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摇摇论路遥小说中的个人主义话语论路遥小说中的个人主义话语郑乃勇摇摇摘摇要:路遥小说的个人主义话语侧重在文学思想层面上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彰显,具有鲜明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症候,呈现出一种“反个人的个人主义冶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它一方面对应的是1980年代中国改革社会的确立,另一方面也是1980年代前期关于“个人冶和“乡村冶如何进入现代的文

学修辞。摇摇关键词:路遥小说;个人主义话语;反个人的个人主义;文学修辞

摇摇路遥作为1980年代的作家,在读者中的影响相当深远。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态度颇为复杂,以至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路遥现象冶。近年来,随着“八十年代文学研究冶热潮的兴起,路遥逐渐浮出水面:一方面,路遥被当做是“浮躁、功利、犬儒时代的文学圣徒冶;另一方面,路遥文学

中的各种问题也不断被挖掘。对路遥的文学成就及其文学史地位的判断显然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路遥是这样一位作家,他非常真实地、没有任何逃避地参与到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中,并为此付出了一位严肃作家应有的力量冶淤。路遥小说“八十年代冶的历

史痕迹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个人主义意识作为1980年代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路遥独特性及其意义的视点。

一1980年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一种拒绝革命激进政治的姿态,这种对激进政治的拒绝即是要摆脱文学是政治从属者的身份。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它拒绝政治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当然,这一问题相当复杂,但“个人意识形态冶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就如蔡翔所说,“这个政治在当时来说已经无意识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个人爷冶于。

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与1980年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从话语形态的角度考察,1980年代文学的个人主义叙事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内容层面上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彰显,尤其是塑造具有明显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倾向的人物形象;二是在美学趣味上追求一种以要求人的内部差异性为旨趣的“美学个人主义冶倾向。当然,这两种形态并非完全的隔绝,有时也有交叉。而且无论是从逻辑层面还是从历史层面看,1980年代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都呈现出了由前者向后者演变的过程。路遥小说的个人主义叙事特征显然属于前者。尽管路遥的小说在审美方式上仍然是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范畴,而且在内容上也与十七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同样非常明显的是,路遥的小说从思想层面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这种个人主义意识是路遥小说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就如徐刚所指出的,“一方面,路遥小说极为明显的流露出了十七年文学的余脉,但另一方面,新启蒙意识形态的笼罩,又势必在他身上打下了新时期个人主义话语的烙印冶盂。从《姐姐》《痛苦》到《人生》《平凡的世界》,路遥小说始终或隐或显地弥漫着一种鲜明的个人意识,只不过路遥小说中的个人意识观念较为复杂,其中混杂着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与质疑,是一种“反个人的个人主义冶,充满了复杂的张力。1980年代初期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与1980年代社会思想层面上的个人主义思潮是互动的,社会思潮层面的个人主义思想启动了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又推动社会层面上的个人主义思潮。在1980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上刊载了一封来信,署名“潘晓冶的叙事者从“个人冶的角度出发表达了自己面临的困境,从而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而路遥的《人生》最初发表于1982年,正是在“潘晓讨论冶最为热烈的时期,甚至可以说路遥正是用他的作品参与了当时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不仅如此,《人生》发表后,社会又围绕该作品出现了一股相当热烈的关于“个人奋斗冶的讨论。事实上,1980年代初期文学中的个人主义叙事,路遥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早在1979年第3期的《十月》杂志上,就发表了白桦的《苦恋》,1981年将其改编成电影《太阳和人》,随后因作品中的极端个人主义话语而遭受批判。张辛欣的《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发表于1981年的《收获》杂志,通过青年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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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妻子的结合、离异以及复杂的情感纠葛,呈现了1980年代初期文学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女主人公虽说没有完全将自己置于名利场中进行拼搏,但她与男人“在同一地平线冶的意识相当自觉,身上有着强烈的实现自我的愿望,而青年画家的个人意识就更加明显了,以致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个“自私自利冶者。事实上,1980年代的很多文学创作者都是个人主义的信徒和支持者。因为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而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人格基础正是个人主义,事实上,1980年代初开始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比如农民承包土地、企业工人超产有奖、作家可以享受稿酬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价值的重新肯定和重新利用。路遥小说的个人主义叙事正是这种历史场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其实还没有形成公开谈论个人主义话语的氛围。1980年代的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核心话语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而不是更具有挑战性的个人主义话语。虽然“个人主义话语冶也属于人道主义话语的范围,但与更为抽象的人道主语话语和人性论相比,其话语的异质性也更为明显,个人主义话语在1980年代初期的生存空间也较为有限。虽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允许利用人道主义和人性等更为抽象的话语来反驳极端的阶级话语,从而为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服务,但正如科勒克所指出的,“诗人只能在意识形态期待范围的框架中创新冶榆,一旦话语反抗突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禁忌,规约就成了必然。事实上,1980年代初期,冲在最前面的,直接与专制、阶级等话语对抗的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而不是个人主义。因此,1980年代初期文学中,侧重于思想层面上的公开、鲜明、激烈的个人主义话语并不是十分普遍。许志英就曾指出,伤痕反思小说中很少有“深入地肯定作为‘个体爷的‘人爷本身的价值和尊严的个人主义话语,人道主义话语中的个人主义话语相对匮乏冶虞。薛毅也曾指出,“新时期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公开登场的时间是在1980年代中期,在这之前,它以‘个性爷、‘自我爷等概念,依附于人道主义话语中冶愚。诸如此类的观点表明,学界对于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区分已经相当自觉,因此,在判断1980年代初期文学中是否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话语时也显得相当谨慎。尽管这种谨慎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其对个人主义理解的本质化倾向也相当明显,从而忽视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在空间移植过程中的复杂历史语境,以及个人主义在迁移中的复杂性想象。路遥小说中的个人主义意识正是这一复杂历史语境中的产物,也烙有这一历史语境的印记。二“个人主义冶尽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思想概念,但其最重要的内涵,一是强调个人的绝对地位,反对权威对个人的各种控制与束缚,特别反对国家对个人的控制与侵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集体意识形态形成根本上的对立;二是强调个人权益的重要性,特别重视自我感受和个人价值,总是将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这两个方面,既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张力,构成个人主义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路遥是1980年代初期作家中对个人主义思想有自觉表现的作家,个人意识的觉醒与追求及其悲剧命运,是路遥小说中的重要内容。奠定路遥文学史地位的《人生》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其意义,但其对自我意识和个人伦理的彰显,显然是获得学界和读者肯定与共鸣的重要方面。事实上,高加林内心深处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正是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叙述动力。高加林的每一次行动与选择,不但有一个突出的“自我冶作为支撑,而且也是自我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发展。

