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
一.我国新的统一合同法的起草，从1993年由专家学者提出“立法方案”开始，至今已将近6年。其间历经了1995年1月“建议草案”(第1 稿)、1995年10月“草案试拟稿”(第2稿)，1996年6月“草案试拟稿”(第3稿)和1997年5月“草案征求意见稿”(第4稿)，及至形成1998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包括截止1998 年12月21日人大常委会对《草案》形成的三次审议稿)。在整个新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合同自由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始终是两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注：虽然官方解释始终对合同自由的提法有所保留。)这两大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贯彻和体现情况，直接关系到新合同法的内容、结构和体系，决定着新合同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功能，并将影响到新合同法在未来实施中的社会、经济效果。二者是贯穿新合同法全篇的两大主线，互为依托、彼此相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维系和构筑了新合同法这座大厦。自由和正义是人类追求的两个永恒的价值目标。新合同法正是希图借助合同自由原则来实现人格与意志的自由，依靠诚实信用原则来达到衡平的正义。合同自由原则意味着市场交易的效率和效益，诚实信用原则则表达了对经济生活中利益公平和道德文明的向往。如果说合同自由原则更多地强调的是当事人的个人意志和利益、较少考虑对方和社会利益的话，那么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要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且要求平衡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为本位，诚实信用原则则偏重于以社会为本位。毫无疑问，合同自由原则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其所引发的残酷竞争、追逐私利及其所导致的当事人事实上不平等、当事人滥用权利、尔虞我诈等市场经济的负面现象，合同自由原则本身却无能为力，需要诚实信用原则去作为缓冲器和润滑剂，维护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转，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大发展。新合同法将二者相结合，既适应了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扩大了市场主体的自主权，有利于搞活经济、提高效率;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和社会
秩序，并妥善协调和维护了当事人各方的利益。新合同法把冷冰无情的市场规则与温情慈和的伦理道德相统一，将为发展健康、高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一个良好的法律基础。现在，这部历经数载、几易其稿的新中国第一部统一合同法即将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本文拟就新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和诚实信用两个原则的贯彻、体现情况及有关争议问题作一回顾和探讨，以期作为对即将面世的新合同法的恭贺与期盼。
二.在一定意义上，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灵魂，离开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难以成其为“合同法”。一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合同自由而展开的。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在这次新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这一问题又一次暴露出来。对合同自由原则及其相关问题的立法处理和具体反映，决定了我国新合同法的本质特征。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立法模式
按照最初确定的“立法方案”，这次新合同法的起草要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保障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不受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干预。非基于重大的正当事由，不得对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予以限制。依此指导思想，在由专家学者起草的合同法“建议草案”(第1稿)中，第3条就明确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合同自由，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对在合同法中明确这样的原则，学术界普遍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这一意见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并未得到其他有关方面的认同。在后来公布的合同法(草案)中，已看不到合同自由原则的明文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合同自愿原则”，即“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4条)对此，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但在随后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对合同法(草案)的审议中，法律委员会仍
然认为在合同法中“不宜简单规定这样〈合同自由〉的原则。”(注：1998年10月31日《法制日报》第1版。)尽管如此，从新合同法的整个起草过程和新合同法(草案)的整体内容来看，始终坚持和贯彻了合同自由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从世界各国民事立法情况来看，合同自由原则的立法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在法律中既单独设立“合同自由原则”的条款，又同时规定各种具体的合同自由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如瑞士债务法，该法第19条第1 款明文规定：“契约的内容，在法律限制内可以自由订立。”新近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也开篇即规定：“当事人有权自由订立合同并确定合同的内容。”(第1.1条)第二种立法方式是不单设“合同自由原则”的条款，只在具体的合同制度中予以贯彻。如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均采此制。法国民法典虽然有其著名的第1134条规定，(注：《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依法订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并被认为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奠立。但严格而言，该法典也未设置类似上述瑞士债务法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合同自由原则的条款。我国新合同法在起草中开始采纳第一种立法模式。已公布的合同法(草案)用合同自愿原则代替合同自由原则，并在具体制度中体现合同自由原则，很明显，这是一种折衷的立法模式。但是，我们认为，在合同自由原则立法模式的选择上，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出发，采取第一种立法模式更为适宜。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时间也不长，在整个社会中，合同自由的观念尚未普遍确立，合同自由在经济生活中不是过度，而是犹显不足。现实还需要以立法来巩固改革成果，来强化合同自由的市场经济法律观念。就此而言，我们的现状既不象1804年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的法国，个人主义、私法自治的思想风靡一时;也不象1896年德国民法典诞生时，市场经济和契约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如果说在它们的法律中不明确规定“合同自由”，也同样意味着法律坚持了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是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在我国却可能出现正相反的情形，
即不明文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对一些人来说就意味着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某种否定。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旗帜鲜明地在合同法中确立合同自由原则。
(二)合同自由原则与合同自愿
自愿作为一项法律明文规定的民事原则，最早见之于1986年颁布的我国《民法通则》。该法第4 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订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另外，1981年通过的《经济合同法》，虽然对自愿原则没有明文表述，但是也体现了自愿原则的基本要求。该法第5 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时，对该规定保留未动。从现在新合同法(草案)第4条关于合同自愿原则的表述看，很明显它是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基础，直接从经济合同法第5条的规定内容发展而来的。新合同法(草案)将之取代合同自由原则，并试图使之发挥与合同自由原则相似、甚或更佳的作用，这是新合同法(草案)在贯彻合同自由原则上的特点之一;同时，这也使得在理论上对仅一字之差的合同自由与合同自愿原则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成为必要。
1.二者在内容上不可等同。一般而言，合同自由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含义，即：决定是否订立合同的自由;选择合同相对人自由;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变更、解除或终止合同的自由和合同订立方式的自由。从新合同法(草案)关于合同自愿原则的规定来看，主要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愿，大体相当于当事人决定是否订立合同的自由这一含义或再稍宽一些;但只能是合同自由所包含内容的一部分，其涵盖面要远远窄于合同自由。相反，合同自由的含义则更为广泛、全面、深刻，尤其是包含有前者所不具备的当事人合意即可产生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的私法自治思想。
2.二者的立法背景及所体现的法律精神不同。1981年制定《经济合同法》时，我国还实行计划经济。制定《经济合同法》的目的之一是“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81)，第1 条。)奉行的是计划原则，在其中写进合同自由原则是不可想象的;就连作为合同制度起码要求的订约自愿也没有明文提出。1986年制定《民法通则》时，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市场经济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经济上“左”的思想束缚仍然存在，实行的还是有计划商品经济。这种情况下，虽已有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要求和意识，但将其作为基本原则写进法律还是很难的;而“自愿”原则就成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品。“自愿原则可以说是尊重当事人自己意愿的原则…但是，我国民法的自愿原则仍然受到计划的限制。因此，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能象西方国家民法中‘契约自由’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那么绝对。”(注：孙亚明主编：《民法通则要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从其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合同自愿原则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法律产物，残留着计划体制的思想影响和烙印，其目的和结果都是在承认市场机制必要性的同时，又对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给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则和制度是保证市场运行的最基本条件。换言之，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原则;合同自愿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法律原则，是折衷的、不彻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则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形式。
3.二者的法律视角不同。合同自由原则是从主动的角度来规定的，强调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治;合同自愿原则是从被动的角度出发的，它的中心观念是不受他人强制。依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的主动选择权(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方式等)占主要地位;依合同自愿原则，突出的
