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若干情形认定
时间:2007年01月16日 01时44分作者: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问：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围？口头合同、无效合同能否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核心提示：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一种广义上的经济合同；第二，合同内容是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获取利益；第三，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既包括书面合同，也包括口头合同。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一种广义上的经济合同；第二，合同内容是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获取利益；第三，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此外，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也可以是无效合同。
倪泽仁（北京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按照现行合同法的规定来作广义解释。合同的内容必须具有标的、数额等实质性条款，尤其是要具有交付钱财的核心内容，但行政合同、劳动合同不能列入该合同范围之内，因为它不涉及交付钱财。口头合同，虽然也是民事法律认可的一种合同形式，但其不具有周全的核心
条款，在出现诈骗后双方都只能提供言词，很难从证据上印证事实，而且，依照法律规定绝大部分合同都必须采取书面合同形式。因此，以口头合同行骗的，如果构成犯罪，原则上应以诈骗罪处理，而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处理。在当前的合同诈骗犯罪中，形式合法但本质违法无效的合同大量存在，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某种非法目的。因此，有时在认定合同诈骗罪时无须从民事角度衡量其合同是否有效。当然，实践中也有人通过虚假合同承揽业务，谋取一些利润，但其并不具有永久占有的目的，这属于民事欺诈，不同于那种没有履行合同能力、也不计划去履行合同的彻头彻尾的诈骗，对此不能按合同诈骗来定罪。
问：如何理解合同诈骗未遂，如合同签订的标的是１００万元，实际骗到３０万元，能否认定７０万元是未遂？如果没有获得财物，是否就不能认定为犯罪？
【核心提示：合同诈骗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和行骗数额。受骗损失数额是指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失数额，实骗数额是指受骗者被骗而实际交付给犯罪分子的财产数额，行骗数额则是指犯罪分子主观上预计达到的诈骗总额，一般是指合同标的额。按照司法解释，诈骗数额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量刑情况予以考虑。】
张明楷：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未遂可以参照普通诈骗犯罪的未遂标准认定。实践中，犯罪未遂是否处罚分三种情况：第一，严重的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的未遂都处罚；第二，轻微的犯罪，未遂的一律都不处
罚；第三，需要自由裁量的案件，看未遂本身的情节严重与否，这需要根据具体的情节，按照通常的标准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适用何种法定刑？按照法律的逻辑关系，无疑应适用最低的法定刑。此外，处罚这类犯罪未遂，应看重结果，按照实际的行为结果来决定。如想骗１００万元但是一分钱都没有骗到和骗到３０万元的在适用法定刑时，应对后者处罚较重才合理。
倪泽仁：在我国刑法当中，除了过失犯罪和少部分行为犯，可以说任何一个犯罪都存在犯罪未遂问题。财产型犯罪都是以财产是否被实际侵犯或是否达到法定的危害程度来衡量定罪量刑的。司法解释没有排除诈骗犯罪的未遂，因此盗窃罪与诈骗罪都存在未遂问题。推而论之，合同诈骗罪是存在未遂的，而且比其他犯罪的未遂还要多。
合同诈骗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和行骗数额。受骗损失数额是指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失数额，实骗数额是指受骗者被骗而实际交付给犯罪分子的财产数额，行骗数额则是指犯罪分子主观上预计达到的诈骗总额，一般是指合同标的额。按照司法解释，诈骗数额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量刑情况予以考虑。如果行为人签订的合同标的金额是１００万元，最后拿到３０万元，应认定犯罪金额为３０万元，没有拿到的部分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司法实务操作中，遇到诈骗既遂与未遂并存的犯罪形态，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其未遂的情节作为从重量刑的依据。所以说，应该按照实际取得的金额认定犯罪金额。
刘祥林（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二审监督处处长）：从理论上讲，侵犯财产犯罪都存在未遂问题。盗窃罪的未遂如何处理，“两高”作出了司法解释。合同诈骗罪的未遂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屡有发生。我个人主张，应当处罚，否则不利于遏制此类犯罪。但是否可以参照以往关于诈骗罪的司法解释，实践中还存在不同认识。
问：冒充军人的身份去采购大额商品，在与对方签订合同取得财物后逃跑，其行为是否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核心提示：冒充军人以签订合同方式骗取财物后逃跑的，如果数额达到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标准，应以合同诈骗罪处罚；如果骗取的财物没有达到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应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处罚。】倪泽仁：这是一个法条竞合的问题，也就是说，诈骗可以用任何身份去骗，但一旦用军人的身份去骗，即触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当然，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骗取的内容要比诈骗罪骗取内容宽泛得多。如果骗的内容既有财物，又有其他非法利益，那么可以按照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定罪量刑。如果骗取手段是签订合同，骗取的仅仅是单一的财产，而且财产的数额巨大，就要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否则违反犯罪构成和罪行相一致原则。
刘祥林：冒充军人的身份去采购大额商品，在与对方签订合同取得财物后逃跑，如果数额达到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标准，就构成合同诈骗罪。
在这种情况下，其冒充军人仅仅是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是诈骗的一种手段，不需要再单独定罪和数罪并罚。作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其侵犯的客体是军人的威信和军队的正常活动而不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当然，其中也有冒充军人骗取少量财物的，如果骗取的财物没有达到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就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处罚。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也是如此。
问：在办理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中，行为人极少承认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那么，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人认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列举的四种行为之一，如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即可推定行为人已经具备了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核心提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一种或者多种情况的，有时还不足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为二者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谢望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从逻辑上讲，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的行为人应当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其外观表现势必会出现刑法规定或司法解释所列举的一种或者多种情况，但符合其中一种或者多种情况有时还不足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者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比如说像非法集资的款项不能返还与非法占有的目的之间就不一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未返还完全有可能是非法占有目的以外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的情况下，仅仅根据没有返还就
