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文化强国 杨倬 电气2118班 一个社会的发展，既植根于物质基础，也取决于精神品质。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固然是监管问题，但同时也是良心考题；一些改革难题的背后，固然有利益纠葛，同时也有观念掣肘、勇气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们强调“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现在的中国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然而身处这样一个急行军时代，我们的精神家园应当如何安放？ “心累”或许是当今许多人的集体感受。有时是生活的压力让人难以喘息，更多时候则是这样的自我诘问：“天天这么忙碌是为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里，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是为什么？我们所为之奋斗的高学历到底是为什么？升官发财是否就是成功的唯一出口？当身体向着欲望一路狂奔，望尘莫及的精神又将经历怎样的挣扎？
应当说，在中国人重构物质世界的激昂乐章中，精神家园的观照自始相随，只不过始终未成主调。当“小悦悦事件”令人悲痛震惊、问题奶粉使得人人自危，当诚信、善良、安全感成为稀缺资源，今天的国人已不愿是“道德贫困”的旁观者。将这种集体焦虑上升为国家行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命题，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和充足的民意基础。 西方学者所描述的“现代化后果”，同样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血缘关系到公民国家，这种急剧的变化转型，释放了压抑的物质欲望，也带来了物质主义的膨胀；促进了社会的自由流动，却尚未形成新的公共意识；发展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格局，但还没有建立新的信用体系。转型期的文化坚守、道德重构和灵魂安顿，并不比发展经济轻松多少。 然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时期我们应如何建立一个文化强国来进行文化坚守、道德重构和灵魂安顿呢？ 首先，我们应进行文化坚守也就是注重文化安全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文化安全是前提和必然要求。苏联的解体应当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面对西方的所谓“和平演变”战略，戈尔巴乔夫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在苏联国内大搞和平演变，殊不知“和平演变”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侵略。因此我们应该足够重视文化安全，维护文化安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国家根本制度安全。国家根本制度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是保障国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护国家安定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宪法》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 引起社会振荡的因素仍然存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安全在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意识形态安全。即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不受威胁与侵害，能够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是该国的立国之本，如果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必将导致该国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衰落甚至毁灭。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不断加强对我国的渗透和颠覆：在经济上宣扬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在政治上企图颠覆我国国体、政体与政党制度，在历史上否定我国近现代革命史、我们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巨大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价值观念安全。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本质内涵，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现象的是非判断和基本态度。每个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规定着该社会的性质。价值观念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在社会和公民中得以保持、延续和发展。影响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因素很多，如来自家庭、社会、政府等不同方位的教育因素，国外的文化影响与文化渗透因素等。维护价值观念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重视的问题。
优秀传统文化安全。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都积淀在该国、该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该国、该民族的血液中。因此，所有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应高度重视维护和弘扬本国和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全，包括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坚持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其次，我们应进行道德重构。个体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选择，同样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道德风貌。许多时候，正因为某些机制还不够合理，源自个体的道德努力才显得格外珍贵。唯有借助这种想象的力量，我们才能及时填补制度的价值真空，并积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