则是当事人对合同(相对人、内容等)的被动的自愿接受。如果说前者体现的更多的是积极、开放的法律态度的话，后者则多少表现出了消极、保守的意味。
(三)合同自由原则与任意性规范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既体现在其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中，也体现在其任意性规范的法律属性中。作为任意法，新合同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坚持和贯彻了合同自由原则。1.更新合同观念，最大限度地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新合同法(草案)摒弃了旧体制下形成的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和技术合同的“三分法”，统一为民事合同，即“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第2 条)消除了经济合同法中附着于经济合同概念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影响;新合同法(草案)所确立的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合同的观念，为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贯彻确立了前提条件。新合同法(草案)还重申，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得将自己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当事人订立合同。(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第3条、第4条。)新合同法(草案)一反经济合同法旧习，坚持不在合同法中规定“合同管理”专章，扩大了合同自由的领域。2.健全了关于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首先，新合同法(草案)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地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重要合同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其次，新合同法(草案)明确了当事人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第12条)，“当事人对合同内容协商一致的，合同成立。当事人对合同的标的、数量已经协商一致，但对合同其他内容没有协商的，不影响合同成立。”(第13条)并且不再采用经济合同法中的关于
合同内容的具有强行性的“主要条款”制度;合同不再因标的、数量之外的其他所谓主要条款不具备而影响合同的成立。第三，新合同法(草案)规定了履约中的合同自由和变更与终止中的合同自由。如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是按照法律的强制规定或计划指令来履行。当事人还可以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第64条)或约定由第三人向债务人履行债务(第65条)。当事人双方在履行中的自由度是较大的。对已经生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第78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第89条);当事人还可以事后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第94条)，可以协商一致抵消种类、品质不相同的到期债务(第101条)。可见，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不仅可以产生合同效力，还可以变更合同效力的内容和消灭合同的效力。第四，根据新合同法(草案)，合同自由原则还广泛适用于违约责任制度之中。例如，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第115条)。在不履行金钱债务情况下，约定的违约金优先于法定的逾期利息(第110条)。在解决合同争议、行使救济权的时候，当事人可以任意选择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中的任何一种救济渠道或方式(第126条); 当然也可以放弃自己的合同违约救济权。3.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法律是国家的意志，而合同是当事人的意志，只有当事人意志而无国家意志当然不行，反之，只强调国家意志而无当事人自己的意志也不行。一部详尽规定的合同法均要求当事人的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意志，无异于国家在替当事人订立合同。因此，新合同法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允许当事人的意志在一些条件下不同于国家的意志。新的合同法(草案)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一是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条款。这些条款涉及到从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内容和效力到合同的履行和合同责任等各个领域以及买卖、租赁、运输、行纪等各种合同。二是新合同法(草案)中有不少作为当事人合意的补充的法律条款。例如，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质量要求、价款、履行地点、期限和方式等)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又不能达成补
充协议并且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第61条、62条)。另如第142 条规定：“当事人未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合同法中的这类规定，在适用时不能优先于当事人的约定;只有在当事人的约定不明确、其意思内容依法又不能确定时，才作为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空白的补充来适用。
(四)合同自由原则与合同管理
合同自由与合同管理是一对矛盾。在贯彻合同自由原则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合同管理，是新合同法起草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新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多数意见主张在新的统一合同法中不宜再规定合同管理制度;但另一些人则坚持应把合同管理制度写进新合同法。1995年1 月的“建议草
案”(第1稿)对合同管理完全持否定态度，没有涉及合同管理的内容。1998年9月公布的合同法(草案)采取了折衷的观点，正文不规定合同管理，在附则中设两条(第432条、433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负责对合同的监督，和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的处理。实际上是将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中的两条(第44条、45条)照搬过来、挪个位置。在随后的1998年12月合同法(草案)(三次审议稿)中，对合同管理的规定又有了一些变化：即将原公布草案中规定在附则中的两条(第432条、433条)前移到总则部分(第124条、125条)，并在“合同订立”一章中增加规定：“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第12条第2款)。从上述起草过程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新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自由原则与合同管理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是否规定合同管理和如何规定合同管理两点。对此，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从合同管理制度的产生来看，它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要求和观念，与新合同法不相协调。《经济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管理是对经济合同的管理，这是与经济合同的性质相适应的。因为经济合同被看做“既是使国家计划具体化和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形式，又是制定计划的重要依据和必要的补充。经济合同应当确保国家计划的贯彻执行。”(注：顾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草案〉的说明》。)经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管理制度，如对经济合同的检查、考核和信贷管理、结算管理等，(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81年)第6章。)也主要都是围绕经济合同的计划性来规定的。后来修改经济合同法时虽然已将这些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删去，但由于经济合同的概念仍然存在，所包含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合同观念仍未完全消除，“经济合同的管理”也就作为一章仍然存在。在新合同法的制定中，已经不再存在这种立法基础，调整的不再是经济合同，而是统一的民事合同;相应地也不能再以经济合同法中的合同管理观念来看待新合同法所面临的合同管理问题，不能再以经济合同法中的合同管理制度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关系。
2.从公法与私法的现代社会二元法律结构来看，新合同法不宜规定合同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属于公法的范畴，其有关规定是公法规范;而新的统一合同法是最为典型的私法。如果说由于经济合同法是在“纵横统一论”的经济法观支配下而制定的，本身是有公法、私法不分或公、私法结合的特点，在其中专章规定合同管理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纯粹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为对象的合同法中，再专门规定合同管理制度就将难以自圆其说，显得不伦不类。因为就法律性质而言，合同管理制度应在行政法律中进行规定。特别是关于由谁管、如何管、管哪些和因管理失误而造成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都必须由相关的行政法律来规定。
3.从所谓合同管理制度的内容本身来看，(注：1998年11月10日《法制日报》，第2版，《确立合同监管不应遮遮掩掩》一文对合同管理提出5点主张：合同监督是原则问题;确立自律、行政监管、民间仲裁、司法审判相结合的合同管理模式，不能对行政监管含糊其辞;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无效合同确认权和查处合同违法行为的强制措施;增加关于合同示范文本和合同鉴证的规定。)由新合同法对其进行规定也是不妥的。首先，政府对合同的检查监督只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全部合同行为都进行检查监管。那种试图采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管理”(注：1998年11月10日《法制日报》，第2版，《确立合同监管不应遮遮掩掩》一文对合同管理提出5点主张：合同监督是原则问题;确立自律、行政监管、民间仲裁、司法审判相结合的合同管理模式，不能对行政监管含糊其辞;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无效合同确认权和查处合同违法行为的强制措施;增加关于合同示范文本和合同鉴证的规定。)的方式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有害的。如果要求每一个合同在“事前”主动报告、然后准备随时接受检查，监管也许得到“全过程”、“全方位”地落实了，但是，合同交易的效率也将随之大大降低。这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快速、多变的经济流转要求不相适应的。其次，至于实践中大量因欺诈等违法而无效的合同得不到处理的问题，其症结主要在于无效的提起这个环节，可以通过完善合同无效的提起制度来解决。比如，国外有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就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向法院提出确认无效之诉。另外，无效的提起和确认不能集于一身。如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既享有对无效合同的查处权和无效提起权，又享有合同无效的确认权，权力就会失去制衡。这种合同管理制度是危险的。第三，合同管理制度不能有效解决合同欺诈严重、市场信用降低的问题。这一问题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即是我国现阶段市场信用机制薄弱。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信用经济，而信用又常常表现为信息。无论是以欺诈手段签订合同，还是以合同为手段进行欺诈，就受害人一方而言，无非都是由于其关于对方信用的信息不灵、不真造成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商业资信和信誉的咨询、
查询机构和业务也是极其发达的。在我国，这种信息提供和咨询仍是空白点。弥补这一空白，加强信用机制，是防止和减少合同领域欺诈现象的一项有效措施。单靠对合同的检查、监督等行政干预手段只是治表而难以治本。
