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 STORY“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抗日战争以来的女性解放文I黄金生6＜我们二万万多的女性不愿做奴隶.……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找到共同的敌人，我们要保护领土的完整，民族的生存，我们要做新的妇女，谁说我们不能做中国的主人。

”这是1936年《妇女生活》刊登的《妇女解放曲》中的歌词。

虽然近代以来，女性解放的呼声不断高涨，妇女运动也此起彼伏，但终究限于部分幵明之士的摇旗呐喊和对迫害妇女的封建制度的口诛笔伐的形式上，具有新思想的女性也仅限于少数精英，规模、力量和影响有限，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

更多的中国妇女，尤其是广大下层妇女仍然深受传统习俗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意识到必须要发动举国之力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应对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战争，妇女作为全国民众的一分子也应肩负参战救国之责任，强调妇女要具备国家使命，肯定妇女的社会价值和民族意识。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同样看到了妇女潜在的抗战力量，针对妇女发起了号召，“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了，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天下兴亡，匹妇有责”醒这些没有参与工作的妇女，使她们知道她们的袖手旁观，没有尽她们同舟共济的责任，实在是严重的罪恶，实在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同胞，同时也对不起其他的女性，让大家都得知道，我们是共同处在一条船上的，使这一条船渡过惊风骇浪，达到彼岸，乃是我们人人所共有的责任，人人应该出力的”。

“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这是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烈士留下的诗篇，赵一曼曾任东北抗曰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率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在与日在政府高层的动员下，中国广大妇女踊跃参与了抗战，后来宋美龄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唤/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在政府高层的动员下，中国广大妇女踊跃参与了抗战，后来宋美龄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妇有责”。

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也看到了妇女潜在的抗战力量，针对妇女发起了号召。

图为抗日战争时期，组织起来平毁日寇封锁沟的解放区妇女・民国新女性的人住解法・寇殊死搏斗中为国捐躯。

在抗日战争中，还有很多女性像赵一曼一样，奔赴战场，在这场卫国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喻尊霞、安顺花、冷云、李林、成本华以及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众多女性，与中华男儿一起，浴血奋战。

广西女学生军于1938年春长途跋涉到达鄂豫皖抗日前线，深入到大别山区坚持战斗；由流亡学生组成的浙江妇女营，深入敌后打游击，一直坚持到1941年夏天；东江纵队娘子军曾使日军闻风丧胆。

此外，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指挥员，如康克清、李贞、危拱之、陈少敏等。

除了直接上战场，还有一些女子以笔作武器，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唤醒民众。

著名女作家丁玲组织的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和胡兰畦率领下的上海战地服务团，活跃于敌后和前线战场，以秦腔、京剧、相声、快板等多种节目形式为战地军民演出。

包括萧红、王莹、延安抗大留日女学生在内的知识女性，还创作、拍摄了一系列抗战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生死场》《旷野》，话剧《包围大武汉》《炸弹》以及电影《风云儿女》《八百壮士》等，吹响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号角。

同时，一些知识女性还创办了大量的妇女刊物，全面抗战八年期间共创办了《妇女生活)X战时妇女X妇女界＞X新运妇女》等130多种妇女报刊，这些刊物都把宣传抗日、唤醒妇女觉悟放在了第一位。

正像宋庆龄在《告全国妇女书》中提倡的那样，“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去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做救护慰劳工作”。

抗战期间，有大量的女性或在战地从事救护伤员工作，或在后方努力为抗日官兵筹集赶制生活物品，或在后方全心救助教养难童，全心支援抗战。

极大地缓解了国家的后顾之忧，为前线将士/除了直接上战场，还有一些女子以笔作武器，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唤醒民众。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1937年8月12H,以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四大队部分学员为主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为团长。

图为“西战团”中的女团员合影，左一为丁玲杀敌免除了不必要的困扰。

在救护伤员工作中，大批受到基础培训的妇女,为更好地掩护伤员，将伤员藏至自己家中，悉心无私地照料。

那些不能抽身从事具体服务工作的女性则在大后方筹集钱款。

截止到1939年底，仅各妇女团体征募的捐款及物品折款即达5000万元。

此外，她们还积极响应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的号/抗日英雄赵一曼(1905-1937)召，捐献各种应用物资。

抗战为中国妇女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契机。

她们的自身权利意识也得以觉醒，社会价值观形成，幵始走上了摆脱封建枷锁，追求各项基本与生俱来的自主权利的道路，争取政治、经济、教育和婚姻方面的平等自由，以捍卫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融为一体可以说，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邓颖超曾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在抗战时期，她极力呼吁中国的广大妇女应团结起来，解放民族的同时也解放自己。

“抗战需要更紧、更深、更大动员的时候，……每个中国好女儿，都应牺牲'小我的家庭幸福’，接替男子许多的工作岗位，而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时候，正要发挥广大家庭妇女潜在力量，本国家兴亡匹妇有责之义，鼓励她们尽可能的走出家庭，略尽国民之责，与夫争取’做人’之努力……”MAR201969COVER STORY/抗战期间，有大量的女性或在战地从事救护伤员工作，或在后方努力为抗日官兵筹集赶制生活物品,或在后方全心救助教养难童，全心支援抗战。