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难免有客观归罪之嫌。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一致原则，既要避免单纯地根据损失来进行推定，也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供述，而是要综合分析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评价和判断。
倪泽仁：刑法里的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部分是靠司法工作人员根据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和行为方式来推定的，合同诈骗罪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但需要行为符合四种行为之一，而且必须同时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并不是凡符合四种行为之一就可以推定为合同诈骗罪。
刘祥林：刑法第三章中有的法条加了非法占有目的要件，有的没有加，没有加的并非疏漏，而是法条本身根本就不需要表述，或者说是不言自明的。比如票据诈骗，用假支票到银行去骗钱，不用法律解释，也可以肯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在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中之所以加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划清与一般合同纠纷和贷款纠纷的区别。因为仅从手段和结果上看，有时很难分清哪个是经济纠纷，哪个是犯罪。实践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公诉机关证明最难的一个问题。有些案件甚至就因为证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据不充分，而被宣告无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明标准如何把握，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合同诈骗罪列举的几种表现形式，有的可以直接证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的则不能，这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分析认定。
问：行为人分别与好几个汽车销售商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又与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以购买汽车（贷款担保方是汽车销售商），在行为人不还款的情况下，有时是汽车销售商被迫代为还款，有时是银行遭受了损失（汽车销售商无力代为还款）。对于行为人的这一行为，是定贷款诈骗罪还是定合同诈骗罪？
【核心提示：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都是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实施的诈骗行为，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不过是合同诈骗罪的特殊条款而已。】
张明楷：这类行为应当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这样理解，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都是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实施诈骗行为，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不过是合同诈骗罪的特殊条款而已。本案中，虽然有的是担保方受到损失，有的是银行受到损失，其实都是银行受到了损失，只不过在销售商代还银行借款的情况下，银行挽回了损失。如果银行没有受到损失，那为什么要让担保方补偿呢，所以实质上还是银行受到了损失。
问：行为人以真实身份从汽车租赁公司租了十多辆汽车后向银行抵押贷款１００万元，然后将这笔贷款用于自己公司的经营，其行为是否可以定合同诈骗罪？
【核心提示：司法实践中，将抵押贷款用于赌博和挥霍，到期后又躲避债务的，都可以依照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处理。】
张明楷：用真实身份租赁汽车并不代表没有虚构事实，虚构事实还包括掩盖心理事实。本案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和行为，从数额巨大这点看，行为人已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
刘祥林：本案判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难点在于判断骗的是谁，谁受了损失，抵押出去的车辆是否有可能赎回。如果将汽车抵押给赌场、高利贷者，就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总之，办案人员应当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返还的意图、这种返还是否能够实现的角度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将抵押款用于赌博和挥霍，到期后又躲避债务的，都可以依照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处理。
（北京市检察院政治部教育培训处供稿）《检察日报》
http://biz.doczj.com/doc/bf16524083.html,/n1/jcrb1178/ca576854.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８５３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３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１）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２）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３）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４）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５）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６）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犯罪活动的； （７）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８）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９）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５万至１０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２０万至３０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法律实务】合同诈骗罪的八类裁判规则 作者：詹勇～四川卓安本文由微信公众号为你辩护网(weinibianhu)授权无讼阅读发布（转载请注明上述信息） 在诈骗犯罪中，合同诈骗罪是适用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也是司法实务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罪名之一。本文由资深刑辩律师对实务中经常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汇总，并归纳出人民法院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适用的裁判规则。希望对从事相关实务的法律人有所帮助。一、“合同”的内涵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涉及两个争议问题：1.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合同？答案是肯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均对此给与了肯定。主要理由是：“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2.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类型如何界定，是否仅仅指经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态度并不完全统一。在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中，法院认为：不应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