三.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合同关系当事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民事主体个人能力之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但合同自由的赋予在促进了人性解放的同时，由于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对私益的无限追求，使得人们发现，随着现代社会交易关系的复杂化，不论法律多么周全，合同多么严密，只要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于是，就需要有防范性的原则，以便当事人在利用合同自由原则行事而发生与该原则不符之结果时，能对该结果加以修正，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注：姚新华：《契约自由论》，《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1期。 )特别是在象我国这样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家里，为了解决人们在适用法律规则和当事人约定时产生的“合法不合理”现象，防止法律异化，在合同法中注入象“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弹性条款显得格外必要。所以，此次我国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十分重视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并围绕该原则形成一套详尽的规范体系。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是我国新合同法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合同自由原则是近代私法走向进步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现代私法由个人本位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转化，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结合则成为现代私法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正是在合同法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要求最早出现在合同履行领域。《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当以善意履行”，
学者们一般将该规定所要求的“善意”解释为诚实信用，而真正将“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规范确立下来的，应是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该法典第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诚实信用，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但依该法之规定，当事人可以以特约排除对诚实信用履行要求的适用，所以该法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在性质上仍属于任意性规范，难以称为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德国民法典》冲破了概念法学的阻碍，明确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强行性规范规定下来，并将其作用领域由合同扩大到一切债之关系中。该法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债之履行的基本原则。而及至《瑞士民法典》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作用的领域扩张到一切民事活动领域，成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法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使诚实信用原则不仅适用于债务人，也同样适用于债权人，不仅适用于合同及债的履行，而且适用于一切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被学者们称为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甚至有人主张，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不限于私法，对于民事诉讼法，乃至刑法、宪法亦应适用。(注：史尚宽：《债法总论》，第321页。 )足见其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然而，诚实信用原则只有在私法中才具有重要价值，在私法中尤以合同法为其主要作用领域。
适应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此次制定的我国新合同法，在其草案的第1章第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应予说明的是，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要求人们在进行交易行为时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要求当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不仅要承担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还应承担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诚实、善意的附随义务，即对于依照通常人看法应由债务人承
担的义务，即使合同未作约定，债务人也应履行。对于债权人而言，虽有权接受债务人的给付，但也不意味其可以高高在上，而应尽到相互协作、配合的义务，诚实信用不仅调整着经济关系，而且推动着人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二)诚实信用原则使我国新合同法成为一个科学的规范体系
此次我国统一合同法的起草，不仅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中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围绕着诚实信用原则，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合同义务体系和适用规则，从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解释乃至终止，整个交易过程始终贯彻着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丰富了我国合同关系的内容，体现了现代合同法对当事人保护周密化、精致化的趋向。
1.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订立中的先合同义务
按传统民法，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前相互之间并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彼此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过错致使合同不能成立，而导致信赖该合同能够成立而为此积极准备的相对方遭受损失，此种损失仅因合同没有成立，而失去对过错方的约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随着耶林关于缔约上过失责任理论的提出，人们逐渐认识到合同关系是一种基于信赖而发生的法律上的特别结合关系。当事人为了缔结合同而进行磋商之际，已由一般普通关系而进入特殊结合关系，这就要求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超出一般普通关系所要求的侵权行为法上的注意义务，而负起保护这种特殊信赖关系的协作义务、通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义务、保密义务等附随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的订立阶段被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担缔约上过失责任。由此表明，现代民法不仅要保护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对于正在产生过程中的“合同关系”(信赖关系)也给予特别的保护。
适应现代民法的这一要求，我国合同法(草案)第40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以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而恶意进行磋商或者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并且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第41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负有保密的义务，违反此义务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产生的缔约上过失责任，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都没有作一般规定，而仅是就特别情形设个别规定。只是在学说和判例上主张应扩大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进而建立缔约上过失责任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合理规范当事人之间的缔约磋商行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要求，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第197条和第198条设有明文将缔约上过失责任作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予以规定。(注：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103页。)我国合同法对缔约上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规定，除了明确列举恶意磋商和违反保密义务以外，还规定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也适用缔约上过失责任。这一开放性条款使得缔约上过失的责任成为我国合同法的一项一般法律原则，于此而言，这一规定具有先进性。但这一规定没有先明确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径直规定缔约上过失责任，从体系上看未见圆满，使得人们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将会出现大量援引“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这一模糊条款，实质上就成为人们在援引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从而会使这一规定在执行中的力度大大减弱。我们认为，此处应对诚实信用所要求的先合同义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例如学者建议稿第29条)以便当事人适用。
2.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履行时的附随义务
我国新合同法(草案)第6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该条第2款又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下列义务：
(1 )及时通知;(2)协助;(3)提供必要条件;(4)防止损失扩大;(5)保密。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合同法要求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仅要承担合同明确约定的给付义务，而且还应承担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各种附随义务，以使交易过程能够圆满、妥当地进行。
附随义务并非在订立合同一开始就能确定下来，而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以及交易习惯而逐渐产生的义务，因为无论是立法者的法律规定，还是合同当事人的约定，都无法穷尽人事的变幻，也无法详尽地、事无巨细地规定当事人义务的全部内容，但是为了使交易能够圆润地完成，即使合同没有约定，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对其应当负担的义务，不得借口合同没有约定而拒绝履行。兹有史尚宽先生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此问题，例如，在买卖马的合同中，债务人不仅应履行合同明确约定的交付马的给付义务，同时也应负担在交付前饲养马并适当放牧的积极附随义务和不得在交付前过于劳累其马的消极附随义务，以及交付时注意保护债权人财产(如不撞毁债权人门上玻璃等)的附随义务。(注：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第329 页。)这些附随义务即便当事人事前没有约定，但本着一个诚实、善意人的标准，债务人也应负担。
附随义务的主要作用在于辅助给付义务的履行和保护债权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附随义务的产生和对合同关系的加入，使得过去只注重给付义务的合同履行由粗糙变得精细。这种对附随义务的关注应贯彻于合同履行的全部过程和各个方面，例如当事人虽有约定随时可以履行债务，但应在适当的时候履行债务，而不得于深夜叩门还钱或者在歹徒抢劫时还钱;当事人虽未明确约定债务履行方式，但应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而不得用脚夹钱递于他人鼻下还钱，或者雨天掷信件于地上送信，凡此种种，都要求合同关系当事人以爱人如己之心善尽义务，才是符合法律的真正要求。
我国合同法此次规定，当事人在债务履行过程中应负担通知、协助、保密、提供必要条件等附随义务，除此之外，对“根据合同之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产生的义务”进行扩张解释，如还应包
