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性保护的立法研究摘要：新闻传媒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公众人物隐私权侵权现象愈演愈烈，如前些年香港艺人陈冠希的”艳照门”等艳照流露事件，这一系列的事件扯出了背后的种种法律问题。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应如何去保护？本文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相关概念入手，提出了对公众人物隐私权应进行限制性保护的观点，并在阐述其原则基础最终提出完善立法的措施，以期为国家立法提供意见，从而为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提供法律保障。

关键词：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性保护隐私权；立法一、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相关概念及特点（一）公众人物的界定对于公众人物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我国最早出现”公众人物”的概念是在2002年原中国足球队员范志毅诉上海《东方体育日报》一案的判词中，”其消息来源并非主观臆造，从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上看，旨在连续调查赌球传闻的真实性。

即使原告认为报道指明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予以忍受。

”①不过，世界上最早使用”公众人物”概念的是1964年美国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

学界王利明教授认为，公众人物又称”公众形象＂，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高知名度且言行具有影响力的人。

主要包括文艺界、娱乐界、体育界的明星、科学家、文学家、知名学者、劳动模范、罪犯及其亲属，偶然卷入新闻事件的”非自愿的公众人物”等；广义而言，政府重要公职人员、公益组织领导人也属于公众人物。

②（二）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概念及特点公众人物隐私权就是指公众人物这一特殊主体对自己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的控制权。

③它较普通隐私权有以下特点：（1）公众兴趣性。

公众人物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其工作与生活都为人们所热切关注，能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广泛兴趣。

（2）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

公众人物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重大的影响力、道德示范力和引导力。

他们的言行举止不仅是属于个人的，同时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自然地成为公共利益内容的一部分。

（3）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性。

公众知情权是指社会公众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隐私权重在保护个人信息，具有保守性、封闭性和自控性，知情权重在让社会公众了解各种信息，具有公开性、开放性和外向性，二者具有天然的对抗性，这在公众人物身上表现的就更加尖锐和明显。

（4）权利保护的限制性。

公众人物的知名度、影响力远非普通公民所能及，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权利和地位，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隐私权的行使方面就要受到一定限制，其保护范围比一般公民要小。

因此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应当受到限制。

二、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性保护的该当性（一）基于法律规定隐私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关系到个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

我国法律对隐私权做了相应规定。

《宪法》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使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我国民法、刑法、诉讼法均对公民隐私权的内容做了保护规定。

同时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众人物也属于公民，因此其隐私权也同样受到平等保护。

（二）基于新闻自由的需要新闻自由是民众及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媒体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

新闻自由本质在于公开事实，必然与隐私权的隐蔽性相冲突。

特别是公众人物，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可谓亲密而又复杂。

一方面他们需要新闻媒体给予足够的关注，以扩大其影响和知名度，甚至有时会通过制造所谓的花边新闻进行炒作，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曝光率”，以吸引公众的眼球；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想媒体过多地干预其私人生活，给其造成不良影响。

这样的一种矛盾心态，使公众人物在对待新闻媒体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曝光时往往采取双重标准：需要扩大影响度时允许甚至鼓励媒体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报道，希望减少干扰时反对媒体公开自己的隐私。

但新闻媒体绝不只是公众人物的”传声筒”，它更应该是亿万民众的”喉舌”，特别是当公共利益、公众合理兴趣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相冲突时，新闻自由应高于公众人物隐私权。

④（三）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是关系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利益的总和。

而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进行限制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行为方式都较易为社会民众所模仿，起社会风向标的作用，对社会影响巨大。

第二，公众人物一般皆为个行业的佼佼者，在权利资源和人气资源方面都占有较大优势，尤其是针对政治性公众人物，为了对权利进行有效制约，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故有必要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利进行限制和平衡。

三、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进行限制性保护的原则（一）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当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公众人物的个人利益一般应服从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优先原则针对的主要是政治性公众人物。

对于政治公众人物，他的一些个人信息、活动情况，尤其是与其职业相关的那一部分信息，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

其年龄、学历等个人状况对其能否适当履行公职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已不再属于单纯的个人信息，而是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必然联系的信息。

比如政治高级官员一般要向社会公布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情况等。

当公众人物涉嫌犯罪时，不能以其隐私权来规避法律追究。

（二）有限的公众合理兴趣原则公众人物的知名度来源于公众的关注，他们借助媒体名声大噪，获得了较常人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

