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代理合同纠纷
篇一：孟祥武与大连荣兴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孟祥武与大连荣兴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XX）辽民三终字第165号
民事裁定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孟祥武，男。
委托代理人：滑东明，辽宁华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荣兴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双兴街8号。
法定代表人：吕荣柱，男。
上诉人孟祥武因与被上诉人大连荣兴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XX）大海商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孟祥武于20XX年10月20日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孟祥武的撤诉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
定，裁定如下：
准许上诉人孟祥武撤回上诉。
二审案件受理费63元，减半收取为31.5元，由上诉人孟祥武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冯伟
代理审判员侯杨
代理审判员金莹
二００九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孟庭竹（代）
篇二：船舶代理合同中政府纪要效力的认定
【裁判要旨】社会经济生活中，当事人因意见分歧引发纠纷，请求政府出面协调或政府主管部门主动出面干预的事情时有发生。事实上，此类会议纪要是政府派员参与不同经济利益体的协调，对当事双方之间的民事行为提出的一种协调意见，并非政府行政命令或决定，亦非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协议，是否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主要看会议参加人是否自愿接受会议纪要的内容并履行。
案号：一审：（20XX）海商初字78号
二审：（20XX）桂民四终字第3号
【案情】
原告：西双版纳港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西双版纳金三角旅游航运有限公司
20XX年7月原告与被告就双方的船舶代理费、船舶系解缆费发生争
议，被告于8月1日离开景洪港码头，到其他码头发船。8月10日原告另案向本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支付自20XX年7月10日至7月31日的船舶代理费、系、解缆费等共计141192元。该案经本院20XX年12月6日（20XX）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原告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过程中，原告以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为由撤回上诉。为协调原被告之间的经济纠纷，20XX年2月2日由西双版纳州港务局组织，西双版纳海事局、西双版纳州交通运输局、西双版纳金三角旅游航运有限公司、西双版纳港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在西双版纳州港务局召开协调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如下：一是西双版纳金三角旅游航运有限公司返回景洪港中心码头后，与西双版纳港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港口作业服务合同》、《安全责任书》的问题，双方同意签订。二是合同涉及到的港口作业费以及系解缆费作为包干价，同意20XX年按白天4元/人、晚上5元/人收取；20XX年1月1日开始，按白天5元/人，晚上7元/人收取；今后不再对收费调整变动，如因票价上涨，收费再由2家公司另行协商。三是西双版纳金三角旅游航运有限公司回到景洪港中心码头，西双版纳港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如何提供顺畅服务的问题，由西双版纳港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解决。四是自20XX年2月3日起，西双版纳金三角旅游航运有限公司停止在战备码头的经营活动。五是西双版纳金三角旅游航运有限公司定于20XX年2月6日返回景洪港中心码头发船开展旅游客运服务。该会议纪要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洪、客运部经理许红英，被告的
总经理马骏，西双版纳州港务局局长陈达明、副局长肖武，西双版纳州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饶勇，西双版纳海事局工作人员刀林忠签字确认，并于20XX年5月28日加盖西双版纳州港务局公章、并由局长陈达明签字证明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
协调会议之后，原告撤回了对（20XX）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的上诉，2月6日被告返回原告经营的景洪港中心码头发船开展旅游客运服务。原告为
被告提供售票地点、候船设施、上下船设施、提供查验客票、系解揽船舶等服务。
20XX年3月4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XX年7月-8月拖欠的港口作业费、电费及垃圾处理费等共计33100元；20XX年2月的港口作业费53664元、电费及垃圾处理费1955元。
4月12日，被告违反双方达成的协议，擅自到江北战备码头发船，且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2月份的港口作业费，至今未向原告支付3月1日至4月11日期间应支付的各项费用。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双方在协调会议上达成的和解内容，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船舶港口作业费及系、解缆费97744元，电费及垃圾处理费3470元，两项共计101214元。被告辩称：
1、港口作业费和系、解缆费的收费标准应按照生效的北海海事法院（20XX）海商初字第86号判决书标准计算，而不应按照20XX年2月2日的会议纪要标准计算。该会议纪要不是合同，而是政府派员参与原、被告经济利益的协调，对原、被告双方提出的一种协调性意见，
并非政府行政命令或决定，也并非原被告基于合意达成的合同。被告参加会议的人没有公司授权也不是公司法定代表，其签名不能代表公司；
2、被告向原告支付的88710元是预付款，而不是费用的结算，应该多退少补；
3、原告有未遵守会议纪要的先例，并单方提高收费标准。
【审判】
北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船舶代理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20XX年2月2日西双版纳州港务局组织的协调会形成的会议纪要是否构成案涉船舶代理合同的组成部分，该会议纪要中关于港口作业费和系解缆费收费标准等约定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
该院认为协调会会议纪要是原、被告之间船舶代理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理由：
一、西双版纳州港务局组织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解决原、被告之间因“湄公河1”号船的船舶代理事宜，其内容与案涉船舶代理合同紧密相关。
二、西双版纳州港务局作为政府部门参与原、被告经济利益的协调，其做出的会议纪要并非政府行政命令或决定。
三、原、被告双方通过协调会会议纪要这一载体，明确表达出双方就港口作业服务合同涉及的港口作业费以及系解缆费的收费标准已达成一致意见，且被告于20XX年3月4日已按该标准向原告支付了20XX年2月份的港口作业费53664元，加上（20XX）海商初字第
86号判决书判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37700元，实付33100元，因原告自行减免4600元，被告对此也予以认可，加上电费和垃圾处理费1955元，以上合计正好是被告20XX年3月4日向原告支
付的88719元。被告提出20XX年3月4日向原告支付的费用是港口作业费预付款的抗辩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