括告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义务等。对于违反附随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我国合同法(草案)未作规定。一般认为违反附随义务的履行不产生履行的效力，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并不消灭，应以合于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的方式另行履行;债务人因违反附随义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应当指出公布的合同法(草案)第61条第2款第(4)项所规定“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学理上被称为不真正义务，对此种义务的违反，并不产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义务人承担权利减损的不利后果。
3.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终止后的后合同义务
按传统民法，合同关系终止后，当事人即脱离了合同的约束，彼此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但有时这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不够周到，于是现代民法理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创设了后合同义务。即在合同关系终止后，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仍应负有某种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以维护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例如，租赁关系终止后，房主应容许承租人在一定期间内在门前适当地方张贴迁移启事，以及他人问询时房主有告知的义务;雇佣合同终止后，雇主应受雇人的请求有开具服务证明书的义务，而受雇人在离职后对于工作期间所接触到的商业秘密有保密的义务。
我国新合同法(草案)第93条适应现代法学潮流规定，合同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4.诚实信用原则与情事变更原则
我国新合同法(草案)第76条规定，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形势等客观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由此确立了我国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原则，而情事变更原则渊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变更和解除领域的运用和具体化。
因为合同依法成立之时，有其信赖的客观环境，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建立在这一客观环境的基础上的，当该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不复存在，原来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新形成的客观环境不相适应，如果僵化地坚守原来的合同内容，将造成不公平的结果，此时只有将合同加以改变乃至解除，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注：崔建远：《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才不致使法律异化为人们的枷锁。
5.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解释
合同属于当事人自创的规范，源自当事人的意思，在于满足不同的利益;加上表达这些意思所用的语言文字未臻精确，因而在合同订立或履行过程中对其意义、内容或适用范围，难免发生疑义，这使得合同解释在实践中非常必要和普遍。(注：崔建远：《关于制定合同法的若干建议》，《法学前沿》第2辑，第39 页。)对合同进行解释的方法很多，其中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便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为各国民法所采用。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57 条规定：“合同应按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进行解释。”意大利民法典第1366条规定：“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契约”，这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具有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注：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其在合同解释中的主要作用在于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地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此，我国合同法(草案)第434 条明确规定，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解释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这一规定甚为简略，缺乏可操作性，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对我国整个合同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十分活跃，在私法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由内心趋向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趋向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滥用自由之思想趋向权利滥用禁止之思想，已由个人本位趋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诚实信用原则日益受到重视，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我国新合同法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应给予诚实信用原则以应有的地位。
简答题 1、我国合同法的特点：（1）从实际出发，总结与借鉴吸收相结合的原则清晰突出。（2）鼓励交易与意思自治的理念明确充分。（3）法制定和实施的时代特别显著、集中。（4）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交易便捷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相互兼顾。（5）普遍化的合同制度与类型得到了全面规制。（6）新的法律框架科学严谨，各种新制度构筑完备。（7）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立法语言日超规范。 2、我国合同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意义：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规范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以下主要意义：（1）凝固和体现了立法的根本精神。（2）是具体规范的总的指导思想。（3）供了最高的行为准则，确立了一般性的行为模式。（4）是实施法律的根本依据。 3、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特征：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一般规范性和不确定性。首先，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一般规范性。一般规范性是相对于民法的具体规范而言的，是指其确立一般的行为模式，并由合同法规定的一般的责任作为保障。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存在价值不仅在于通过其能够准确地理解和适用合同法，而且在合同法没有具体规定时还可以直接作为判案的依据，具有在个案中可资援引的规范意义。换言之，合同法基本原则主要是与具体的合同法规范结合起来发挥法律调整 作用，主要具有补充性质，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律依据。其次，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基本原则是由模糊概念构成的，其理解和适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4、区分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意义：（1）义务内容不同。在无偿合同中，利益的出让人原则上只需承担较低的注意义务；而在有偿合同，当事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显然大于无偿合同。（2）主体要求不同。在有偿合同，当事人双方均必须是安全行为能力人；而在无偿合同，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成为纯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3）对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来讲，如果债务人将其财产无偿转让给第三人，严重减少债务人的财产，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转让行为。但对于有偿合同而且不是明显的低价处分合同，债权人的撤销权只有在第三人有恶意时方能行使。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往往也要求善意第三人系通过有偿合同取得该动产，否则不能成立善意取得。 5、区分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的法律意义：区分这两类合同的法律意义在于明了格式合同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否则导致无效。而非格式合同的内容则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可根据情况约定变更。正因为如此，法律通常要对格式合同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目的在于尽可能在公平的前提下，保证处在弱势的相对人利益受到切实保障，我国新颁布的合同法在"合同的订立"一章中就有关于格式合同的专门规定。而非格式合同已充分考虑并给了当事人双方合意自治权，无需再予特殊的法律救济。 6、格式合同的法律特征：（1）格式合同的要约具有广泛性、持久性和细节性。（2）格式合同的条款具有一方事先决定性。（3）合同条
论《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发达和限制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它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原则，是保障市场安全，有序运行的重要法律原则。在现代市场社会中，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高度发达，诚信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合同法》不仅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为本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将这一原则确定为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是要求一切民事主体在市场活动中都必须恪守诺言，讲究信用，诚实无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谋求自己的利益。正确理解和适用诚实原则，对于合同当事人恰当的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处理相关纠纷案件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 一诚信在中国的的含义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名扬天下的礼仪之邦，有着崇尚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并把诚实守信作为为人处世，接人待物的伦常规范。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的伦理基础是“诚”和“信”，作为个人的内在德性的“诚”，也就是诚实，这种诚实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体现;“信”则是对他人产生信任。古往今来，诚实和信用都是人与人发生关系所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强调“民以诚而立”，儒家文化“言必行，行必果”信用被中国传统道德提升为立人与立国之本。我国的诚实信用原则是在近代民事立法中仿效了大陆法系的传统，从德国、日本等国继受了诚实信用原则。1999 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诚实信用原则做出了准确界定，即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的，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 1. 维持市场秩序，保护交易安全交易就是以物品和劳务为载体的关于未来收益权利的自愿转让。当事人有参加交易的自由，也有不参加交易的自由。这反映在合同法上，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形象地说，合同自由原则就像赛跑时的起跑线，它只能保证运动员（交易中的当事人）在起跑时的公平，却无力阻止某一方在比赛时的违规行为，只有裁判才能维护比赛过程与比赛结果的公平，而裁判的角色就是由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充当的。 诚信原则要求参与交易的各方应当诚实善意的履行给付义务，这是交易安全的核心。作为合同主义务的给付义务，在合同条款中有着明确的规定，某一方当事人违反该义务，即构成违约，就要承担违约责任。但问题是，在一方当事人按照合同要求履行了义务时，却有可能因为履行中的不当行为，危害到交易的安全与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例如，甲乙订立承揽合同，乙为甲打制家具。