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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科学教育论文10000字(一)：幼儿科学教育初探

关键词：中国近代；幼儿科学教育；科学课程

摘要：我国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经历了从复制国外模式到走向本土化、科学化的流变过程，形成了由移植到融合本土的课程体系、为强国而育才的课程目标、与生活相联系的课程内容、以观察为主的课程形式等特点。通过对这一流变过程的考察，可以得到“一个中心，两种途径，三个对象”的启示，即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应以儿童为中心；吸收外来精髓应与自身相结合，传承优点时要学会创新；从家长、教师和幼儿园管理阶层的角度促进幼儿科学教育的发展。

中国幼儿科学教育的萌发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近代之前的幼儿科学启蒙是一种源于生活，观察自然现象的经验积累和先辈们世代自然经验的口授相传，具有原始性和经验性的特点，并不具备“科学教育”的大部分特征，更谈不上“科学教育课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近代幼儿教育并非是传统的育儿模式与中国历史演变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其创生更多的是受“西学东渐”和西方学前教育思潮的影响。幼儿科学教育课程是伴随着学前教育的诞生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文中提到的中国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主要是指清末至民国时期幼儿科学教育课程。 一、近代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

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我国近代幼儿教育有了明显的进展，不但专门设立了进行幼儿教育的机构，而且科学启蒙教育也不断渗透和融入其中。我国最早设立专门幼儿教育机构的时间是19世纪80年代，当时外国教会在中国沿海地区兴办了一些被称作“小孩察物学堂”的幼儿教育机构[1]25，希望孩童在未读书之前，就要学会“察物”，使其目所能见，手所能抚，耳所能闻之物都能记其名字，识其造法、用法。从幼儿教育机构的名称来看，已经开始注意培养幼儿观察物品的启蒙科学素养。该时期的幼教机构虽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创办而增多，但教会创设这些幼教机构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中国的幼童，而是为了传播宗教，掩盖其文化侵略的阴谋。

清政府在1901年8月颁发的谕诏中对各州县下达“多设蒙养院”的命令，并于1903年颁行癸卯学制(也称《奏定学堂章程》)，将蒙养院教育纳为国家基础教育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措施，清政府逐步落实完善新政策中提及的“兴学育才”等内容。此时的幼教机构才算是正式得到政府重视，成为整个学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此，多地开始兴办幼儿教育机构，包括湖北、湖南、上海、江苏等地。其中，1903年9月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汉阅马场创办的湖北武昌幼稚园“是为我国设立幼稚园之始”[2]1306，该幼稚园在1904年被正式命名为湖北武昌蒙养院。同时期影响较大的蒙养院还有：1903年创办的京师第一蒙养院、1904年创办的上海公立幼稚舍、1905年严修创办的天津严氏蒙养院和1905年创办的湖南蒙养院等。幼教机构在中国的创生拉开了中国幼儿教育的序幕。 (一)清末：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肇始

清朝末年，中国的幼儿教育课程改革思想主要受教会宗教课程体系和日本幼儿课程教育体系的影响。前者是由于最早在中国创办幼教机构的是西方的教会，其课程的设置不可避免受控于教会的宗教传播思想；后者的影响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派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二是派代表团赴日考察、三是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维新志士的宣传和提倡。[3]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受清同治年间京师同文馆中“格致”科设置的影响，我国幼儿教育机构也开始设置专门的“自然”课程，科学知识逐渐渗入到我国传统的儒家教育体系当中。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标志我国正式确立了独立的学前教育体制。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又颁布了我国第一个学前教育的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以下简称《章程》)，[4]对蒙养院的保育教导要旨及相关条目进行了定义，具体阐述了课程目标、教学方法等相关内容。在这部法规里虽没有设立专门的幼儿科学教育课程，但在“手技”这一课程条目中写有“蒙养院附近之庭院内，播草木花卉之种于地，灌溉以水与肥料，使观察其自然发生以至开花、结实等各种形象。诸如此类，要在引导学前儿童手眼、使之习用于有用之处，为心之意兴开发之资”[5]15；而另一课程“谈话”是指选择幼儿容易理解的、对其有益处及有趣味的事，比如常见的“天然物”及“人工物”与幼儿谈话，以启发与培养其“见物留心之思路”，即幼儿的观察力。[6]14这说明我国第一部“幼儿教育的章程”就已经开始注意对幼儿进行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当时，各地在执行《章程》的同时，依据自身办园特点，都适当地增添了一些科学教育的内容。比如，在《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的办学宗旨中就提到“幼稚园因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而设，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为宗旨”[7]386；在湖南公署蒙养院规定的教学内容中就包含了数方、手技等与科学教育相关的内容；《上海公立幼稚舍章程》规定幼稚舍学科(课程)分“谈话、手工、识字、图画、游戏、唱歌”[8]13，其中“谈话”课程包括幼儿了解初浅的生活、自然常识及做人的道理。当然，因受重文轻理的教育传统影响，当时的幼儿教育更为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和伦理道德的灌输，而对科学自然知识相对较为轻视，比如从当时上海公立幼稚舍的课程单来看，识字、习字、温字占的比重较大，而包含科学教育意蕴的“谈话”课程比重很小。但总体来看，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在清末的幼儿教育机构中已初见萌芽，虽未得到专门的重视与发展，但在章程中已经有所体现，这为后来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时期：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发展

