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陕西“三线建设”（转帖）标签：陕西三线建设2010-04-07 19:37阅读(344)评论(0)编者的话:1964年，我国处于国内经济状况全面好转，但国际环境日益险恶的局面。

鉴于此种形势，中共中央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抓紧时间，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战略决策，陕西正是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并在1965年正式开始进行“三线”建设。

1966年1月11日，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和组织西北的“三线建设”。

1968年8月14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生产组下设置了内地建设办公室，12月1日决定将内地建设办公室交省革委会“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为了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省革委会又于12月5日成立了“基本建设指挥部”，进行陕西省的基本建设指挥（1971年11月撤销了“省基建指挥部”，成立了“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

在从1966年——1979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国家在陕西投入建设资金208.38亿元，建成投产工业企业2400个。

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建设，陕西不仅形成了工业新格局，更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钧同志在1965年——1980年间，担任着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65年11月——1967年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1月——1974年底）、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4年底——1980年2月），并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0年12月1975年1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6年1月——1978年6月）等职务，直接领导并参与顾许多大型基建任务的建设。

据此，采访组在2007年4月间多次采访任老，请他记述了这段工作经历。

以下是采访组根据本人回忆整理的采访内容，严格来讲，“三线”建设的范围应该有两个，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一个是国家统一规划的建设，这叫做“大三线”建设；一个是各个地方自己规划的，叫“小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的范围主要是包括四川、青海、甘南、陕西、豫西、鄂西北等地，陕西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南。

“大三线”建设是由国家进行投资，“小三线”建设则是由各个地方自己进行的建设项目，比如陕西省建立的自己的地方小军工，这就属于“小三线建设”。

“小三线”建设主要建立了一些小的军工厂，准备用来战时武装群众，陕西当时还建立了一个战时指挥中心。

在进行建设时，主要遵循着“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有时也称“山、散、洞”。

依据这个原则进行的建设，从备战来讲，是比较好的。

从这些单位来讲，则有些不便的地方，比如职工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物资供应等等就比较困难。

但现在看来，“三线”建设的布局有它的道理，总体上是基本合理的。

“三线”建设的核心主要是国防工业，其它项目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而服务的。

中央研究以后，由各部把项目带到陕西来。

来到陕西，陕西只能支持，投资全部是由国家财政投资的。

其他相应配套的建设，虽然也都是属于建设内容，但都是围绕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国防工业为中心，其它项目就一个一个都跟着上，互相配合。

“三线”建设从中央来讲，主要就是考虑备战问题，在中央的统一调动之下。

中央确定进入陕西的项目，我们就是尽量使它能够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和有关方面进行组织协调。

“三线”建设是全国统一调动的，各个地方都是积极配合，发挥地方政府应起的作用。

有项目来了以后，我们先了解他们的建设要求、建设规模、建设方向，然后进行选址，选定以后，如果省上、当地政府、工厂三方都同意，就算确定了，具体工作就由当地的建委或建设局去实施。

比如征地、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对企业相关服务的问题、地方建筑材料的配合问题等等，都由当地政府去负责。

中间如果发生问题，我们再出面协商，目的就是要让工厂能够顺利地建设。

作为建委来说，主要就起这个作用。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陕西对“三大材料”，（即木材、钢材、水泥）是无力提供的，主要由中央统一调配。

地方主要是提供“五小材料”，即砖瓦灰沙石，也建了一些小水泥窑，但生产的水泥因标号低，不能用于重要工程。

从建设选址到建成这个过程中，由省建委与各地、市、县有关单位逐步协调。

建成以后，属于民用的，党的关系就由当地党委管理；属于国防企业的，就归省国防科工委管；具体研究什么、生产什么，都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

一般中央分到陕西的各个项目，我们地方都是全力配合、使它能顺利地建设，但我们也不是全盘都接收，也是要经过讨论的。

记得当时有一个项目想放在西安，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建委研究后认为它的用水量太大，而西安的水资源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就不同意它进入西安。

后来他们去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

肖纯就询问我们相关情况，我们向肖解释：西安的水资源紧张、比较缺乏，像这种用水量太大的企业进入西安以后，问题比较多，因为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西安的问题，所以最后这个项目被否定了。

当然绝大多数能安排的都安排下来了，确实不能解决的，考虑再三也就拒绝了。

“三线”建设总的来说，是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的。

比如说修一个工厂，首先要“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土地平整）。

要修铁路，先得通公路，必须得按基本建设的程序来。

但由于当时特定的环境、条件，所以有些工程也不是完全按程序来，比如建设襄渝铁路，即湖北襄樊到重庆（当时属四川省）的这条铁路，修的时候公路并没有通，所以当时就是公路、铁路一起上。