乙可能担心完工后甲不付或少付报酬，因此要求甲预付报酬，而甲又担心若先付报酬，乙可能不完成或不按时完成工作。如果没有善意真诚、守信无欺、公平合理为交易的基本要求，交易必然在一种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的气氛下进行，这种交易将是低效的，也是不稳定的、不安全的。没有诚信原则的保证，人们可能只愿做那些即时结清也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这就大大限制了财产的流转，资源的配置也无法达到最优。所以，在合同法中规制与诚信原则，能有效的减少和制止交易中的欺诈、猜忌，在交易各方之间建立起信任与合理的期待，从而使资源按照预期的设定安全转移，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催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合同法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 一、地位 合同自由原则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 二、合同自由的含义及其内容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二）合同自由的内容 1、契约自由 也称缔约合同的自由，指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2、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即当事人有权决定选择何人作为交易伙伴，决定与何人缔结合同，任何人均不负有必须与特定人缔约的义务。 3、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 4、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5、变更、解除和终止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6、选择准据法的自由 准据法，是指经冲突规范援用来具体确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特定法域的实体法。是国
合同自由原则的表现及限制 法制网 2011-07-05 11:17:30 亓晓萌 依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自由是在交易过程中主体意思自由,可根据自己的意思创设与他人之间的私法关系并应受约束,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均不得干涉。 合同自由原则是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的核心,也是它在合同法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是对个人意志的高度尊重。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民法的私法属性,反映了作为私法的民法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在民事流转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合同自由原则的表现 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的具体相关制度中包括以下几种表现情形: 首先,在形式上,合同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减少法律规定对合同形式的限制,当事人选择是合同形式自由的充分保障。
其次,在合同成立上,以诺成为原则。合同既然是双方当事人合意创立的,那么合意达成之时即合同成立之时,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由。 再次,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瑕疵加以救济。合同自由是为了保障当事人自由的意思表达,若当事人意思表示不自由,如在缔约过程中遇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况,出现不自由的意思表示,则可以撤销合同。这既是对当事人自由意思的尊重,也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消极方面的维护。 最后,在合同解释上采用意思主义。即当遇到对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在实际履行的过程中发生理解上的分歧时,需要对合同作出解释,那么此时作出的解释,应当尊重缔约人的意思表达,探求缔约人的真正意思,而不拘泥于字面意思。合同解释采用意思主义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尊重,也是对当事人合同内容自由选择权的尊重。是合同当事人自由选择合同内容的自由在合同成立后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对当事人选择的合同内容得到精确履行的保障。 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自由,合同自由也是如此。正如法
[摘要]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对合同法立法、执法、司法及其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如此，将什么原则确立为合同法基本原则本身即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来看，合同自由、诚实信用、鼓励交易应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该三原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关键词]合同法基本原则合同自由诚实信用鼓励交易 一、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一)合同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内涵 法律原则指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法律准则。它是储存于法律规定中的价值准则，不是法律规定本身，不直接涵摄案件事实，须被法律规定或法条承载。但这种承载并非明白无误地直接宣示。直接宣示只是部份法律原则的确定方式，但多数法律原则必须从法律规定中借助整体类推或回归立法理由的办法推求出来。那些贯穿于某一类法中的最高层次的共同性价值准则，可称为该类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合同法制度和规范中的价值准则，是合同法的主旨和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合同法基本原则既然是合同法的最高层次的价值准则，就应该能与整个合同法的内容和功能结合起来，既要适用于整个合同法规范，又能体现出合同法的基本价值；既不能将其他法律、特别是其上位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作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那样便体现不出其特殊性，同时，也不能将适用于某一合同制度的具体法律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如此便丧失了其价值承载功能。 为此，我认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为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三、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 （一）合同自由是前提 合同既是当事人意思一致的结果，这种意思的表示就必须是自由的，不受非法干涉与强制的，才能体现主体的真实意思，才符合正义的要求。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当事人须受自己意思表示的约束，如果这种意思表示不自由，将导致非正义的发生。 （二）诚实信用矫正合同自由
论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一：学说与起源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现象。 在大陆法系，它常常被称为是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为“帝王规则”。该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称为“善意”原则，法国民法中也称为“善意”原则，德国民法称为“诚实和信用”原则，在日本法中称为“信义诚实”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实信用原则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现了扩张的迹象。许多法律概念、规则、规范乃至原理、制度，均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冲击或影响下发生了或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然而，何为诚实信用原则，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1]：第一，主观判断说。认为应从主观的角度来确定诚实信用的内容。第二，利益平衡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宗旨在于谋求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第三，行为规则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旨在确定一定的行为规则，这就是诚实守信、不欺诈他人的规则。 这三种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揭示了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内涵，因此各有其理论价值。但是，由于角度的单一和方法的欠缺，它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各自的不足。主观判断说因过于抽象，不易在实践中操作，因此极少被采纳;利益平衡说虽然概括了诚实信用在平衡利益方面的重要功能，但未能全面概括诚信原则的全部功能;行为规则说虽然强调了诚信原则在确定民事主体的行为规则方面的价值，但忽略了诚信原则在平衡当事人利益方面的功能。 二：概念与本质 《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在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的方法。《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是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具体是指在合同的订立、履行过程中，缔约人应当诚实有信，遵守诺言，实践成约，正当竞争，而不能规避法律和曲解合同。它包括如下三个内容：一是合同前义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不得假借签约而恶意进行磋商，不得故意隐瞒与
考试科目:《合同法》 一、是非题：（本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计10分） 1．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属于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能以约定加以排除。（）2．“平等”的原则要求合同当事人之间交易结果的平等。（） 3．严格限制无效合同体现了合同法的鼓励交易原则。（） 4．所有的要约都是向特定的某一人发出的。（） 5．法定的默示条款：指在特定种类的合同中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条款。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补充。（） 6．履行合同的行为一般是积极的作为，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7．债权人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向人民法院行使代位权。（） 8．古代合同法的特点是合同种类少、合同主体少、重形式轻内容。（） 9．分期付款买卖也属于一时合同。（） 10．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一律无效。（） 二、单选题：（本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计10分） 1．强调具体人格、限制合同自由原则、社会责任抬头的合同法是：（） A、古代合同法； B、近代合同法； C、现代合同法。 2．要约可以撤消，撤消要约的通知应当在（）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A、合同成立 B、受要约人的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 C、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 D、要约有效期届满 3．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作出修正的默示条款是：（）。 A、事实上的默示条款； B、法定的默示条款； C、习惯的默示条款。 4．对于无代理权人订立的合同，相对人不行使撤消权，被代理人也拒绝追认的，其效力的确认正确的说法是：（）。 A、合同无效 B、合同有效，约束被代理人和相对人 C、合同有效，约束无权代理人和被代理人 D、合同有效，约束无权代理人和相对人
