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2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 2003年9月17日新浪科技一、研究背景及调查过程90年代以来，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
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新兴的信息技术将会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大量有关著作开始出版发行，形成了对互联网的研究热潮，其主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法律、国际关系、文化、大众媒介、人际交往、消费等人类生活的各层面，对学术界、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全球互联网项目”(World Internet 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
与大多数有关互联网的商业调查相比，该研究有以下特点：-不仅关心互联网的使用现况，而且关心其社会影响-不仅关心互联网用户的现况，而且关心非用户的情况，并且将二者进行比较-不是一次性的调查，而是对同组人群逐年进行的长期追踪调查-不仅是在某一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且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研究机构采用类似方法、有可能进行跨国比较的调查研究2000年12月，美国方面公布了以《调查数字化未来》(Surveying The Digital Future)为题的美国互联网年度调查报告，迄今为止，已经公布了三份报告。
目前，全球已经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中国、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采用类似的方法对互联网的使用状况及影响进行研究。
2003年英国牛津大学新成立的互联网研究院加入本项研究，更进一步推动了这项研究的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从1999年夏天开始准备加入“全球互联网项目”，并于当年年底报国家信息化办公室。
在当时的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的支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发布了研究成果。
2002年，由于经费等原因本项调查被迫中断。
2003年，在Markle基金会的赞助下，本项研究得以继续进行。
作为“全球互联网项目”在中国的合作项目，本项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针对中国的国情而设计，希望通过问卷调查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和企业的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和分析。
本项研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人口分布、使用状况、变化和特征-发现互联网对于中国的大众媒体使用、人际交流以及“开放”观念等的影响-提出有利于中国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政策建议和意见考虑到中国各地区互联网发展不平衡，今年的调查采用分大都市、省会城市和小城市3层，多阶抽样的方案，主要从城市规模、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实际操作的可能性等因素出发，选定12个城市作为调查市。
这些城市中的大都市为：北京、上海、广州；省会城市为成都、长沙、西安和沈阳；小城市为广东南海、河南义马、山东即墨、湖北广水和河北丰南。
被选调查市涵盖两个直辖市(北京和上海)及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和陕西8个省。
大都市、省会城市和小城市三层的样本量分别为600×3=1800，300×4=1200和200×5=1000。
样本设计总量为4000份(1800+1200+1000)。
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设定为调查城市常住人口中年龄为17岁—60岁的男女居民。
调查员按照抽样方案的规定进入选定的家庭，由被访问者直接填答问卷。
由于本项调查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网民，而目前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还不够高，我们规定在入户后的抽样中，优先选择网民。
也即：如果被访家庭中有一个网民，此人即被选为答卷者，如果有一个以上的网民，则其中生日离调查日最近者被选为答卷者。
因此，本次调查的数据结构更加适合对网民和非网民的各种特征的进行比较研究，而不适合推论调查人口总体中的网民比例等各种参数。
对于抽样方案及样本的详细解释和说明，请参阅本报告的第五部分和附录2。
考虑到中国的网民中有相当比例是在校学生，我们将实地入户调查的时间确定为春节前后，大多数学生回家团圆的时候。
具体实施的时间为2003年1月25日-2月15日(广东省的广州市和南海市由于SARS的影响稍有延后至2月底)。
本次调查严格要求将每次访问的情况(包括拒访等)纪录在《入户接触表》中。
同时，为了保证本次调查结果的确实可靠，要求所有答卷者提供本人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网民还提供电子邮件地址。
问卷回收后，由督察组对北京、上海、成都、长沙、西安、沈阳的问卷进行了回访确认。
回访比例为：80%电话回访＋20%入户回访。
调查完成后，统一在北京对数据进行处理。
全部问卷都首先经过人工阅卷和标准化处理，并对个别遗漏的问题再次通过电话询问答案。
问卷经整理后，采用两次录入的方法送入计算机，以确保录入质量。
录入生成的ASCII 格式原始数据文件在STATA下进行一致性检验和数据清理。
对于所有在STATA检验中发现的异常值都进行了人工复查和修正。
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4,200份，回收4,009份。
其中，68份问卷因未能通过数据校验而被放弃，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为3941个。
网民样本为2457个，非网民样本为1484个。
二、对互联网的看法和态度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人们对网络不再陌生，即使是从未使用过互联网的人，也多少知道一些关于互联网的知识。
