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述评
赵千喜背景资料：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上一个比较古老的原则，但随着国家与外国
自然人或法人之间跨国法律纠纷的大量增多，一国政府及其机构在另一国法院的地位问题，就成为国际法律关系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和争论较多的问题。

为此，联合国大会于1977年12月19日通过第32/151号决议，其中建议国际法委员会着手研究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法律，以逐步发展与编纂这方面的规则。

在国际法委员会和联合国各会员国的积极努力下，委员会先后于1988年和1991年通过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的一读和二读。

随后，条款草案进入联合国法律委员会审议阶段，法律委员会先后进行了7次讨论，但一直难以就该草案取得实质性进展。

2000年，第55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特设委员会，并先后举行三次会议讨论该条款草案。

在2004年3月特委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各国终于就《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草案达成一致，长达27年的公约起草工作基本完成。

2004年12月2日，第59届联大通过了《公约》，并规定《公约》于2005年1月17日至2007年1月17日向各国开放签署。

一、《公约》的主要内容
《公约》主要由6部分、33个条款和1个附件构成，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第2、3、4部分，分别规定了有关国家豁免的“一般原则”、“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和“在法院诉讼中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等内容。

现就《公约》有关国家的重要问题介绍如下：
1.国家豁免的一般原则。

根据《公约》第五条之规定，一国本身及其财产遵照公约的规定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管辖豁免，也即享有司法管辖豁免和财产执行豁免的权利。

《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还补充强调，一国应避免对在其法院对另一国提起的诉讼行使管辖，以实行第5条所规定的国家豁免，并应为此保证其法院主动地确定该另一国根据第五条享有的豁免得到尊重。

2.国家豁免的主体。

国家豁免的主体事关哪些机关以及个人有权在外国法院代表国家并援引管辖豁免。

对于行使管辖权的国内法院来说，豁免主体又意味着什么是“外国国家”的问题。

依照《公约》第二条对公约中“国家”一词的解释，享有国家豁免权的主体具体有四类：（a）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b）有权行使主权权力并以该身份行事的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国家的政治区分单位；（c）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体，但须它们有权行使并且实际在行使国家的主权权力；（d）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国家代表。

3.国家豁免的放弃。

与确立国家享有豁免权这一基本原则相对应，《公约》还对国家对其豁免权的放弃这一实践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做了规定。

依照《公约》
第七条之规定，一国如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一国法院对某一事项或案件行使管辖，就不得在该法院就该事项或案件提起的诉讼中援引管辖豁免：（a）国际协定；（b）书面合同；（c）在法院发表的声明或在特定诉讼中提出的书面函件，此即国家豁免的明示放弃形式。

依照《公约》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如果一国本身就该事项或案件在他国法院提起诉讼、介入诉讼或提起反诉，则亦不得在另一国法院中援引管辖豁免，此即国家豁免的默示放弃形式。

由于国家豁免权的放弃意义十分重大，为避免对被诉国国家主权的任意贬损，《公约》还就放弃的认定作了相应的限制。

综合《公约》第七条和第八条之规定，在如下几种情形下，一国之行为不应解释为同意另一国的法院对其行使管辖权：（a）一国同意适用另一国的法律；(b)一国仅为援引豁免或对诉讼中有待裁决的财产主张一项权利之目的而介入诉讼；(c)一国代表在另一国法院出庭作证；(d)一国未在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出庭。

4.国家司法管辖豁免的限制。

虽然《公约》第五条确认了国家在他国享有司法管辖豁免权之原则，但受限制豁免主义理论和发达国家豁免实践之影响，《公约》第十条至十六条规定，一国在因下列事项而引发的诉讼中，不得向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援引管辖豁免：（a）商业交易；(b)雇佣合同；(c)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d)财产的所有、占有和使用；(e)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f)参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g)国家拥有和经营的船舶。

不过，在(b) 、(c) 、(d) 、(e) 和(g)项情势中，如有关国家间另有协议，被告国亦可主张管辖豁免。

此外，《公约》第十七条还就一国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订立的书面仲裁协议与该国援引管辖豁免权的关系做了规定，即：除仲裁协议另有规定，该国不得在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中就有关下列事项的诉讼援引管辖豁免：（a）仲裁协议的有效性、解释或适用；（b）仲裁程序；(c)裁决的确认或撤销。

5.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

与国家援引管辖豁免存在诸多限制相比，一国在其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方面具有更多的“绝对性”。

依照《公约》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之规定，除非一国明示同意放弃执行豁免，或者该国已经拨出或专门指定某项财产用于清偿对方的请求，另一国法院不得在诉讼中对该国财产采取判决前的强制措施，如查封和扣押措施，亦不得采取判决后的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和执行措施。

也就是说，在执行豁免方面，国家豁免的放弃只存在明示放弃的形式，而不存在默示放弃的形式。

《公约》第二十条就此还特别强调，即使依《公约》第七条认定一国明示同意放弃管辖豁免，另一国亦不得基于此而认为该国已默示同意对其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二、对《公约》的简单评价
《公约》第一次以普遍国际公约的方式确立了限制豁免原则，规定国家在8种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管辖豁免，并允许法院地国在一定条件下对被诉外国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这些规定反映了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公约》的通过和开放签署，标志着限制豁免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限制豁免原则将成为国家豁免立法的发展趋势。

《公约》的通过无疑将有利于协调各国在国家豁免这一重要领域的实践，并增强该领域国际法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但《公约》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国家豁免限制的规范化问题仍任重而道远。

总的来看，有关8种不享有豁免的诉讼行为的规定多数比较原则，许多概念不够明确，有待进一步厘定。

而如何解释和适用这些例外规定，还缺少统一的标准，各国法院可能按照本国法进行认定。

如何解决适用上的矛盾与冲突，有可能成为未来国家豁免立法关注的焦点。

因此，《公约》绝不是国家限制豁免规则统一化的终结，而是国家限制豁免规则进一步规范化的开始。

三、中国的加入情况
我国积极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法律意见，推动了《公约》的最终通过。

2005年９月１４日，外交部长李肇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约》。

虽然我国还没有批准《公约》，《公约》在国际上也还没有生效，我国目前并没有法律义务制定实施《公约》规定的国内法，但按照《公约》规定处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领域的问题既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

事实上，我国也已开始了有关国家豁免的立法进程。

2005年10月25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以下简称《豁免法》），该法分别规定了豁免的给予、外国中央银行财产的定义以及对等原则等问题。

不过，依《豁免法》实施《公约》的规定还是不够的，因为该法的内容仅仅与《公约》第四部分“在法院诉讼中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的内容有关，我国国内法院无法依该法的规定处理对他国提起的诉讼，我国的自然人和法人也还不能依该法向我国法院提起对他国的诉讼。

因此，我们应尽早参照公约的规定制定我国的“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法”，给我国的法院提供处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诉讼的法律依据，也给我国的自然人和法人提供公约所规定在与他国进行商业交易时进行诉讼的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