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但是，在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又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并可以在借鉴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定义基础上，可以将合同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本文认为，三种观点实质上并不矛盾，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实质上同义，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给与了一般性定义，而第一种观点则是列举了其中的“例外情形”，结合起来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理解。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标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共同手段行为，因此，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构成合同诈骗。要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646号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和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中，认为：在合同诈骗案中，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biz.doczj.com/doc/bf16524083.html,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陈某私开房产中介，2002年李某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由李某委托陈某代为购买位于西安市区某处房产，并向陈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元，作为购房资金。但陈某拿到钱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而把李
某的购房款用于赌博，输得精光。后李某催其还款，但陈某避而不还。 律师分析：本案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6)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论合同诈骗罪(一)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合同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行为契约。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997年刑法根据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特征、犯罪对象特征、诈骗行为的手段特征，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立出一些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具有诈骗特征的犯罪，并入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合同诈骗罪就是其中的一个。本文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入手，简要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及相关特征。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也有本质的不同，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并非进行实实在在的经济行为，行为人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了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合同诈骗，直接使他方当事人的财产减少，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及时调整经济纠纷，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关健词：合同诈骗罪构成界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内的活动日益频繁，合同纠纷越来越多，一些不法之徒无视国家的法律，趁签合同之际进行合同诈骗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国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资料表明，我国合同签订的规范程度和履约率不容乐观，根据国家工商局统计，欺诈合同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合同履约率已由1990年的70%下降到目前的50%，在没有履行的合同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由于此类案件增多，还导致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的合同信誉危机，污染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也造成了极大的妨害。合同诈骗不但损害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还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法律无论从民事角度还是从刑事角度都制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及预防措施。笔者就从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角度来做以论述。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①。 合同诈骗犯罪中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有两种情形： (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假的，用假的面目进行经济活动，其欺诈故意明显，合同内容的虚假性也导致合同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履行。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只是骗人财物，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 (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合同欺诈性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笔者从以下三种情况分析: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并非旨在诈骗他人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就另当别论了。以超出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诈骗他人财物的企图了，此时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就是那种行为人只具有某种履行合同的意向，就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借有部分
合同诈骗罪的界别认定 内容摘要 合同诈骗罪是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而且被立法者归入扰乱市场秩序罪，是扰乱市场秩序类罪中极重要的一个罪名，因为市场秩序的基础与根基就是合同行为的公平、诚实、信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合同诈骗，什么是合同民事欺诈，什么是合同纠纷等等往往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本文通过比较的手法，详细阐述了与合同诈骗罪容易相混淆的一些违法行为的区别认定。首先对合同刑事诈骗与合同民事欺诈进行了比较阐述，详细区分了二者在主观意图和目的上的不同，二者欺诈的内容及手段的不同，二者所欺诈财务数额的不同以及二者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的不同；然后阐述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之间的区别，区分了二者在理论上的界限和实际中的不同；其次阐述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诈骗罪的界限，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的界限，合同诈骗罪与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界限，合同诈骗罪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公文、证件、印章罪的界限；最后阐述了合同诈骗罪既遂与未遂之间的界限。通过以上的比较从而能够认真把握它们之间的性质和具体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准确高效地司法，推行我国法制建设的尽一步发展。 关键词：合同诈骗合同民事欺诈合同纠纷
