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领域专家与著名学者

档案学专家——吴宝康

吴宝康1917年出生，浙江湖州南浔人，幼年求学上海。1946年，吴宝康奉调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工作。

1948年后任华东局秘书长资料室主任、档案室主任，开始与档案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52年10月，吴宝康调到北京，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办公厅秘书局第三处（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副处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资料组成员等。

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是，受组织的委派，自1952年10月，吴宝康在中国人民大学主

持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档案学专业，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现代档案学和档案专业高等教育的毕生追求。

他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主任兼档案教研室主任、档案专修科主任、历史档案系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常委。中国档案学会一、二届副理事长，三、四届名誉理事长。

”文化大革命中“吴宝康受尽折磨，后与家人被“发配”江西劳动，留下了腿脚之患。1978年4月，党中央批准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吴宝康重返工作岗位，历任人大档案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还担任了南京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空军政治学院等校兼职教授，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档案专业人才，直至1988年2月离休。1992年国庆节，因其对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荣获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

吴宝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潜心于档案工作与档案学理论的研究，著述颇丰，主要有《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档案学概论》、《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当代中国档案学论》、《档案学简明教程》、《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档案学词典》和《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等。他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档案学通讯》的总编辑、编委会主任，是新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和中国档案学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吴宝康早年在江苏从事革命工作，一直关心着江苏的建设和档案事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吴老曾多次到江苏各地考察工作，作学术报告，推动了江苏档案学术活动的开展。作为《档案与建设》期刊的顾问，吴老更是倾注了满腔心血。期刊筹备时，吴老就给以热情支持，并在1984年创刊号上发表专稿《明确树立档案科学观和政策观，开创档案工作新局面》。从1984年到1996年，吴老在《档案与建设》上发表了《出路在改革，关键在利用》、《档案工作要为“科教兴国”服务》等有影响的文章。

吴宝康同志于2008年5月2日晚11时56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岁。

2008年5月8日上午，吴宝康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同志参加了吴宝康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并敬献花圈。 明清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张德泽

张德泽（1905－1998）明清档案专家、清史专家、现代语言学家，字洵如，河北东光人，明清档案专家、清史专家、现代语言学家，九三学社社员。192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夜校师范班。1925年1月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

同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调该院总务处工作，任书记、事务员。1929年调院文献馆，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保管、陈列、编辑、研究等工作，先后任办事员、科员、科长、组长等职。1956年任国家档案局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组组长、副研究馆员。1957年任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副研究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学研究室研究人员。1961调年中央档案馆，任明清档案部副研究员。1995年被评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学术成果有：著有《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音系十三辙》等。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30余篇。

档案学专家——何嘉荪

何嘉荪 男，1942年11月生于重庆，江苏常州人。在上海长大。浙江大学教授，档案学专业主任。中国档案学会理事兼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档案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部主任。长期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出版），《档案管理技术实用手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主要论文有：《全宗理论新探》（系列论文4篇），连载于《档案学通讯》1988年第4、5、6期和1989年第1期；《档号与档案信息处理》发表于《中国档案》1992年第4期；《深化对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发表于《档案学研究》1995年第5期；《历史联系就是广义的来源联系》发表于《档案学研究》1998年第2期；《论文件运动的动力源泉与文件价值》发表于《上海档案》1998年第1期等。曾多次获部、省级优秀成果奖。1994年获西班牙政府外交部文化与科学关系总署颁发的外国学者研究奖学金，并赴西班牙从事研究工作与讲学。1996年参加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作了题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综合性档案教材之间的差异》的讲演，介绍中国档案学及其本人的学术成果，受到好评。

一位鲜为人知的档案学专家——毛坤

毛坤（1890～1960），字良坤，号体六，又号铁炉。生于宜宾县漆树乡江湾，后居漆树乡锅巴塘（今属孔滩乡地）。少时家贫，一面农耕，一面入私塾附读。其父曾在漆树场上开设饭馆，逐渐富裕，毛始进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学习，毕业时以成绩特优留校任教。

民国11年，毛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民国13年入北大哲学系。三年级时转入武昌文华大学图书专科学习，毕业后留校作助教。后得校长沈祖荣允许，带薪复学于北大哲学系。民国20年秋毕业，仍回文华图专，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务长兼教授。抗日战争期中该校迁重庆，毛随之返川。毛此时在文华图专主持开设了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专科。民国33年，休假回乡，与同窗在白花镇筹办了宜东初级中学并担任教职。次年假满，返原校执教。民国36年，文华图专迁回武昌，毛因病未能随往，受聘于四川大学，作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至1960年病逝。

