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教训1：谣言是瓮安事件的催化剂


宣传舆论工作用于统一认识，凝聚人心、 鼓舞斗志，让人民群众知道党委和政府在 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信息公开透明， 可以让人民了解事实真相，避免谣言蛊惑 人心。 “信息控制”与“信息发布”的教训
教训2：政府的不当执政行为


瓮安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 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 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 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换句话说，瓮安当局的不当执政行为，积 累了大量民愤，当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 走向“决裂” “当地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



“一些地方政府有个思维惯性，一旦群体事件 发生就认为一定存在‘少数别人用心的人’ 在推波助澜，这是不对的。” 应对群体事件需要新思维，关键是建立官民 对话的机制。官民对话是社会协调的重要组 成部分，社会协调是疏导民意的通道，是政 府与公众信任关系的纽带，也是建设和谐社 会的迫切需要。 通过有效的社会对话，民怨可以得到疏导， 真相得以大白天下，“干戈”可化为“玉 帛”。
官民对话

1.以人为本，莫称百姓为“刁民”。“天地 之间，莫贵于人”，领导要把群众当“人” 看，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群众 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对话 只能是“奢谈”。

2 .先对等，再对话。地位平等，莫悖“鱼水 相依”关系。把群众放到与自己对等的位 置上，才能实现对话。如果居高临下，盛 气凌人，“对话”只会沦为自我“独白”。

4.有话有处说，有理有处讲。给老百姓提供 “诉说”的渠道，其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策略。群众“有话有处说，有理有 处讲”，矛盾再大，总能化解；群众告状 无门，冤情难申，矛盾再小，也会积羽沉 舟。

5.事件发生后，政府在对外表达时，要处理 好如下关系：
一是“详细”与“简略”的关系。政府的 信息发布应讲究详略得当，具有针对性。 在需要证据证实的一些关键环节，应尽可 能详细，充分；而在一些无关大局的环节， 则应该简略带过。
无论是事件爆发前的预防性对话，还是事 件爆发之后的紧急对话，一定要有相关政 府部门的领导人出面。一方面能掌握大量 一手信息，便于作出正确决策；领导出面 表明政府部门对事件的重视，能增加对话 的“效度”


3.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做好监控工作， 把握好时机，赢得主动。早发现早解决， 把问题处理在萌芽阶段。应对危机的不二 法门在于“花少量的工夫来预防，而不是 花大量的钱来治疗”



二是“事实”与“态度”的关系。公众要 求信息及时公开，而政府部门却认为只有 经过调查、真相水落石出才能公开信息， 信息公开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是困 扰政府部门的一个难题。 没事实，有态度。在真相没有水落石出之 前，政府可以及时出面表明态度，给老百 姓一个承诺。群众就会认为政府对这件事 不会不管，安定人心。


7.三个慎用：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 用强制措施。警察之所以成为“众矢之 的”，是因为他们更多时候成为暴力解决 矛盾的工具。“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 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 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石宗源）

8.干部下访，群众不访。信访机制是最有效 的“社会安全阀”之一。基层干部做好下 访接访工作，就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群 众进京上访的情况就会减少，而“截访” 的社会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
贵州瓮安“6.28”事件的 经验与教训

此次事件固然有黑恶势力插手参与，但绝 大多数参与者都是与女学生之死没有直接 利益关系的普通群众。对于这些群众而言， 一方面是“路见不平”，而另一方面却是 借机发泄郁积已久的“对于社会不公正、 政治不清明”的强烈不满。

一个谣言引发一场骚乱，背后折射出来的， 却是小城社会环境的“不安”。正如石宗 源书记指出的，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 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 却是瓮安县屡屡侵犯群众利益，随意动用 警力处理群体性事件，导致干群关系和警 民关系紧张。谣言只不过是长期积累的 “民怨”的导火索。
《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 28” 事件的启示 》


作者：刘子富
新华出版社，2009年3月16日
通过对“瓮安事件”深 入调研，提出了“新群 体事件观”。即现场第 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 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 原则、反思自责原则、 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 力原则。 本书对各级领导干部化 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 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借 鉴作用。
新群体事件观