四、原、被告双方的参会代表均已在协调会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被告方参会代表马骏是被告的总经理，其参加协调会并在协调会会议纪要上签字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协调会会议纪要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关于协调会会议纪要不是合同，马骏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不能代表被告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西双版纳金三角旅游航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西双版纳港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船舶代理费97744元、电费及垃圾处理费3470元，两项共计101214元。
西双版纳金三角旅游航运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政府会议纪要是记载和传达行政机关有关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的法定公文形式，究其法律性质，其不具有抽象行政行为性和具体行政行为性，不能直接对外适用，不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不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８５３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３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１）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２）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３）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４）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５）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６）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犯罪活动的； （７）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８）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９）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５万至１０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２０万至３０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一、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垦鑫达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深圳市垦鑫达科技有限公司 【案号】（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2222号裁判日期：2015-06-16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上诉请求】上诉人美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垦鑫达公司向美拜公司支付货款计618079.03元；2、判令垦鑫达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判决结果】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初二字第40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初二字第40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深圳市垦鑫达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12474.4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12月13日起计至被上诉人深圳市垦鑫达科技有限公司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 二、好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好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案号】（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2030号裁判日期：2015-10-12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上诉请求】好威公司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好威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2、判令美拜公司承担因自行更改产品设计，造成证书更改并由好威公司垫付的证书更改费用1500元，赔偿因美拜公司违约造成双方无法合作，证书无法使用，产品认证证书取得费用23000元。 美拜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好威公司向美拜公司支付拖欠货款计265720.16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支付迟延支付货款利息。好威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一、美拜公司向好威公司支付由于延迟支付产品认证证书增加的海空联运费用39384.29美元（折合246151.81元）、码头堆存费、吊柜费等6150元；二、美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过程中因好威公司证据公证产生的费用（具体以公证后提交的票据金额为准）。 【判决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好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美拜公司货款265720.1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2年12月1日起计至判决支付之日止）。 三、深圳市聚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聚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一、案情简介 2007年1月15日，原告与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下称金龙苏州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原告向金龙苏州公司购买klq6109客车150辆，单价68150美元，购买klq6896客车210辆，单价61630美元，价格条件为cif多哈，包装：裸装。2007年7月24日，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代表被告签发了编号为b003的提单。该提单记载，承运船舶“银桥09”轮，装货港中国上海，卸货港卡塔尔多哈。托运人为金龙苏州公司，收货人凭卡塔尔国家银行指示，通知方为原告，65辆客车装在甲板上。“银桥09”轮从上海到多哈的运输过程中遇到了八级大风的恶劣天气，船舶常常倾斜15度，甲板和舱盖时而被海浪覆盖。运输货物有274件损害，损害主要表现为车轮拱罩刮花、车身剐花、车身凹陷、挡风玻璃破裂等。2007年9月5日、6日、9日、11日，阿拉伯商业集团卡塔尔公司检验员到原告单位对上述车辆进行检验。2008年4月22日出具检验报告，记载涉案货物交货时间为2007年8月15日至27日，记载了客车受损的详细情形，货损损失为96322.47美元，并认为货损的原因是采取件杂货船运输而不是滚装船运输，滚装船运输是适当的，也是运输车辆和或类似货物的现代运输方式。因此，原告对提单项下的货物损失向被告提出索赔并从交货完成之日起计算利息。二、案件涉及的国际私法问题的分析（一）案件的识别处理涉外案件首先要判断案件的性质，比如该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是侵权还