5．原则上，合同的成立的时间是：（）。 A、承诺生效的时间； B、承诺发出的时间； C、开始履行的时间 三、多选题：（本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计15分） 1．属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有（）。 A、危害国家公序的行为 B、危害家庭关系的行为 C、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 D、合法的射幸行为 2．必须采用招标投标程序订立合同的情形包括：（） A、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的设计 B、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的施工 C、使用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的监理 D、各类经营性用地的出让 3．承诺生效的要件包括：（）。 A、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作出 B、承诺必须在有效期限内作出 C、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D、承诺必须向要约人作出 4．对格式合同的正确评价是：（）。 A、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同自由 B、不应当存在 C、提高了交易效率 D、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但应当允许其存在 5．债权人享有给付的请求权和受领权，同时，（）也可以受领履行。 A、受托人 B、清算人 C、质权人 D、破产管理人 四、名词解释：（本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计20分） 1．不真正义务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成人教育考试 毕业论文 年级： 班别： 专业： 姓名： 学号： 论文题目：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指导老师：
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摘要】 合同自由原则是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之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 世纪末，资本世界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个人本位思想为基础的合同自由原则，由于自身缺陷的限制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已成为必要。本文分析了限制合同自由的必要性及其解决的途径。 十九世纪合同自由作为神圣原则被推崇。在当时的德国,合同自由作为一般行为自由的组成部分，是一项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而且法学家都认为以自由观念建立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为公正，于社会也最为有利。而且合同自由原则作为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之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劳资对立、贫富悬殊等，均与三大原则有关。于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步加强，其中法律的中心观念也逐渐由个人移向社会。法律上的自由主义为逐渐增长的国家干预主义所代替。因此民法思想开始由极端重视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并对三大原则有所修正，而作为调整经济基础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手段的合同，也不可能逃避这种变化，合同自由原则也由此开始在各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摘要I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4 二．限制合同自由的必要性.5 （一）从经济视角分析.5 （二）从政治角度分析.6 三．对合同自由限制的途径.6 （一）民法自身的制约.6 （二）其他法律的限制.7 四．对合同自由限制的具体制度 .8 （一）强制性缔约.8 （二）格式合同制度.8 （三）附随义务.9 五．外国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与我国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10 一、外国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10 二、我国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及其限制规定.11 六.小结：合同自由原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12 参考文献.13
合同自由原则⑴ 论文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强制性合同格式合同契约自由 论文摘要：合同自由原则最早产生于罗马法时期，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确立并得到充分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各国立法普遍对这一原则给予一定的限制，以保证社会的公平公正。本文论述了合同自由原则的发展历史及其主要内容，以及对合同自由原则予以限制的必要性，结合中国国情，以期能对合同自由原则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及在中国的发展 合同自由作为一种思想早在罗马法时期就产生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合同自由的雏形出现在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一一罗马法中。合同自由原则在罗马法中虽然只是一种思想，反映在诺成契约形式中，但对后世法律的影响仍是不可抹杀的；虽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罗马法的契约自由思想，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⑴[1]从十九世纪开始，商品经济在西欧及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为合同自由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实践经验；在自由经济主义经济思想和强调人类自由的理性哲学的基础上，合同自由原则适应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合同自由原则产生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并在许多假想理论和部分实践中发展起来。于是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逐渐被确认，成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原
则。正是由于合同自由原则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又为其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合同自由原则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显示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合同自由原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至被看作是一种基本的自然权利，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工具，甚至被明确包括在宪法所保护的自由中。由此，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被奉为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合同自由原则成为近代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且在大陆法系国家被奉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⑵成为十九世纪放任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一。 我国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实施过多的干预和指令性的计划管理，在合同中强调以计划为主，且把合同自由原则长期视为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被加以批判。由于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合同当事人间是独立、平等、自由的，所以在计划经济下经济关系根本没有自主性可言，更不可能存在合同自由。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国家先后颁布了《民法通则》及一一《经济合同法》、《技术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它常常称为是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为“帝王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具体来说，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如下内容和功能：1、确定诚实守信，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等行为规则;2、诚信原则要求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3、解释法律和合同的作用。 二、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的各个阶段，甚至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当事人都应当严格依据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一)合同订立阶段。在合同订立阶段，尽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当事人彼此之间已具有订约上的联系，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如下附随义务：(1)忠实的义务。当事人一方应如实向对方陈述商品的瑕疵、质量情况，同时应如实向对方陈述一些重要情事，如财产状况、履行能力等，总之要终于事实真相，不得作虚伪陈述。(2)诚实守信，不得欺诈他人。(3)相互照顾和协助的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滥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和其他手段争取不正当利益，并致他人损害。依据诚信原则产生的订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随着当事人之间的联系的不断密切和发展，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这些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 (二)合同订立后至履行前。合同订立以后，尚未履行以前，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严守诺言，认真做好各种履约准备。如果一方在履约前因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或者存在着其他法定情况，另一方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暂时终止合同的履行，并要求对方提供履行担保。但是另一方在行使终止权时应严格遵循诚信原则及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能因为对方支付能力出现暂时的或不严重的困难，便借故终止合同的履行。如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行使终止权，给对方造成损失，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履行应当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诚信原则：1、要求当事人除了应履行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以外，还应履行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各种附随义务。这些附随义务主要包括：相互协作和照顾的义务、瑕疵的告知义务、忠实的义务等。2、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内容不明确或欠缺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应依据诚信原则履行义务。 (四)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终止等过程中的诚信原则。(1)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以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而发生的情事变更，即使合同存在的基础发生动摇和丧失，且导致当事人利益的严重失衡，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应允许当事人变更和解除合同。在情事变更时，变更和解除合同应严格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如在长期的继续性合同中，任何一方依据合同规定的条件而解除合同，应当提前通知对方，使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一般而言，如一方违约后，如果违约并没有给非违约方造成重大损害，依诚实信用原则，非违约方不得提出解除合同。(2)在合同关系终止后，尽管双方当事人不再承担合同义务，但亦应根据诚信原则的要求，承担某些必要的附随义务。在合同的用语含混不清、意义不明时应依据诚信原则对合同条款予以解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需要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公平合理地确定合同的内容。(3)在合同发生争议以后，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据诚信原则，妥善地处理争议，避免给对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无论是实行替代性购买还是替代性销售，都应依诚信原则进行，不得高价购买，低价变卖，损害另一方利益。