我从安康到紫阳，在修建襄渝线的这段走了个来回，所经之处到处都是施工队，人山人海。

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就带来了许多问题。

首先，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不要说没有菜吃，粮食供应都困难，有些地方甚至连食盐都断供了。

我们有几个同志长期在安康工作，说买盐困难，所以我们去安康时，就给他们带一些盐过去。

陕西的“三线”建设，当时即使按照建设程序办，也是全面开花，全面建设的，所以物资供应相当紧张。

汉中有个别国防工厂，在建设时因砖供应不上，用火车由外省运砖。

我记得有些地方，我们去了以后必须按时到饭馆去吃饭，因为人家卖饭是有固定时间的，过了这个时间就吃不上饭了。

当时从安康到紫阳这段路上，有些地方就没有卖饭的，我们只能到机关单位或者去施工队去吃饭。

你想，那么多人进行建设，粮食的供应是个大问题。

铁道兵（在襄渝线施工）就组织民工从四川背粮，这样就对人力、财力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再一个，我说说“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三线”建设时期（1965年——1979年），也夹杂着十年“文化大革命”，因此，它们是搅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三线”如何进行建设呢？这里先谈谈当时的社会背景。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学生全国大串连，只要通火车的地方都可以乘坐火车随便去，因为“造反”是“革命”行动，所以许多人也是坐着火车到处游逛。

单位普遍被“造反派”夺权，不管你是不是“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得夺权。

如果“造反派”定你是“走资派”，那就会被关进“牛棚”，没有人身自由，想怎么批斗就怎么批斗，侮辱人格、殴打是常事。

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

但在那个时候，自杀也就自杀了，造反派会说“造反有理”，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

没有被定为“走资派”的单位领导都靠边站，这些人也是人人自危。

当时的社会秩序大乱，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精神的伤害，对生产的破坏、教育的破坏、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

但即使是在这样混乱情况下，“三线”建设仍旧坚持着，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进行“三线”建设是为了备战，是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为准备打仗而进行的建设。

只要是负责“三线”建设，就好比得到了尚方宝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三线”建设是谁也不能破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三线”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

从陕西来讲，陕西省建委是执行“三线”建设的单位，我当时是建委主任兼党组书记。

在建委，我平素和机关的干部、工人关系相处得比较好；再一个，因为要抓三线，有“三线”建设这个尚方宝剑，所以当时建委的情况比较好，相对稳定。

1967年2月，建委机关全体人员开大会夺权，对我宣布：从今天夺权以后，你应该在“造反派”监督之下工作，至于如何监督则没有说明。

对我来说，我的责任就更轻了，因为党组工作没有了，机关事务性工作也不用我去管，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搞“三线”建设，有更多的时间去建设现场看。

但这样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觉得你建委是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出了些大字报，各处室工作照常进行，不像别的单位在开批斗会、揪斗会，你们怎么没有大的动静呢？所以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西安交大就派了名为“炮战队”的小组进驻了建委机关，为什么叫“炮战队”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建委是个顽固堡垒，仅用机枪是攻打不下来的，必须要用大炮来轰，所以他们就起名为“炮战队”，意即要用炮来摧毁“顽固堡垒”。

来了以后，他们想从机关内部挑起斗争，结果怎么也挑不起来，驻了一个月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虽然“炮战队”走了，但这不等于没有事情了。

随即，陕西省建筑工程局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指责省建委是阻挡“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当时工程局下属有五个建筑公司，还有许多工厂，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力量比较强大，就想煽动起群众，把火烧向建委，进而整垮建委。

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从1967年开始，陕西省军区派出了“支左”[1]部队进驻了建委。

当时的建委机关干部也就有五十多人，而“支左”部队的干部就来了二十多人，在进驻建委的“支左”队伍中，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学廉，副政委陈效真，咸阳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及许多团职干部，这个阵容是相当强大的。

如果说他们单纯是支持“左派”闹革命的话，建委才多少人，那他们来两三个人也就够了，这里面另有深意。

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支持左派闹革命，但实质上真正目的是来保护“三线”建设的正常进行的。

这时有一些“造反派”又来省建委造反，解放军就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名义上是支左部队，是来支持“左派”闹革命的，“造反派”再来客观上就多此一举，这样就把来的“造反派”挡回去了。

我不了解别的单位的“支左”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说所有的“支左”部队都和建委的情况一样，但来建委“支左”的解放军，和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长，我是了解他们的，在“支左”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全心全意地维护“三线”建设的，除了保护建委的工作不受干扰外，有些同志还到“三线”建设的工地上去看，了解情况，碰到问题还会提一些好的建议。

所以说到建委来的这些“支左”干部，确确实实是保护了“三线”建设的，他们在保证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讲这些，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到处都是造反派，批斗、揪人，乱哄哄的，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三线”建设怎么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