亲临现场、靠前掌控
就事论事，不作“过度政治化”，不轻率 定性为“敌我矛盾”，不针群众的集体行 动视为与政府的对抗行动，有针对性地解 决群众的经济、民生利益诉求 信息公开：在黄金24小时内公布准确、真实 信息；查明多少、知道多少，就公布多少； 一定要准确，自己更不能说谎


反思自责：首先查找自身原因，检查自身 缺失，公开坦承失误和不足，争取群众信 任，重塑政府形象 “切割”、问责：迅速启动问责程序，分 清责任，罢免失职、渎职官员 慎用警力：不与群众发生直接对抗、冲突； 在“妥协”和“压制”之间拿捏尺寸，该 “柔软”的，“身段要柔软”，该强硬的， 当然也要“强硬”，如发生了打砸抢烧， 就要果断处置，将肇事者拿下。

三是“调查”与“定调”的关系。事件发 生后，不要急于定调。只有在事件调查清 楚之后，事件性质才能确定。“未调查， 先定调”会让人觉得在推卸责任。不妨再 经过调查之后，再对事件进行审慎定性。 在事实没有调查后，再对事件进行审慎定 性。在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可以给公 众一个“积极处理此事，给公众合理交待” 的态度。

四是“群众”与“不法分子”的关系。在 发布信息时，不要轻易给“群众”贴上 “不明真相”、“被煽动”、“被利用” 的标签。

6.四可四不可：可疏不可堵、可散不可聚、 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民意可以疏导，不可封堵；尽量让群众分 散，防止集合行为；顺应民意，避免激起 更强烈的民愤；本着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的态度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避免激化矛 盾。
第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 管、谁负责原则

责任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头，不得把本 级应该解决的问题推给上级，不把本单位 本部门应该解决的问题推向社会。坚持 “现场第一原则”，哪里发生了群体性事 件，哪里就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第一时间报告情况，第一时间 决策指挥，迅速控制局面。
教训3：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


基层政府治理功能的弱化，矛盾不是迅速 地解决，而是长期地积累起来，官员与民 众不是和谐的互动，而是关系紧张缺乏互 信。 本质上来自于对民众权利的漠视
教训4：丢掉“现场第一原则”

处置不及时，事态逐步升级 紧要关头，主要领导到哪去了？ 缺乏政治敏锐性，事到临头无对策
第五，教育疏导、防止激化原则

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综合运用政 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 疏导、沟通、协商、调解等方法，积 极稳妥地处置群体性事件，加强对群 众的说服教育、情绪疏导，引导群众 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妥 善解决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防止 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关键：政府采取新思维官民对话应对


“大多数矛盾是在时间的迟滞当中发酵的，及时本 身就意味着主动。” 重庆罢运事件当天下午４点半，重庆市政府便主 动邀请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停运 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即将采取的处置措施。 此后，重庆市政府更是连续召开3次这样的新闻发 布会。 “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在现场主持处置工作 的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所言：“谣言止于真相。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什么可以向公众隐瞒 的。”


充分理解死者家属的诉求 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处理问题抓住时机 防止坏人借题发挥
从灾难中学习 ——应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关键

经济的高速发展，GDP增长和财税增收， 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群众利益为 代价，对资源地进行掠夺式开采，对群众 利益诉求没有认真加以解决，忘记发展为 了谁，群众没有共享发展成果，这样的经 济发展模式人民群众不答应。
第一，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原则

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切实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和化 解，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 维护群众利益机制，处理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和 预警机制，科学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诉求表达 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应急管理 机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拓宽社情民意 表达渠道，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 决，及时消除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各种因素，力争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初始阶段。坚决 防止侵害群众利益的事发生，坚决防止因决策失 误、工作粗糙、执法不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教训5：慎用警力的问题

7月24日，中纪委发布《关于违反信访工作 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监察部等部门发布《关于 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两文 规定，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 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等，将对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者和直接责任者追究责任。
教训6：处理时的技巧性问题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一些社会矛盾长 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 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 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 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 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 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 意。”
第三，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原则

要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政策的严肃性， 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妥善解决群 众反映的问题，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 群众的合理诉求能解决的要及时解决；一 时不能解决的，要列出时间限期解决；对 于按照政策法律确实不能解决的，要做好 宣传、解释、说服、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