18个路人的冷漠走开，拾荒阿婆的质朴救助，全社会异口同声的疾首痛心„„在具有标本性意义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中，各色人等的不同表现，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复杂“道德图景”。
老人倒下扶还是不扶，孩子被撞救还是不救，门前积雪扫还是不扫，路有拾遗交还是不交？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原本无需思考的问题，竟成为许多人现实的“两难选择”？面对一个“人心不古”的时代，我们自问：究竟是世风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造就了世风？
指责“路人”，似乎成为当下一个普遍习惯。对路人的道德评判固然有助于风尚形成，但更要看到，道德首先是“反求诸己”的。许多时候，我们批判冷漠，是否只是因为隔岸观火？如果身临其境，我们是否也会挺身而出？
道德想象是道德选择的前提。或许，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面前，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倘若我们不缺少用来批判的“想象道德”，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想象”，来支撑现实世界中的道德选择？
道德从来不能单打独斗，制度的支撑不可或缺。如果制度仲裁者的逻辑总是“不是你撞的你救什么”，如果法律在关键时刻不能站在良善一边，如果公众一再被暗示“流血又流泪”的行善后果，“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就会成为无奈选择；“行善有风险、出手要谨慎”就会成为冷漠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良好的道德想象，离不开有力的制度呵护。只有制度是向善的，道德才会是向上的。
制度固然重要，却不能包治百病。正如法律无法规定必须对陌生人微笑一样，道德的温情不能只靠法律涵养。马克思曾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个体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选择，同样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道德风貌。许多时候，正因为某些机制还不够合理，源自个体的道德努力才显得格外珍贵。唯有借助这种想象的力量，我们才能及时填补制度的价值真空，并积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 有人说，“小悦悦事件”带来的最大震撼，不是18个路人的冷漠，而是网友数以千百万次的转发留言。这种关注、讨论乃至声讨，从悲观中凿出一丝光亮：这种来自普通人的普遍道德焦虑，正是我们找回道德信心、重构道德世界的重要资源。
“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也是在2011年，上海男子潘跃昀在救助被碾压的4岁女孩时，这样表达了自己的道德想象和选择。而在“小悦悦事件”中，当陈阿婆被媒体追问为什么救人，她只是说了句“总要有人去帮助”。同样面对车祸，山东龙口女孩刁娜在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的义举，激发了各方的友善、谅解和诚信„„道德从来就不是抽象的。事实上，与某些宏大批判相比，个体努力所激发的道德能量更为巨大，并由此带来了道德的良性循环、构筑着道德大厦的坚实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在今天被频繁提及的“路人”，隐喻了中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的转型。在这样一个个体化、陌生化的时代，消除“冷漠孤独”的社会症候，纾解现代人的道德焦虑，培育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良好道德想象力的培养是这一切的基础，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也有赖每个人的努力。
最后，就是灵魂的安顿。否定一个时代是容易的，能找出太多例子证明精神荒芜、信仰萎谢、价值凋零。然而，纵使面对物质潮流的冲刷，最普通的人们也同样保持着纯真的良知、践行着质朴的信仰，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道德底色。当怀疑、焦虑成为习惯性选择，我们同样需要“正”的力量。 市场里向你讨要手中空饮料瓶的阿婆，道路上堵在你旁边开面包车的中年男人，公共汽车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年轻学生„„他们如此平凡，即便擦肩而过，你可能也从未留意。 但就是这些最普通的人们，让寻常的人生展示另一个向度，为躁动的时代开辟另一种可能：她可能是在18个路人漠然经过后救起受伤女童的陈贤妹，他可能是哥哥遭遇车祸后赶来结清农民工工资的信义兄弟，而他们可能搭起人链，在激流中救回两名落水的儿童。 如果说人心中都有向善的因子，那么，这些普通人正是我们社会的真之始、善之端、美之源。他们给社会注入向上的力量，为转型时代的“心灵成长”，拓展出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即便在物质潮流的裹挟之下，崇高的价值也从未沉沦。“我的工作比盖两层楼更伟大！”司占杰在一封信中试着这样说服父母。这个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放弃了“体面的工作”，选择帮助麻风病康复者重新融入社会。付出与奉献的人生大于“两层楼”，一个80后青年的不等式让人看到，“伟大”、“尊严”、“价值”这些标志着人类精神高度的词汇依然熠熠生光，吸引着高贵的心灵向着这一方向前行。 即便要面对日复一日的庸常，精神的能量也从未衰减。面对乡村文化的衰落，“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背起行囊，和妻子回到湖北农村老家，自筹资金开办乡村图书馆。从丰盈乡村孩子们的人生，到充实参与志愿者的内心，立人图书馆构筑的，还有一个叫“精神”的港湾，这里有一种更快乐、更纯粹也更美好的生活。 他们绝不是社会的“异类”，而是永恒地存在于人性中向善、向上的力量。山东青岛的“微尘”，是无数不愿留名的捐赠者共同的署名；靠140字发起的“免费午餐”，源于一个又一个3元的“微善行”。即便是当前的春运，32亿人次舟车劳顿，不就是为了物质之外那些名为“团聚”、名为“亲情”、名为“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