图为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来源县杨家庄慰问所的妇女们 正在给前方八路军战士做军鞋在边区政府，中共也有机地将女 性解放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解放、 阶级解放等政治路线紧密融为一体。

抗战后，随着大批男性参军入伍，根据 地的生产一下陷入困境，究其原因是 大量女性因缠足而不能参加平时生产 和当时农村所流行的女性歧视风潮所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根擔地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突破敌人的封锁，争取生存以及 抗战胜利，必须自给自足发展生产。

然 而，在西北、华北农村的许多地区，妇女被限制在家内，不能出去劳动。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被视为“不吉利”，各地 流传有“妇女下地、上场就会少打或不打粮；妇女打井不出水，妇女会冲了风水财气”；“女人到田间，连续旱三年”；“妇女栽秧不发棵”等迷信说法。

作为女性身体解放的第一步，放足运动成为陕甘宁边区解放妇女、幵展妇女运动的基点。

为此，边区政府广泛利用群众大会、宣传队、漫画、歌 曲、戏剧、板报等多种形式来鼓励放 足，培养典型，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当时流行着让她们难以忘怀的《放脚歌》：“人人来宣传，妇女们听一番，宣传话儿好好听，放脚闹革命，呀嗨哟……女人们的不缠脚，又不扎耳朵眼，辫子一剪留下个短帽盖，呀嗨哟……”同时，基层动员还用歌谣、漫画等对小脚女人进行规劝，“妇女仔细听，放脚闹革命，敌人来围剿，小脚跑不动”，“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个女姣姣，眼睛黑，手段巧，可惜一双小脚 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怕过独木桥，鬼子打来更是跑不了”。

为了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生产,1943年1月中央颁布“四三决定”，决定提出妇女参加生产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参加生产是农村妇女“特殊利益的中心”，同时认为妇女参加生产也是一种抗战，“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

“农村妇女能纺织，能养蚕，能种地，能煮饭，能喂猪，能理家”，“多生产，多积蓄”，可以使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

”大批 妇女通过辛勤的生产，获得了政府和家 人的认同和尊重，家庭地位有了显著改善，生活待遇也得到相应提高。

通过参 加生产，妇女们为家庭减轻了负担，家庭生活得到改善，更增加了生产积极性，缓解了根据地经济困难的局面。

陕甘宁边区三边的劳动英雄温苓萱从事多种副业，如打盐、挖甘草、砍柴、拾粪、种瓜菜等，“靠她一人劳动维持了一家的生活”。

绥德刘英珍靠纺织收入 解决了两个人的吃粮、4个人的穿衣问题。

陇东模范党员杨生荣，以与人变工的方式种地70余亩，并从事多种副业, “顾住全家-一口人吃穿”。

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妇女在经济地位得到改善，初步获得职业平等权的同时，思想觉悟日益提高，为妇女自身的解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妇女享有职业平等权和妇女的最终解放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从婚姻的束缚中解脱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女战士唱 道：“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在传统观念中，妇女作为男人的附属品出现，“打伤或打死妻子、媳妇被看 作是家庭私事，用不着担心判罪或偿 命的。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实际颁行的婚姻法，国民政府在193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以婚 姻自由为基本精神，对旧式婚姻制度作了一些改进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性的婚姻权利。

但一方面其 推行范围有限，难以改革整体社会面70|国家人文历史・民国新女性的人工解法・貌。

另一方面，仍保留很多封建残余，如法案中未对姬妾制度有明显反对态度，一夫多妻制依然盛行，对女子再婚限制条件诸多，男性主导的夫权色彩明显。

与国民政府在国统区推行的不够深入的婚姻改革相比，各边区的抗日根据地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则幵展了一场旨在改革封建婚姻，解放妇女，维护妇女应有的平等而自由民主的婚姻权利的社会变革。

在陕甘宁边区，包办、早婚、重婚、纳妾、伙婚、买卖等多种不合理的婚姻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包办婚姻，在农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对女性来说，被当作一件财产转让，婚前的对象“看也不叫看”，“给个瞎子就是瞎子，给你个拐子就是一个拐子”。

中国共产党提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使这里的女性看到了新的光明，她们从内心里欢迎这种制度的来临，她们觉得“好像上了天了，叫人高兴，心里头的那个滋味，那个形容不来的那么高兴”，许多女性主动脱离家庭，走上了革命之路。

1939年4月，陕甘宁根据地率先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俗名站年汉）”。

在结婚年龄上，也明确规定“男子以满20岁，女子以满18岁为原则”。

在离婚上，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妇女与子女相应的财产权利，女口“女方未再结婚，无力维持生活时，归女方抚养之子女生活费，由男方继续承担，至满16岁为止”；“离婚后，女方未再结婚，因无职业财产或缺乏劳动力，不能维持生活者，男方须给以帮助，至再婚时为止，但最多以3年为期限。

明确地保护了妇女的婚姻和生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