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1。但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容易与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纠纷等违法行为相混淆。下文就对它们分别进行比较阐述。 一、合同刑事诈骗与合同民事欺诈 合同欺诈行为以其性质上来划分有两种情况：即具有非罪性质的合同民事欺诈与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合同诈骗。二者在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实践中又交织在一起，极易将二者相混淆，因此将二者加以区分界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新的统一合同法中，并没有合同欺诈概念的规定或阐释，但是，一般认为，合同刑事诈骗与合同民事欺诈的最根本的区别是法律性质上的区别：合同刑事诈骗属刑法调整范畴，而合同民事欺诈属民法调整范畴。一般地，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数额达到较大的，是刑事诈骗，数额未达到较大的，是民事欺诈。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应从以下四方面考察： (一)二者的主观意图或目的不同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中的两个难点 刑法学理论界的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我国刑法关于利用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明确规定了若干种的不同罪名，除刑法第224条的合同诈骗罪外，也还有刑法第266条的普通诈骗罪、刑法第192条至198条的各种金融诈骗罪。在利用合同形式骗取他人财物的情况下，合同诈骗罪、普通诈骗罪、各种金融诈骗罪都是通过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本文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刑法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和“合同”这两个司法认定的难点。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述 合同诈骗罪是指利用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虽然合同诈骗行为作为一种欺诈行为古来有之，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代刑法都没有对此予以规定。我国古代和近代关于利用合同或者契约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都按照诈骗犯罪处理。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是1950年7月25号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79条规定的不忠实履行合同罪。该法条第1款规定:“与国家机关、国营或公营企业订立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国有或公有财产受重大损害者，处3年以下监禁，并可酌处罚金:(1)盗卖、侵占或掉换国有或公有财产;（2)
以掺杂或偷工减料之方法损害财物品质;（3)故意拖延交货或不按时完成任务;(4)其他不忠实履行合同之行为。”实践中的利用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被该规定中的不忠实履行合同罪所包含。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18口颁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2项规定:“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款明确规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以诈骗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口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2条，对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做了进一步解释，该条文规定:“根据刑法(1979年刑法)第151条和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该条文明确表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第一次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但仍未作为独立的罪名出现。 1997年3月14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合同知识）刘其泉王建华合同诈骗罪案
刘其泉、王建华合同诈骗罪案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蚌刑终字第37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其泉，男，1947年9月15日生，汉族，广东省河源市人，初中文化，广东省河源市原海外实业发展XX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法人代表，现住河源市源城区新兴大岭背路7栋6号。2004年2月2日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抓获，同月11日被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原郊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本市第二见守所。 辩护人朱庆华、宫长胜，安徽皖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建华，男，1955年4月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江苏省无锡市文化宫美工，现住无锡市留芳声巷6－10号。2003年5月9日被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南长分局抓获，次日被该局羁押，同年5月14日被蚌埠市公安局原郊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批准逮捕，次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本市第壹见守所。 辩护人范玉夫，安徽永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殿芝，安徽皖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 人刘其泉、王建华犯合同诈骗罪壹案，于年月日作出(2004)蚌山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其泉、王建华不服，分别提出上诉。蚌山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否定被告人王建华诈骗浙江海宁大明皮业公司钱财的犯罪事实确有错误，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00五年三月十四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蚌埠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崔林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刘其泉及其辩护人朱庆华、宫长胜，上诉人王建华及其辩护人范玉夫、杨殿芝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依据报案材料、被告人供述以及关联书证等证据认定： 1、2001年2月，被告人刘其泉伙同王朝迎(取保候审，下落不明)以广东河源海外实业发展XX公司(以下简称河源海外公司)的名义，以该公司可借给浙江海宁大明皮业公司(以下简称大明皮业公司)3千万元人民币为诱饵，分别于同年2月23日、4月23日和大明皮业公司签订资金拆借协议及投资合作协议书，王朝迎以需要“过款移动证费”等为名骗取大明皮业公司9.4万元人民币。 2、2001年6月，蚌埠黄金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黄金开发公司)听他人介绍，河源海外公司有资金对外投资，遂派人到广州和被告人刘其泉、王朝迎、王建华商谈融资事宜。后王朝迎和被告人王建华等人到蚌埠考察，且谎称河源海外公司可投资3千万元给黄金开发公司，
大学毕业论文题目论合同诈骗罪
目录 内容摘要..................................................................第１页关键词 (1)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1)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1)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1) 二、当前我国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 (4) （一）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 (4) （二）合同诈骗罪的形成原因 (4) 三、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及合同纠纷的区别 (6) （一）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6) （二）合同诈骗罪与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关系 (6)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6) 四、预防和控制合同诈骗的对策 (7) （一）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法律的监督和惩治作用 (7) （二）认真调查对方有无能力履行合同的能力 (8) （三）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防范意识 (8) （四）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市场秩序 (8) 结束语 (9) 注释 (9) 参考文献 (9)
