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gene Nida的翻译理论（转）
摘要：本文介绍了奈达的翻译思想，对其功能对等理论进行了分析，对奈达理论在翻译界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评述。然后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当今翻译界对奈达思想的争论，介绍了争论中提出的新概念，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最后，文章探讨了奈达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在翻译实践中可以得到的启示。 关键词：奈达功能对等争论启示 一、奈达的翻译思想 尤金·奈达（EugeneA.Nida）是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供职于美国圣经协会，从事圣经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其理论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奈达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力图把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对翻译的研究应该看作是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这种研究应以语义为核心包括翻译涉及的各个方面，即我们需要在动态对等的层次上进行这种比较。由于奈达把翻译和语言学密切联系，他把翻译的过程分成了四个阶段：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重组（restructuring）和检验（test）。则翻译的具体过程就经过了下图的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奈达实际上是透过对原文的表层结构的分析，理解深层结构并将其转换重组到译文中。因此，在翻译中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要让译文读者得到一个自然的译本。他曾说：“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不像翻译。”所以，他的翻译中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读者反应论”。他认为，翻译正确与否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并取决于一般读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理解译文。由此，他提出了他的“动态对等理论”。 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素》(1964)一书中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他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的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所谓自然，是指使用译语中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翻译中使用归化，而不是异化。 然而由于动态对等引起不少误解，认为翻译只要内容不要形式，在奈达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他把“动态对等”的名称改为“功能对等”，并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也包括语言形式。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二、奈达理论的评析 毫无疑问，奈达是当代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他的功能对等理论在全世界的翻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约翰·比克曼（JohnBeekman）和约翰·卡洛（JohnCallow）的《翻译圣经》中说：“传译了原文意义和原文动态的翻译，称之为忠实的翻译。”而所谓“传译原文的动态”，就是指译文应使用目标语自然的语言结构，译文读者理解信息毫不费力，译文和原文一样自然、易懂。同时，他们也认为译者所要传达的是源语表达的信息，而不是源语的表达形式。 在米尔德里德·L·拉森（rson）的《意义翻译法：语际对等指南》中，当谈到形式与意义时，拉森说得更为直截了当：“翻译基本上是改变形式（achangeofform）……是用接受语（目标语）的形式代替源语的形式。”她还表示，语言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是不同的，我们所要翻译的是深层结构，即意义，而不是表层结构，即语言表达形式。 然而正如郭建中(2000)所说：“内容与形式，意译与直译，以译文读者和译文为中心与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是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一个永恒的辩论主题。”虽然奈达在全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极高的地位，但他的理论却也一直引起各家争议。 关于奈达理论的争议，主要是围绕以下五点展开的： （一）对等理论的适用范围 这是长期以来对奈达翻译理论的争议得最多最激烈的问题。许多的翻译家都认为其理论是不适合文学翻译的。 以诗歌翻译为例，林语堂曾经说过：“诗乃最不可译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最好的诗（而尤其是抒情诗）都是不可译的。”而著名诗人海岸（2005）在他的《诗人译诗，译诗为诗》中也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符号系统只能在所指层面达到一定的共享，建立在绝对理解上的诗歌翻译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特别是英语诗中的音韵节律及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法等均不能完全传译，正如辜正坤在《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一书中所言，“凡属语言本身的固有属性(区别于他种语言)的东西往往都不可译”。在翻译中不得不“丢失”这些“东西”，但是不能丢失语言内在的节奏。 单文波（2003）也指出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较多地使用比喻和新颖的语言，作者的真正意图可能需要读者细心去体会和捕捉。如果译作中处处是好懂的语言，必会是索然无味。 针对这一问题，郭建中（2000）表示奈达的功能对等并不一定适用所有的文体和一切的翻译目的，他指出：“哲学、历史、科技等著作，要求如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迁就目的语的读者水平或目的语的文化规范。”
（二）归化与异化之争 1995年，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的概念。他说：归化即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价值观，将原文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异化则是对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表现，接受外语文本中存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带入外国情调。 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读者的反应，于是必然也就强调对文本的归化。但是，提出归化异化概念的韦努蒂本人就是一个“异化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读者读翻译作品，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异国文化。在译文中保留异国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才能起到文化交流和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表达方式的作用。 而在1990年，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提出了文化翻译论，即是以文学为本，以目的语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学派，提倡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基因（王凤霞，2005）。因此他们指出异化的必要和必然。翻译过程一味归化，删除文化信息，屈从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逐渐失掉其个性。
因此，苏珊·巴斯内特坚持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不可割裂。她提出翻译中采用的文化策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译文分析将源语的文化因子重组植人目的语，使译文能被读者理解并接纳。