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的人对互联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并且网络经验给人们带来的是对网络的正面认识，而不用网的人、或者用网少的人，更有可能对互联网产生负面认识。
可以预期，对互联网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会直接影响人们是否上网以及如何上网。
这也正是我们考察人们对互联网的看法和态度的原因。
中国人眼中的“互联网”不需要枯燥的定义，通过形象的比喻，我们就可以了解人们对互联网的基本认识，了解在他们的心目中互联网究竟有些什么功能。
当中国人说起互联网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联想起日常生活中的什么？互联网像是个邮局？还是学校？或者聚会的场所？或者其他？在本次调查中，把互联网看作是图书馆的人最多(占被访者的52%)，其次是游乐场(46%)和聚会场所(44%)，然后是其他(注：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中的一个遗憾是没有给出“报纸”这一选项)。
由于目前中国开展电子商务的条件还不完善，因此认为互联网是商场(26%)或者银行(6%)的人也相对少些。
从图2-1可以看出，是否上网会显著地影响人们的看法，网民在认为互联网是图书馆、邮局和聚会场所方面，显著多于非网民。
统计检验表明，被调查的网民和非网民对所有问到的互联网功能都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具体方面的差距有所不同，但所有差异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注：在本报告当中，除非特殊说明，所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设定为0.05上)。
从图2-1我们还可以看出，被访网民和被访非网民的看法在分布上具有相似性，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差距来自与网络接触程度的不同，但基本的认同是一致的。
同时，由于非网民没有亲身的网络体验，可以假定，他们对网络的认知主要来自媒介报道和亲友的诉说，而这些间接经验却更可能使非网民对互联网产生负面的认知。
我们还将在后面的分析中，不断看到这一现象。
当然，被访者对互联网表达的看法是一回事，而他们实际使用的情况则可能会是另一回事，我们在后面分析网民用网情况的时候将继续讨论这一点。
互联网：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网民和非网民对互联网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看法很不相同。
网民(51%)从实际的用网经验出发，比非网民(42%)更倾向于看到互联网对人有益的一面，统计检验表明：网民和非网民在此有显著的差异。
而对于同样是网民的人来说，用网的时间越长，也越倾向于认为互联网“利大于弊”(图2-2)。
由此可见，尽管互联网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网络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应该是有益的，并且，这种益处，只有在真正使用之后才能体会到。
有趣的是，在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上，男性(51.9%)比女性(43.7%)更倾向于认为互联网利大于弊，统计检验表明，二者差异显著。
除了直接由被访对象回答互联网的利弊之外，我们还通过20个问题(请参见附录1的问卷BD题)来考察被访对象对互联网的态度。
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通过因子分析，可以把这20个问题分为4个因子。
我们根据问题的内容，初步把这4个因子命名为：对互联网的正面量表、沟通量表、负面量表和负面信息量表。
在正面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说明人们对互联网的功能越持肯定的态度；在沟通量表上得分越高，说明人们越趋向于认同互联网的沟通功能；在负面量表上得分越高，说明人们对互联网的功能持否定态度；在负面信息量表上得分越高，人们越有可能认为互联网上充斥许多不良信息(如色情内容等)，有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互联网的正面态度和负面态度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一个人可以在保持对互联网保持高度负面态度的同时，也可以对其持高度正面的态度，尽管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7，参见表1)。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负面量表和负面信息量表高度相关(r=0.652)，正面量表和沟通量表高度相关(r=0.605)。
表1 四个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注：*表示在0.05的置信水平上，相关系数不显著。
正如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对互联网的比拟和对互联网的利弊观上，网民和非网民在对互联网的看法有显著的差别。
用上述四个量表来衡量，网民与非网民之间在对互联网的态度上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只有正面量表上例外(参见表2)。
表2 网民和非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差异注：*在0.05的置信水平上，均值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在负面量表上，网民的平均得分是1.1113，非网民的平均得分是1.2762，两者之间相差0.1649，与网民相比，非网民对互联网负面态度的强度上升了14.8%；在负面信息量表上，也存在类似趋势，只是程度比较弱一些(上升幅度仅仅只有3.2%，即)。
在沟通量表上，非网民的平均得分是0.3973，而网民却高达0.4581，两者相差0.0608，与网民相比，非网民在沟通量表上的得分下降了15.3%。
这些数据表明，接触网络可以显著改变人们对互联网的负面态度，使得他们更强烈地认同互联网的沟通功能；但对提升正面态度和弱化对互联网不良信息的印象没有多大作用（注：当然，这种差异也可能存在于使用互联网之前，即存在“预选择”的问题，对互联网持负面态度、又看不到其实际功用的人，上网的概率更低。
在一个截面调查中，我们无法把这种效应和因为使用互联网而产生的因果效应区分开来）。
表3 不同年龄群体对互联网的态度差异注：*在0.05的置信水平上，均值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不同年龄群体在这四个量表上的分化，和前面的网民和非网民之间的分化很相似(参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