论合同诈骗罪 [内容摘要]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事务的增多，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案件在不断增加。针对这些新情况，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订，其中将合同诈骗罪单列出来，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表现，也是我国刑事立法健全的重要标志。认识和掌握合同诈骗罪，如何预防合同诈骗是当前应当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构成、合同纠纷、预防 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合同在经济领域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而犯罪分子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利用合同诈骗的现象越来越多。为打击这类犯罪，弥补1979年刑法规定的不足，在1997年刑法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中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比较多见，目前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和预防已成为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1、客体特征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极为复杂，首先，合同诈骗罪的目的是通过合同的形式，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或财产所有权，利用欺骗的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合同对方当事人应当包括个人和公司企业法人，因此本罪侵犯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其次,我国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本罪是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实施欺诈手段，骗取财物，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
合同诈骗认定的详细介绍 合同诈骗认定有利于区分其他相类似罪名，下面什么将详细介绍： 合同诈骗认定一 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 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约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 (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3)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一般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合同诈骗认定二 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 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说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合同诈骗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它是指行为人向对方作出签订合同的要约表示时，不是以真实单位或以自己名义作出，而是以虚
合同诈骗案 xx合同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提交时间:2015-03-11 xx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3)xx刑初字第22号 公诉机关xx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张洁洁,男,30岁;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2年8月9日被羁押,同年9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赵学全,北京市隆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检二分刑诉(2013)19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洁洁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本院审理期间,又向本院送达了京检二分刑追诉(2014)1号追加起诉书,追加指控被告人张洁洁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葛燕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洁洁及其辩护人赵学全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xx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张洁洁冒用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名义、虚构北京华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氏公司),谎称以上公司具有出售北京市百子湾路×国际公寓等内部认购房的权利,与刘×等12名事主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收取购房费用、好处费、贷款手续费等名义骗取事主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1100余万元。另外,被告人张洁洁冒用×置业公司的名义,谎称将某国际公寓×号楼×单元×号室内装修工程分包给乌×和李×2的装修公司,分别与2名事主的装修公司签订《北京市房屋建筑修缮及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张洁洁还谎称将西百子湾室内装修工程交给李×3施工,与李×3签订《北京市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以收取装修押金、保证金为名骗取三人30万元。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1)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为了更加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国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条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就该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关于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标准；二是以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三是以非法占有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心理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心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必然与犯罪行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现具有内在一致
性。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该观点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无异于同义反复；从判断依据上讲是将内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现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之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主张以客观方面的表现作为判断依据，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仅仅以客观表现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应当尽量结合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比单一判断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到手就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
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和构成 一、本罪的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本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本罪既可以由个人实施，也可以由单位实施，因此，只要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合同诈骗，骗取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就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单位或者个人的刑事责任。 立案标准的第1种情形，“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以上”，应当立案追究。这主要是指个人实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的五种情形之一，诈骗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立案标准的第2种情形，“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二、本罪的构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
裴某的合同诈骗案(doc 10页)