（三）形式与内容之争 所谓形式与内容之争，是由奈达的一句话引来的。奈达曾说：“形式附属于内容。”他要求对翻译的确切性的研究完全摆脱了表层结构的困扰，而把重点转移在以传译内容为主，使译文语言达到内容上与原文最贴近的自然对等上。 然而，乔曾锐（2000）在他的《译论》中提出：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把二者割裂开来是不对的，因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他指出，表层结构不是深层结构的一个固定属性。把他们分开，或把表层结构看作是对深层结构不起反作用的一个附属物，“就等于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深层结构的否定和使深层结构成为不完整的结构”，那么信息也就不成为客观存在的思维或成为不完整的思维。 这也就是说奈达提出的翻译过程其实是不一定能够传译原文所有必要信息的，片面地把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割裂开来，有可能会使读者感到费解。 |||
摘要：本文介绍了奈达的翻译思想，对其功能对等理论进行了分析，对奈达理论在翻译界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评述。然后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当今翻译界对奈达思想的争论，介绍了争论中提出的新概念，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最后，文章探讨了奈达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在翻译实践中可以得到的启示。 关键词：奈达功能对等争论启示 一、奈达的翻译思想 尤金·奈达（EugeneA.Nida）是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供职于美国圣经协会，从事圣经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其理论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奈达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力图把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对翻译的研究应该看作是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这种研究应以语义为核心包括翻译涉及的各个方面，即我们需要在动态对等的层次上进行这种比较。由于奈达把翻译和语言学密切联系，他把翻译的过程分成了四个阶段：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重组（restructuring）和检验（test）。则翻译的具体过程就经过了下图的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奈达实际上是透过对原文的表层结构的分析，理解深层结构并将其转换重组到译文中。因此，在翻译中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要让译文读者得到一个自然的译本。他曾说：“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不像翻译。”所以，他的翻译中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读者反应论”。他认为，翻译正确与否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并取决于一般读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理解译文。由此，他提出了他的“动态对等理论”。 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素》(1964)一书中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他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的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所谓自然，是指使用译语中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翻译中使用归化，而不是异化。 然而由于动态对等引起不少误解，认为翻译只要内容不要形式，在奈达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他把“动态对等”的名称改为“功能对等”，并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也包括语言形式。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二、奈达理论的评析 毫无疑问，奈达是当代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他的功能对等理论在全世界的翻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约翰·比克曼（JohnBeekman）和约翰·卡洛（JohnCallow）的《翻译圣经》中说：“传译了原文意义和原文动态的翻译，称之为忠实的翻译。”而所谓“传译原文的动态”，就是指译文应使用目标语自然的语言结构，译文读者理解信息毫不费力，译文和原文一样自然、易懂。同时，他们也认为译者所要传达的是源语表达的信息，而不是源语的表达形式。 在米尔德里德·L·拉森（rson）的《意义翻译法：语际对等指南》中，当谈到形式与意义时，拉森说得更为直截了当：“翻译基本上是改变形式（achangeofform）……是用接受语（目标语）的形式代替源语的形式。”她还表示，语言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是不同的，我们所要翻译的是深层结构，即意义，而不是表层结构，即语言表达形式。 然而正如郭建中(2000)所说：“内容与形式，意译与直译，以译文读者和译文为中心与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是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一个永恒的辩论主题。”虽然奈达在全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极高的地位，但他的理论却也一直引起各家争议。 关于奈达理论的争议，主要是围绕以下五点展开的： （一）对等理论的适用范围 这是长期以来对奈达翻译理论的争议得最多最激烈的问题。许多的翻译家都认为其理论是不适合文学翻译的。 以诗歌翻译为例，林语堂曾经说过：“诗乃最不可译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最好的诗（而尤其是抒情诗）都是不可译的。”而著名诗人海岸（2005）在他的《诗人译诗，译诗为诗》中也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符号系统只能在所指层面达到一定的共享，建立在绝对理解上的诗歌翻译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特别是英语诗中的音韵节律及一些特殊的修辞手法等均不能完全传译，正如辜正坤在《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一书中所言，“凡属语言本身的固有属性(区别于他种语言)的东西往往都不可译”。在翻译中不得不“丢失”这些“东西”，但是不能丢失语言内在的节奏。 单文波（2003）也指出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较多地使用比喻和新颖的语言，作者的真正意图可能需要读者细心去体会和捕捉。如果译作中处处是好懂的语言，必会是索然无味。 针对这一问题，郭建中（2000）表示奈达的功能对等并不一定适用所有的文体和一切的翻译目的，他指出：“哲学、历史、科技等著作，要求如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迁就目的语的读者水平或目的语的文化规范。”
（二）归化与异化之争 1995年，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的概念。他说：归化即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价值观，将原文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异化则是对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表现，接受外语文本中存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带入外国情调。 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读者的反应，于是必然也就强调对文本的归化。但是，提出归化异化概念的韦努蒂本人就是一个“异化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读者读翻译作品，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异国文化。在译文中保留异国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才能起到文化交流和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表达方式的作用。 而在1990年，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提出了文化翻译论，即是以文学为本，以目的语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学派，提倡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基因（王凤霞，2005）。因此他们指出异化的必要和必然。翻译过程一味归化，删除文化信息，屈从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逐渐失掉其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