毛在文华图专及四川大学主讲《中国目录学》、《中文图书编目》，也曾讲授《文史哲概论》。他对我国图书和档案管理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为各级各类图书馆及档案管理培养了众多人才，他们中有的成为专家、学者。在川大图书馆任馆长时，对馆藏图书进行全面编目。他对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广涉中西，被称为自成一家的中国近代目录学家。

毛坤对档案管理研究颇深，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他在《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中所提出的“管理档案处的行政组织的设想”，即建立国家、省、县三级管理机构的设想，建国后已在全国实施。1957年国家档案馆公布的《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即是由他受命起草。

毛坤一生著述甚丰，已出版的有《中国目录学》、《中外目录学与目录学家》、《图书馆趋势》、《建国教育中之图书馆事业》、《中国人名之研究》、《大学图书馆问题》、《著录西洋古印本书应注意的几点》、《图书馆与博物馆》、《西洋图书馆史略》（美国萨费基著、毛坤译）、《图书馆的中国化问题》、《西文史部目录学》、《书目答问补正批注》、《版本溯源》等数十册，备受学术界推崇。

档案学家——裴桐

裴桐（1918.11.22 - 2009.1.6）男，中国档案学家。中央档案馆原第一副馆长、中国档案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材料科科长、秘书处副处长、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常务副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

1951年创办并主编《材料工作通讯》，对交流档案工作经验，推动档案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担任中央档案馆领导工作期间，具体主持全馆业务工作，制订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大规模的革命历史档案征集工作。他率先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管理和保护档案。他组织和参加编辑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档案汇编。

1938年5月至1940年2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从事图书管理员工作；1940年2月至10月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10月至1951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工作，并担任科长，负责管理党中央的档案，参与编辑出版党的《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等重要文献汇编的工作，组织参与了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档案的安全转移工作；1952年至1954年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副处长；1955年至1959年5月任秘书局副局长；这期间参与策划了新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档案专业教育机构培养人才的工作，并亲自讲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1959年5月至1966年任中央档案馆常务副馆长，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埋头工作；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残酷迫害，下放“五七干校”；1977年至1979年任中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副主任；1979年至1981年任中央档案馆第一副馆长；1981年离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档案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等职。

裴桐同志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之一，始终致力于档案事业长远发展，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创建、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创办了新中国档案界的第一份专业工作刊物——《材料工作通讯》（《中国档案》），起草的《党务材料管理方法》、《党务材料分类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对于指导、规范党的文件档案的整理和推动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离休之后，在担任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时主编会刊《档案学研究》，组织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担任《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的主编，主持了该书的编辑工作。在中国档案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理事长，并被授予档案学研究荣誉奖。1989年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3月5日，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裴桐档案工作文集》。

档案不会忘记他

现存中央档案馆的历史档案，一部分是随中央机关从延安转移到西柏坡再到北京的，一部分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移交过来的。这两部分档案的转移、接收，都是裴桐等按照中央的指示，冒着危险承办的。

延安，1937年~1947年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及其领导人在那里指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形成了大量的档案材料。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调动胡宗南、阎锡山、马鸿逵等25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企图毁我中央机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诱敌深入，撤离延安。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当时的中央秘书处处长曾三负责中央文件档案的转移工作。作为材料科（即后来的档案科）科长的裴桐责无旁贷。按照毛泽东主席“片纸只字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指示，采取“确保重点，兼顾一般，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的方针，或坚壁或埋藏或运走，确保中央档案的安全。

1947年4月初，曾三率领临时材料保管委员会和材料科的40多人，

裴桐致曾三信札

用毛驴驮着92箱档案材料，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下，离开延安杨家岭，向山西兴县转移。曾三、裴桐身上都背着党的核心机密文件。为了保管这些档案材料，曾三、裴桐等在兴县住了一年。1948年5月8日转移到达西柏坡，1949年运抵北京。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后，这批档案进入中央档案馆，成为馆藏的重要基础。

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派有代表常驻，这期间，形成了大批的文件档案。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档案就留在了苏联。1956年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我党及时做出积极反应，派以裴桐为首的三人工作组（另田风起、乐尔耕）前往交接。

这批档案共2万多件，裴桐他们在没有卷内目录的情况下，耐心地逐件检查、清点，仔细地进行每个环节的接收工作。历时一个月，才完成交接任务。档案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