裴文字合同诈骗案 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狮刑初字第30号公诉机关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裴文字，男，1969年9月27日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县，汉族，小学文化，原系铜陵市皖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铜陵市铜官山区文化新村散户10号。2003年4月19日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依法逮捕，同年6月10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05年5月11日经本院决定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铜陵市看守所。 辩护人余国富，安徽宪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检察院以狮检刑诉(2005)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裴文字犯合同诈骗罪，于2005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狮子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庆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裴文字及其辩护人余国富，证人夏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1年11月份，被告人裴文字采取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于2001年11月29日，以皖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与铜陵水泥厂签订了一份山西晋城无烟煤购销合同，数量为9000吨，单位为每吨290元，约定第一批煤必须在2001年12月30日前发送到铜陵水泥厂。随后，被告人裴文
开发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铜陵市皖裕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9月3日将企业名称变更为铜陵市皖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裕公司”)，法定代表人裴文字，注册资本50万元，被告人裴文字出资30万元，铜陵裕磷实业开发公司出资20万元。 2001年11月份，因煤炭市场紧俏，铜陵水泥厂急需无烟煤。被告人裴文字得知后，声称能够供应山西晋城无烟煤，取得铜陵水泥厂供应科副科长夏勇等人的信任。2001年11月29日，被告人裴文字以皖裕公司的名义与铜陵水泥厂签订了一份山西晋城无烟煤购销合同，数量为9000吨，单价为每吨290元，约定分两批供货，第一批煤必须在2001年12月30日前发送到铜陵水泥厂。合同签订后，被告人裴文字通过他人找到山西晋城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公司”)的赵进步，想与该公司签订购煤合同，赵明确答复2001年供货计划已经排完，12月30日前没有办法发煤了。被告人裴文字回铜陵后，以煤炭价格上涨为由，于12月25日重新同铜陵水泥厂签订了一份山西晋城无烟煤购销合同，单价为每吨315元，需方在供方发车验货后付45万元3个月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其余条款不变。并谎称已同晋城公司联系将车皮计划订好了，准备发一个专列无烟煤，并多次催促水泥厂将购煤款打到自己公司帐户上，再转汇到晋城公司。铜陵水泥厂遂于2001年12月26日办理了一张45万元3个月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皖裕公司，并指派夏勇携汇票随裴文字一同到山西晋城办理发煤事宜。被告人裴文字以验票为由，将夏勇携带的4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拿到手，到银行后，又以验票需要几天
试论对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第224条将合同诈骗罪规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同时以列举方式对具体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形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欲在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作出准确认定，首先必须准确定位合同诈骗，其次是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和“签订、履行合同”作具体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最后则是对“合同”概念本身内涵和外延予以清晰的界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定位及其法律意义 合同诈骗罪首先应定位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虽然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均属刑法中的独立罪名，但就刑法理论而言，二者并非是平行关系，而是一般与特殊、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就法理而言，诈骗犯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无论是利用合同或者是利用其他手段及方式诈骗，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都应认定为诈骗犯罪。如果因为诈骗犯罪在手段与方法上的不同，即独立规定罪名，一方面会使会使各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层出不穷，且仍会有所疏漏，另一方面也会使诈骗罪形同虚设。因此，各类诈骗犯罪虽然在诈骗手段与方式上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本质上都不脱离利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财物这一最终目的，单一诈骗犯罪
实质上完全可以容纳形形色色的诈骗犯罪行为。但是，鉴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合同诈骗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妨害”。故而修订后的刑法将合同诈骗从诈骗罪中分立出来，其主要目的应是立法机关强调对此类社会危害行为的重视程度和打击力度，而并非是由于合同诈骗是刑法修订后新出现的犯罪行为。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在理论上清楚地把握合同诈骗的定位。合同诈骗相对于诈骗罪而言，是诈骗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二者在理论上是法条竞合的关系。根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只有行为人的行为触犯了合同诈骗的特别法条，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以上论述的司法意义在于，对于一项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应当首先以普通诈骗罪的视角去审视，如果连普通诈骗罪都不能构成，那么作为普通诈骗罪一种特殊形态而存在的合同诈骗罪，将毫无疑问地更不会构成。认定一项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首先应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这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前提性基础要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而探讨合同诈骗罪的自身特点，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和其他诈骗犯罪的区别，从而对合同诈骗罪作出准确的司法认定。 二、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把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能够成为诈骗罪特殊形态的根本要求。研究合同诈骗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合同诈骗罪与