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一)平等、自愿原则 合同法的平等原则指的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包括订立合履行合同两个方面，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平等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区别律、刑事法律的重要特征，也是合同法其他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合同法的自愿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合同当事人与其他人之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自愿原则是法律赋予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法律规定的限制，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愿”。法律的限制主要有二方面。一是实体法的规定，有的法律规定某些物品不得买卖，比如毒品;合同法明确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对此当事人不能“自愿”认为有效;国家根据需要下达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的，有关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不能“自愿”不订立。这里讲的实体法，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涉及社会公共秩序。法律限制的另一方面是的规定。有的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某类合同，需经批准;转移某类财产，主要是不动产，应当办理登记手续。那么，当事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不能“自愿”地不去办理。 在合同法中，不仅对平等、自愿作了原则规定，而且在具体制度、具体规定方面体现平等、自愿原则。比较于三部合同法，
许多是新规定。主要有：第一，在合同法第一章中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二，关于合同内容。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并在其他条款中规定，当事人就数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时，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才适用法律的有关规定。第三，关于合同形式。《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四，关于格式合同。一是明确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义务，《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二是明确规定有些格式条款无效。《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三是对格式条款的解释作出特别规定。《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论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践意义 【摘要】诚实信用原则一直被看作民法中的最高原则和最高理念，普遍为法律界学者称之为“帝王规则”。它适用于物权、债权等各种民事法律关系，尤其在合同法律关系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代合同法中的作用具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它不仅是当事人的行为准则，更具有平衡利益的功能。本文主要论述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它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市场经济 《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条所确立的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法中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其效力贯穿于民法始终，因而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很高的实践价值。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涵义与本质 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指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及至合同关系终止后，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讲诚实，守信用，相互协作配合，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等等。就其内涵来说，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其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 诚实信用原则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现代民法吸取了这一道德观念，要求人们在从事活动时，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用善意的心理和方式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在不损害他人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虽以社会化理观念为基础，惟其并非道德，而是将道德法律技术化。” 诚实信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规范。不同的制度和社会经济条件，人们对诚实信用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万变都不离其宗，诚实信用只具有伦理道德上的意义。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才成为评价一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行为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不再只是道德规范，而上升为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规范，为每一个市场主体树立了一个行为准则，要求每个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严格按照这个准则去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如果一个社会的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不守合同，不讲信用，交易双方对对方履行合同都缺乏信心，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市场经济活动的萎缩，也必然导致社会的信任危机，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能否恪守诚信，已经成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适用
2011年2月（总第267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2，2011 (Cumulatively，NO.267) [摘要]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最重要的原则，在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今天，合同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于是出现了“契约死亡”的论断。然而，目前合同自由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未动摇。 [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限制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概念及形成 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1]合同自由原则来源于私法意思自治原则，所谓私法自治是指在私人领域活动的个人有权根据个人的判断自主作出决定，不受他人的干涉。私法领域的民事活动，在法律强制性规定之外，应由当事人自由约定，他人不得随意干涉。因此，私法自治体现了民事活动的基本特征，而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自治原则最突出的体现，“契约自由被视为意思自治的核心，它使当事人摆脱法律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设置其相应的法律关系。”[2]合同自由原则集中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要求商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利，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意志只要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和公序良俗原则，其意志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在合同领域就是合同自由。合同自由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和形式的自由、变更合同解除合同的自由等。 在罗马法中，就已经有了合同自由思想。但现代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原则的完备形式是在18到19世纪形成的。外国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的规定，首见于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而在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当中“自愿”一词即是我国合同法中确立的合同自由原则。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二）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必要性 “合同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中，这些自由都是受到限制的。古典的合同法理论认为，契约即公正，换句话说，合同自由可以自然导向合同正义，当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交换时，这种关系对于双方都是公正的。然而合同自由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形式的正义，并没有完全实现社会正义。梁慧星指出： “社会正义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别。而作为近代民法理念的社会正义，只是形式正义。”[3]例如，按照合同自由原则，自由订立的合同就等于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自由；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也必须按照契约的规定，严格依据合同条款裁判，而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及订立合同时是否一方当事人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或对方缺乏经验等，均不予以考虑。在经济急剧变化和形势及其复杂的今天，完全的合同自由不能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导致实质的合同正义成为天方夜谭。因此，有必要对合同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 （二）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限制的表现 随着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无法再用传统的原则去说明，贯彻传统的合同自由原则发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后果，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贯彻日益受到限制，其表现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格式条款的出现及对格式条款的规制。格式条款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缔约方式，而且对合同自由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格式条款极有可能成为限制乃至剥夺相对人合同自由的工具，如消费者可能丧失选择缔约伙伴、决定合同内容等自由。 第二，强制缔约制度的出现。“对合同自由最普遍但最重要的限制是强制缔约。但对合同自由的很多限制恰恰是处于保障合同自由的目的。”[4]在强制缔约中，受要约人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必须作出承诺，如承运人必须对旅客或托运人的要约进行承诺，从而使其丧失了决定是否订立合同的自由，即缔约自由。 第三，强制性规定增多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等一般条款的崛起。法律作出某些强制行规定，禁止当事人排斥其适用，使得当事人丧失了决定合同内容等自由，如合同法规定了免责条款，当事人不得将这些免责条款订入合同。