978—1999年,东部地区增长18.2倍,中部地区增长13.4倍,西部地区增长9.5倍，以中部为1,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之比由1.1∶1∶1.01扩大为1.48∶1∶0.74;中、西部与东部居民收入绝对差额由35元、31元扩大到2 309元和3 570元,分别扩大了65倍和57倍。

从农村居民收入看，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3.57元，最高的上海290元与最低的河北91.5元之比为1∶0.32;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 255元,最高的上海8 248元与最低的贵州1 877元之比为1∶0.23。

第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达到2.23∶1;1999年达到2.49∶1;2000年为2.63∶1,2002年为2.99∶1,2003年为3.98∶1。

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

如2004年职工平均工资,金融保险业26 982元,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21 805元,农林牧渔业仅7 611元[2]。

第四,不同经济性质职工收入差距扩大。

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8 405元,国有经济单位19 313元,集体经济单位11 283元,外商投资单位22 244元。

集体经济单位的工资收入分别是国有经济单位的58.4%和外商投资单位50.7%,只占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61.3%[2]。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合理原因。

第一,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和结构多层次性。

这是个人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原因。

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 748多美元已走出低收入国家序列,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结构存在明显的多层次性。

先进的、比较先进的和落后的甚至相当原始的生产力并存,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

如全国2005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53 583元,最低的贵州5 222元,只有上海的9.7%[3]。

第二,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

这是形成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就决定了中国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按劳分配必然地要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仍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将发展得更快、更具有成长性。

这是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第三,劳动者素质的高低。

这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

在实践中，素质不同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量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第四,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对多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允许和鼓励用合法收入形成的个人财产进行各种方式的实业或金融投资，作为要素投入的个人财产也有权利获得应有的回报。

因此,用于投资的个人财产也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形成收入差距。

特别是人力资本参与分配这将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

人力资本的质和量不仅直接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本人获得收入的多少和机会，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地区可供分配的收入总量。

目前,人力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从发展趋势看,其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强化，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

第五,发展战略倾斜。

在地区发展问题上。

政府的倾斜发展政策,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和内地之间、开放城市和非开放城市之间、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竞争条件的差异,这种差异引起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同样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不合理原因第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第二，制度不健全。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

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

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