“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新解 《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比较突出，合同诈骗罪作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名，如何与民事欺诈行为划分开来，涉及到当事人权利的维护与法律适用。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存在诸多类似，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认定标准，也是以此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往往对非法占有的法律特征和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分歧，给定罪带来困惑。 为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特征，清楚划分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律师整理如下识别要点及注意事项： 一、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会有一些虚假不实的言语和行为，这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客观行为及方法极为相似，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否则有可能将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混同，造成放纵犯罪或错误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不良后果。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 1、主观目的的不同：合同诈骗罪以签合同为名，达到非 法占有的目的；民事欺诈虽然主观上有欺诈，但不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观上以追求谋利为目的。 2、行为性质不同：两者都有欺骗行为存在，但二者的性 质完全不同，民事欺诈主要是违背诚信原则，虽然 客观上当事人也采取欺骗方法，却是在履行合同的 前提下的欺骗，行为的目的只是出于谋利，使相对 人产生错识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合 同诈骗罪是想利用合同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 物的目的，犯罪行为人本质上没有承担合同义务的 诚意，而是意图使对方单方履行主要合同义务，非 法将其财物占为已有。 3、欺诈的手段和程度不同：民事欺诈通常比较直接，有 一定的限度，只要对方当事人加强警惕，多数是可 以避免的；合同诈骗罪的手段更加隐蔽和恶劣，如 伪造身份证明签约等，被害人往往难以防范和避免。 从司法实践看，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关键。刑法列举了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五种行为，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有这些行为存在，原则上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还需要综合考察以下因素，最终确定主观特征： 一是、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行合同能力是基础，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故意夸大履约能力，合同订立后不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这种情况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
编号：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题目合同诈骗罪探究及对策建议 学生郝晓敏 指导教师曹洋 专业法学 层次专升本 批次 122 学号 w130234122075 学习中心崇礼电大 工作单位崇礼县检察院 2015 年 1 月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制 摘要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从犯罪构成的角度看，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包括公私财物所有权、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制度，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直接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合同诈骗罪与一般性质的合同欺诈行为、诈骗罪及其他类似的诈骗犯罪之间都存在着严格的界限。 关键词：非法占有合同欺诈合同诈骗防范对策 目录 1.前言 (3)
2.合同诈骗罪的含义及其性质 (3) 2.1合同诈骗罪的含义 (3) 2.2合同诈骗罪的性质 (3) 3.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4) 3.1合同诈骗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4) 3.2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 (4) 3.3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且必须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4) 3.4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 (5) 4.合同诈骗罪的成因 (5) 4.1信用体系不健全 (5) 4.2企业法律风险意识淡薄、经营素质不高 (5) 4.3社会监督乏力、犯罪成本低廉 (5) 5.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6) 5.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6) 5.2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6) 6.合同诈骗罪的处罚 (7) 7.合同诈骗罪的治理对策 (8) 7.1建立市场信用体系，完善制度建设，提高商业道德 (8) 7.2加强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市场主体缔约能力 (8) 7.3注重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加强监管 (8) 7.4宣扬社会正气，打击制裁违法行为，提高刑罚严厉性和及时 性 (9) 结论 (9) 参考文献 (10)
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作者：赵竹韵发布时间：2002-06-19 14:54:21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含义 现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所用“合同”一词的内涵及外延是什么呢？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本罪的“合同”似应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 9 8 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 9 9 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第二条规定： “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利用经济合同” 一语。那么修改后的刑法为什么仅用“合同”一词呢？是否有意扩大了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范围，使之更具包容性呢？ 答案应是肯定的。笔者认为，正确界定“合同” 一词，应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1）从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性质来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经济关系的。大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
如婚姻、收养、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该“合同”之列。（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市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具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证据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在总体上，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证形式、见证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一般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因为口头合同也是合同法确认的一种合法形式，如果被告人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经济往来过程中，所利用的口头合同符合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要素，且通过签订、履行口头合同过程而骗取财物的，亦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应从严把握。 二、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其他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在第（一）至（四）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五）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作出了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发展，保持该法的稳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给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和疑难。“其他方法”究竟是哪些方法呢？笔者认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这一客观本质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的。实践中，常见的、与刑法明确列举的合同诈骗方法性质相同的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 1.伪造合同 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 2 ．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