而为了协调不受限制的合同自由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及冲突，立法者日益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道德规范引入民法规范中，使得近代以来毫无限制的合同自由受到了限制。 我国合同法也充分确认了合同正义精神，对合同当事人的自由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例如《合同法》第39至41条以及第53条对格式条款及免责条款生效的限制性规定，对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实现合同正义是十分必要的；合同法规定了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予以撤销以及直接对某些特殊合同的订立作出了必要的限制，例如第298条规定： “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要求。”所有这些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表明了合同自由只是一种相对的自由。 三、保障合同自由原则的应然地位 为实现合同正义而对合同自由进行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事实上，绝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在现实合同法制度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对合同自由的干预和限制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一个普遍事实。但要注意的是，合同法始终是私法范畴，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最根本的原则，在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必须要注意以下几个 浅论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杨江波 （西南政法大学法硕学院，重庆400031） 12
合同自由原则(1) 论文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强制性合同格式合同契约自由 论文摘要：合同自由原则最早产生于罗马法时期，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确立并得到充分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各国立法普遍对这一原则给予一定的限制，以保证社会的公平公正。本文论述了合同自由原则的发展历史及其主要内容，以及对合同自由原则予以限制的必要性，结合中国国情，以期能对合同自由原则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及在中国的发展 合同自由作为一种思想早在罗马法时期就产生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合同自由的雏形出现在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中。合同自由原则在罗马法中虽然只是一种思想，反映在诺成契约形式中，但对后世法律的影响仍是不可抹杀的；虽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罗马法的契约自由思想，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⑴[1] 从十九世纪开始，商品经济在西欧及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为合同自由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实践经验；在自由经济主义经济思想和强调人类自由的理性哲学的基础上，合同自由
原则适应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合同自由原则产生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并在许多假想理论和部分实践中发展起来。于是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逐渐被确认，成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正是由于合同自由原则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又为其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合同自由原则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显示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合同自由原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至被看作是一种基本的自然权利，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工具，甚至被明确包括在宪法所保护的自由中。由此，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被奉为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合同自由原则成为近代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且在大陆法系国家被奉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⑵成为十九世纪放任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一。 我国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实施过多的干预和指令性的计划管理，在合同中强调以计划为主，且把合同自由原则长期视为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被加以批判。由于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合同当事人间是独立、平等、自由的，所以在计划经济下经济关系根本没有自主性可言，更不可能存在合同自由。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国家先后颁布了《民法通则》及——《经济合同法》、《技术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发展和应用 王锋 （甘肃.陇南 742500） 摘要:本文通过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兴起及发展、在合同订立和履行等各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及其适用的阐述，进一步明确诚信原则在合同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违背诚信原则而产生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 关键词:诚实信用合同应用 所谓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勃兴的基础在于用设立弹性条款的方法来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在某些场合以客观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选择的主观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实现主体之间的实质平等，平衡主体之间的利益以及主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法律不再对当事人的自治行为采取放任态度，“最终由诚实信用与意思自治形成制度性妥协和反思性平衡”。诚实信用原则极大地促进了合同理论的发展，成为当代合同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传统合同理论的衰退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兴起 在传统合同理论的发展过程中，1804年，在法国大革命后空前膨胀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气氛中颁行的《法国民法典》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因为“该法典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自由主义的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法典的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仅得依当事人的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法国注释法学者对法典1134条所作的穿凿附会的注释而构建的契约理论体系中，契约自由被抬高至无以复加的地位，成为传统合同理论的核心原则，并由此引出了统治西方法学界一百多年的契约法的唯意志论。 1896年诞生的《德国民法典》，成为又一部对世界法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典。关于合同方面，该法典在注释法学与实证法学基础上对自由主义精神继续进行了发扬，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成为整个契约之债的中心内容。尽管法典已有部分条文（如第138条）用诚实信用原则和善良风俗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不能适应世纪之交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需要。 自成体系的英美近代合同理论建立于十九世纪末，强调一切合同皆以形式主义的对价为内核，对价原理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对价即类似互负对等权利义务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所体现的仍是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 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传统合同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传统合同理论的核心为契约自由，这条原则被西方法学家提高到了合同理论纲领性的地位，由此形成了唯一的指导性原则和一元主义的价值取向。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形式上的契约自由往往导致实质上的极度不公平和非正义，意思自治为中心的绝对的个人利益至上导致了社会利益与合
合同法基本原则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和执行合同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合同法的灵魂。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区别其他法律的标志，集中体现了合同法的基本特征。 平等、自愿原则合同法的平等原则指的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包括订立和履行合同两个方面，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平等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区别行政法律、刑事法律的重要特征，也是合同法其他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合同法的自愿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合同当事人与其他人之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自愿原则是法律赋予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法律规定的限制，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愿” 在合同法中，不仅对平等、自愿作了原则规定，而且在具体制度、具体规定方面体现平等、自愿原则。《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这里讲的公平，既表现在订立合同时的公平，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发生合同纠纷时公平处理，既要切实保护守约方的合法利益，也不能使违约方因较小的过失承担过重的责任；还表现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因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履行合同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公平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诚实，要表里如一，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二是守信，要言行一致，不能反复无常，也不能口惠而实不至。三是从当事人协商合同条款时起，就处于特殊的合作关系中，当事人应当恪守商业道德，履行相互协助、通知、保密等义务。 公平原则既表现在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方面，更表现在个别的具体的合同之中，任何一个合同都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体现公平原则的精神。由于合同种类广泛性，有的合同属于无偿合同，用公平原则比等价有偿涵盖更宽一些，更能照顾千姿百态的各类合同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的适用面愈来愈宽。有人认为，按照恪守商业道德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包含公平的意思。除合同履行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外，合同法规定诚实信用还适用于订立合同阶段，即前契约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