既然受益于媒体的宣传、公众的关注，为了满足公众合理兴趣，公众人物的相关信息也就失去了隐私保护的必要性。

为了满足公众的合理兴趣，可以对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但这些公众兴趣必须是公众应知的、合理的。

（三）尊重人格尊严原则人格尊严是人格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限制应以保障公众人物的人格尊严为最低底线。

因此，在对公众人物的部分隐私进行披露、报道时应尽量保持客观，不能为迎合公众兴趣而炒作花边新闻，更不得有侮辱、诽谤行为。

公众人物在受到追诉后，司法机关应按照法定程序限制其隐私权范围，但必须尊重其人格。

（四）多层次划分原则由于不同种类的公众人物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同，因此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性保护应按不同种类区别对待。

比如对政治性公众人物和娱乐性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限制程度就有所不同，政府高官的财产状况一般都要公开、公示，不属于个人隐私范畴，而娱乐明星的财产状况纯属个人隐私。

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官员要牺牲一部分隐私权，而娱乐明星的隐私很少涉及公共利益，因而基于公共利益限制隐私的情况较少。

（五）利益平衡原则公众人物因新闻媒体和大众关注而声名大震，荣誉和光环都随之而来，公众人物获得的物质、精神利益相对于普通人都无法比拟，因此公众人物应当牺牲部分隐私权，以满足公共利益和公众的合理兴趣，实现利益平衡。

四、完善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性保护的立法建议我国《侵权法》中首次明确提出隐私权一说，将隐私权保护形式由间接保护变为直接保护，这也正体现了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重视。

但关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我国立法并没有相关规定，因此加强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性保护关键是完善立法，为司法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法律指导。

我国可以制定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进行相应规定，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完善：1.明确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主体、客体、内容、侵权构成要件和侵权责任等。

我国可以借鉴吸收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如美国的《隐私权法》，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隐私权专门立法，并在该立法中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主体、客体、侵权构成要件和侵权责任等做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

2.对公众人物隐私权划分层次进行限制性保护对公众人物进行划分，对不同性质的公众人物适用不同的隐私权保护标准。

其中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限制较严格，当政治性公众人物隐私权涉及公共利益时，其隐私权应让位于公共利益，而社会性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一般不涉及公共利益，其隐私权保护的程度更高。

如公共官员的个人财产状况应向大众公布，而体育明星的个人财产则属个人隐私权的范围。

对娱乐性公众人物在面临公众的合理兴趣时，其隐私权应合理让位于公众的合理兴趣，以协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

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这种分层次的限制性保护会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同样也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

3.明确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核心范围通过专门立法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范围进行划定，可以避免对公众人物限制而造成过分的侵害发生。

具体核心范围可以包括：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夫妻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等等。

上述内容是一个自然人的基本人格权，公众人物作为自然人也应不例外地受到保护。

同时，公众人物对于自身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私人事物也绝对地不容侵犯。

4.建立公众人物隐私的特许曝光制度为了保障新闻自由，协调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两者之间的冲突，我们应建立公众人物隐私的特许曝光制度，对公众人物的违纪违规、犯罪违法、道德堕落等不良行为实行曝光特许，各类媒体可以对其进行公开披露。

如媒体对汪小菲醉驾案进行合理披露就是符合特许曝光制度要求的。

因为公众人物社会地位越高、职权越大、影响力越大，与公共利益关联程度也越高，这些公众人物的活动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其不良行为对社会公序良俗危害更甚，新闻舆论有责任也有权利加以披露。

为促使公众人物谨言慎行，自觉规范约束自身行为，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我们鼓励对公众人物的不良行为进行批评、监督，但同时反对把公众人物正常范围内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作为哗众取宠、迎合低级趣味的手段。

⑤五、结语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人们的权利意识在不断提高，其自身的隐私意识也在不断觉醒，对公众人物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因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与新闻舆论监督权、社会公众知情权间的矛盾也在愈演愈烈。

当前情况下，应该积极主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关于隐私保护方面的立法经验，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完善立法并完善相应配套措施，以此协调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以及新闻媒体的矛盾，以促进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和新闻媒体事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1] 曹越. 从范志毅败诉看舆论监督中”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j]. 新闻战线, 2003年第6期.[2]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38页.[3] 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0－482页[4] 史佳欣:论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西北大学，2009年6月.[5] 程海军:公众人物隐私权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3月作者简介：刘文韬（1987-），男，辽宁丹东人，中南大学09级法律硕士；熊丽花（1987-），女，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10级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