民国时期是我国幼儿教育的一个过渡时期，是由传统的封建教育过渡到崇尚科学、民主自由的转折期，也是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分割线。幼儿教育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与发展，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在“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指导下更是不断地滋生繁衍。

清末民初是我国幼儿园课程十分混乱的一个时期，它受各种形式课程的影响，其课程设置复杂多样，不仅有教会创设的宗教课程，日本式课程，也有福禄贝尔(FriedrichWilhelmAugustFrobel，1782-1852)、蒙台梭利(MariaMontessori，1870-1952)的试验型课程，并且以儿童为中心的美国式经验型课程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与此同时，欧美出现了一股反传统教育思潮，在美国被称之为“进步教育”。受美国进步主义思潮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我国的幼儿教育改革由原先的学习日本转向了学习美国。当时几乎所有的幼稚园都处于照搬、照抄外国模式的阶段。外来课程思想的介入是民国时期课程变革的基本特征，为了改变这种混乱且不适合中国本土的幼儿教育模式，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教育家不断进行探索实践，希望幼儿园课程能够朝中国化方向发展。

民国时期的课程教育改革逐渐改变了原先复制粘贴式地引用国外的课程教育体系模式，通过不断地优化与完善，使其朝着中国化与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幼儿科学教育课程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该时期，幼儿教育秉持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新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进行课程体系的初建，该时期的课程强调幼儿知识的实用性和对儿童德智体美等多方面的培养。[7]226依据教育宗旨的表征，实利主义教育目标已蕴含了科学技术教育的内涵。当时的先进人士也提出了“支那教育对于文字哲理伦理之训练实有最高之价值……惟关于具体与实际的问题，须试验方法及归纳推理之智识者，彼即茫然失智耳”。[9]随着新的教育理念的传播，一些囊括科学教育的教学实践活动也在各幼儿园中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厦门集美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南京高等师范附小幼稚园等。以南京高等师范附小幼稚园为例，该校建校伊始被命名为“杜威院”，从名称可看出当时的幼稚教育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薛钟泰在1920年发表的《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的幼稚园》一文中就对其课程体系做了一个系统的介绍，其中很多地方都蕴含了科学教育的内容。在课程的宗旨方面，一是使儿童渐渐习惯于社会生活，二是练习儿童建设的本能和自发活动，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幼儿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的重要关系。在课程的材料方面，主张来源于自然界生活和社会生活，比如“拿生活的全体做主”。课程内容活动项目有谈话、游戏、手工、音乐四节，“涵盖的内容包括：音乐修身、社会生活、自然研究、工艺美术、体育卫生、国语文学、数量常识等七个方面”。[10]265-273除南京高等师范附小幼稚园外，在当时兴办的其它幼稚园中，主要课程都有包含科学教育的内容，这也更进一步佐证了当时人们迫切改革不切实际的道德礼仪教育，追求实施真正具有实践指导的教育，即科学教育。

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对当时中国幼稚园课程抄袭国外课程的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他曾指出：“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11]110他坚持做中国式的幼稚教育，对幼稚园课程的设计提出了三条标准：“凡是儿童能够学的东西就有可能作为幼稚园的教材；凡教材须以儿童经验为依据；凡能使儿童适应社会的，就可取为教材。”[11]112-1141923年，陈鹤琴开始对幼儿课程中国化进行探索研究，他将自家客厅作为实验场所，并命名为南京鼓楼幼稚园。在实践教学中，他将幼儿每天接触的环境分成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就是各种动植物的现象，社会环境就是个人、家庭、集体、市廛(指店铺集中的市区)等类的交往。基于此，他认为幼儿的课程应该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在课程设计上，教师通常会以幼儿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事或物进行相应活动的设计与拓展。1924年，陈鹤琴先生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中提出“我们的主张，幼稚园之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因此，自然课程作为一门重要课程在他的暂行课程中出现。此后，在我国学前儿童教育体系中，“自然”便寓意儿童科学位列其中，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也得到一定的重视。 我国另一位著名幼儿教育家张雪门对当时幼稚教育课程的状况进行了剖析。张雪门认为，在抄袭日本课程的时期，形式上有所复制，但内容上仍保留了封建教育的劣根性；在学习欧美课程时，教材与方法等虽注入了科学性和先进性，但又忽略了民族性。所以幼儿教育课程朝着中国化与科学化方向的改革势在必行。他拟定了改造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12]64秉持中国化与科学化的信念，张雪门提倡行为课程，他认为“生活就是教育，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13]1218在实践的过程中，他认为“儿童的经验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接触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而得到的；(2)接触人事界而得到的；(3)和人类智慧所产生的文化相接触而得来的；所以课程的来源，逃不出上述三种环境”。[13]129他主张幼儿通过实践与接触而掌握经验，为幼儿创设掌握经验的环境，其思想与科学教育的主张不谋而合。

1927年至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学前教育课程改革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该时期在诸多优秀教育家的推动下，将外来教育课程体系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使得学前教育课程改革朝着中国化与科学化不断前行。其中，对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32年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其课程范围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等7项内容，并正式规定了有关科学教育的课程，这在课程目标与内容中均有体现。

因《幼稚园课程标准》的确立，一些关于学前幼儿科学教育的教材、读物等也开始纷纷出现。如雷震清先生编写的《幼稚园自然课程及其教学要点》《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