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总体性
【导语】因此，探讨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瓦解问题，不能简单地只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的显性作用，而忽略辩证法总体性的隐性作用。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没有辩证法对于资本逻辑的总体性把握，马克思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狭隘视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结构框架下“再现”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只有在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法开创的新的思想框架下，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自我修复背后必然崩溃的实质才能被“再现”出来。
总体性和否定性是辩证法的重要理论特质。近年来，辩证法研究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即侧重于关注辩证法的否定性并以此来阐释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是马克思瓦解资本逻辑的哲学基础，而较少关注辩证法的总体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使有学者主张从总体性视角重新理解和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意义，但同时也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观与辩证法的总体观根本不同，辩证法的总体观与资本形而上学存在同谋关系它削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力度。可见，尽管总体性是辩证法的重要理论特质，但是如何理解和阐释这种特质仍然面临诸多理论挑战。为此，本文主张，辩证法总体性特质的当代阐释应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二者关系的深入反思中，开辟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新路径。
一.从“阿尔都塞问题”到“塔克-伍德命题”
一般认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剥去了其形而上学的“神秘外壳”，吸收了其否定性的“合理内核”，从而使头足倒立的辩证法获得了“合理形态”。对此，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却提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根本就不是思辨哲学、世界观或体系，而恰恰是辩证法本身。“神秘外壳无非是辩证法本身的神秘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它不是辩证法的一种相对外在的成分(例如‘体系’)，而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1]因此，所谓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仅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上的，“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观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真实世界)，而是从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2]
阿尔都塞对于“颠倒”问题的上述论断，旨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庸俗化理解。“这种对象的无差别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中是以下列形式表现出来的:差别只在于方法。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对象的方法实际上不过是形而上学的，相反，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此，一切问题就在于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又被理解为从黑格尔那里引入并应用于李嘉图著作中已经存在的对象的方法。”[3]对此，阿尔都塞提出，不能简单地用黑格尔辩证法去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否则，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多元结构性批判将被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一元论所“窒息”。
可见，表面上看，阿尔都塞的上述论断关注的是马克思辩
证法的“合理形态”，实际上，他所要追问的真正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贯彻的是辩证逻辑?如果在“颠倒”的意义上给予肯定的回答，即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那么这表明马克思仍然被辩证法的思辨形式所纠缠。与之不同，阿尔都塞认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成熟的马克思哲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摆脱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内容”，而且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形式”，即辩证法，“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从不是简单的，而始终是由矛盾在其中起作用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历史环境所特殊地规定的。”[4]因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遵循的并非是辩证逻辑而是具体总体的历史逻辑。
阿尔都塞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祛辩证法化解读，引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究竟是否贯彻了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关系到底如何?笔者把上述问题称为“阿尔都塞问题”。“阿尔都塞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特质的认识和理解，更关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消解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合法性的方*路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的“塔克-伍德命题”具有典型意义。上个世纪70年代，英美学界围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遵循正义原则问题展开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大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
罗伯特·塔克在考察了《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分配问题的相关论述后提出，“我们应该清楚劳动所得的公平分配并不是马克思的道德目的。分配正义的理想在马克思的精神世界里完全
是一个陌生的东西。”[5]与此同时，艾伦·伍德提出，马克思尽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并对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但是这种揭示和批判与正义无关。或者说，马克思并不是遵循所谓的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的，而是“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具体而历史的生产方式，因为马克思是从整体上谴责资本主义的;这种谴责的基础在于，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运作及其历史地位采取一种统一而完整的分析。”[6]可见，在塔克和伍德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借助诸如正义等“价值规范”，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事实”给予客观揭示。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资本主义的“事实”与“价值”是一致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或正义性为前提。
基于“塔克-伍德命题”的上述判断，再来反观“阿尔都塞问题”，一些亟待破解的理论难题进一步突显出来。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贯彻的不是辩证逻辑，那么如何理解“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出的悖论性问题: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
“经济事实”做出了深刻批判，却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对于这一问题，阿尔都塞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指认资本主义社会作用机制的结构性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现的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域”的革新:“《资本论》应该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世界中产生社会作用的机制理论。生产方式不同，这种社会作用也不同，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开始觉察到这一点。生产方式不同，产生这些不同社会作用的机制也不同，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准确地
意识到《资本论》理论中所包含的确切问题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领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7]因此，对于阿尔都塞而言，问题的关键又不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贯彻了辩证逻辑，而在于如何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构造的“新问题域”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
对于从“阿尔都塞问题”到“塔克-伍德命题”所衍生的相关理论问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就是辩证法所内蕴的总体性，辩证总体观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这种辩证的总体观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在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方法。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但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只有在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才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8]“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这种认识从上述简单的、纯粹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直接的、自发性规定出发，从它们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9]可见，在卢卡奇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与辩证法不可分割，而且其“科学性”只有依靠辩证总体观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能够击穿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就在于其贯彻了辩证法的总体性。辩证总体观的“再现”式思维方式跳出了对资本主义“事实性”的孤立认识，完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现实性”的把握。
由上可见，当阿尔都塞把辩证法视作黑格尔式的哲学意识形态时，他的理论目的是拒绝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相等同，强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重释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批判力量。结果，阿尔都塞主张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彻底分离开来，既拒绝以辩证法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拒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阐释辩证法。而卢卡奇对于马克思辩证法所把握到的资本主义
“现实性”的强调，其理论目的却是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突显辩证法独特的总体性特质。显然，阿尔都塞和卢卡奇之所以就辩证法的理*能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就在于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总体性辩证法的互释
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关系需要反思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底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机械地套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做出了尖锐批判:“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10]“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11]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反对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认识和理解经济范畴，而强调经济范畴只能到产生它的社会
关系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而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2]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否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拒绝以辩证法的总体观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
回答这一问题前，可以先来看看捷克哲学家科西克对于《资本论》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科西克认为，科学(经济学)与哲学(辩证法)的关系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资本论》的解释史就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向度和哲学向度分割开的历史，并以这种分割作为捍卫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性的前提条件。[13]结果，这种解释史的结论必然是强调“哲学的自我扬弃”，也就是哲学被现实化为对于经济实在科学分析之中了。但是，这里所谓的“哲学的现实化”以思辨的方式把握为哲学概念，“哲学的现实化”实质是“现实的哲学化”。因此，在这种解释原则下，表面上维护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把《资本论》解释为自我意识的形而上学。与这种解释原则不同，科西克提出，《资本论》既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也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因此，“它的逻辑结构必须以某种方式符合它所分析的实在的结构。《资本论》的结构不是被研究的实在及对它的处理所应服从的逻辑范畴结构。相反，经过科学分析的实在被充分地表现于一个‘辩证有机体’中。它被完成并实现于一个特殊的相符的逻辑结构之中。”[14]“实在的特殊性质是作为‘辩证有机体’《资本论》逻辑结构的基石。从实在的特殊性质出发，《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