高加林自我意识的基础是他拥有“知识冶,知识的占有使他将自己与所生活的环境区别开来。在高加林富有戏剧性的人生轨迹当中,代课教师岗位的获得是他初步的自我实现,其实代课教师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甚至正式的国家教师也不是,“几年之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冶。因此,当他的代课教师身份被别人顶替后,高加林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自我追求的挫败感:“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冶,并且“他所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冶。这里所谓的“幻想冶和“希望冶其实不过是一个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自我的模糊表述。但这种挫败并没有让他内心的自我追求停止,他与巧珍的爱情固然有打击报复对手的意气用事成分,但也是追求自我的一种表征,因为巧珍“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的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冶。高加林强烈的个人意识,还体现在由他发起的“卫生革命冶事件中,从鼓励巧珍刷牙到向水井里倒漂白粉,高加林一直是以一个孤独的觉醒者的形象在面对整个愚昧无知的高家村及其村民。然而,就如杨庆祥所指出的那样,这是“高加林自愿选择的失败冶,因为他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他不愿意去面对他身处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中的群众冶。舆高加林个人主义意识发展的高潮是对巧珍的背叛。巧珍既是高加林个人意识发展的结果又是高加林个人意识发展的障碍。然而,毕竟这位与与众不同的农村姑娘曾在自己落难时给予过无私的爱情和安慰,对这样一位女性的背叛也更能衬托出高加林个人意识的强大。德顺爷爷在得知高加林要抛弃巧珍时,半是谴责半是劝慰:“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呀冶“巧珍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哩,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给你说句实话吧,归根到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个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冶。然而,“高加林一直低着头,象一个受审的犯人一样,老半天,他才抬起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说的也许对,但我已经上了这钩杆,下不来了,再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冶“我有我的活法冶正是高加林公开对父辈意志的违背,也是其个人主义意识的公开宣称。因此,高加林对事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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