是违约，是离婚问题还是继承问题。这个对案件进行定性的过程就是“识别”。一般法院多根据本国法的观念、概念、法律传统来进行定性。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就本案而言，原告为涉案货物的收货人，被告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双方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由于涉案货物是从中国上海运至卡塔尔多哈属于涉外案件。根据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由于庭审时原、被告均选择适用中国法律，因此可以确定该案适用的准据法为中国《海商法》。（二）法律责任分析 1.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涉及到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即托运人（买方）、承运人、收货人（买方）。由于买卖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价格条件为cif多哈，在cif价格术语下由卖方负责办理运输以及保险并通知买方，货物的风险由装运港货物装上船时转移至买方。此时承运人通过签发提单的方式确认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缔结。由于提单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使得买方可以就运输途中产生的承运人责任导致的货损直接向承运人提出索赔。本案中，被告通过代理签发了编号为b003的指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金龙苏州公司，收货人凭卡塔尔国家银行指示，通知方为原告，原告支付货款后，双方成立海上货物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表现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的双方或一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等；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所侵犯的客体及其权利属性都有不同。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由于在标的物的质量、品种、包装、交货时间、地点、运费支出等方面与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界定 英美法系国家习惯从“诺言”的角度去解释合同，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把合同称为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合同，它都反映了合同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法学理论界延续了大陆法系的合同观念，称合同为契约，同时，又把合同分为广义的合同及狭义的合同。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行政合同和经济合同等；狭义的合同专指民事合同或者经济合同。那么，作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究竟是广义的合同还是狭义的合同呢？对此，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对“合同”范围与形式的解释众说纷纭，影响到某些合同诈骗型犯罪的定性。因而确实有认真探究之必要。 在现行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有学者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1]，这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上得出的结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在上述的两个司法解释中均有“利用经济合同”的提法。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经济合同就成了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2．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应以《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为界限{2}《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本罪所指的“合同”应包括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物权合同，还包括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赠与、委托等单方的、无偿的合同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属于本罪所指称的“合同”。 3．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包括书面形式的的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协议是可以证明被告人利用的“合同”的证据，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也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 4．有学者认为，行政合同亦属于本罪所指之“合同”{4}。他们认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产生了传统的合同制度。利用行政合同进行诈骗侵犯了国家对以合同进行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此种行为虽没有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直接损害，但国家的合法财产权却因此受到侵犯，所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行政机关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我们认为，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范围而言，凡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可构成本罪。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现象居于主位，但是，利用劳务合同、
购销合同纠纷案例 人民网乌鲁木齐11月12日电(韩婷)随着新疆的各类市场交易活动更加频繁和活跃，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八个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力求以通俗直观的典型案例形式进行普法，进而引导市场行为，规范交易秩序。 附：八个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1 江苏虞梦圆家纺有限公司与张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根据收货单的内容、交易方式等可以认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 一、基本案情 江苏虞梦圆家纺有限公司(下称虞梦圆公司)起诉称其与张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张某支付价款1529682元。虞梦圆公司提供一份《虞梦圆家纺发货清单》。该《虞梦圆家纺发货清单》对于标的物名称、单价(原价、折扣价)、数量、合计金额均有明确记载，张某在"收货人"处签字。标的物是由张某到虞梦圆公司自行提货并拉运，运费由张某自行支付。张某称自己是为虞梦圆公司代销标的物，而与虞梦圆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二、裁判结果 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从此类买卖行为交易习惯来看，多以书面合同
进行;双方在本案发生争议之前，从未发生过买卖关系，更无以此方式完成过此类交易的事实;《虞梦圆家纺发货清单》只能证明张某收到标的物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张树明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收到标的物的事实;虞梦圆公司又无其他相关证据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遂以虞梦圆公司不能证明其与张树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判决驳回虞梦圆梦圆公司诉讼请求。 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虞梦圆公司提供的《虞梦圆家纺发货清单》明确记载标的物名称、单价(原价、折扣价)、数量、合计金额，标的物由张某自行提取，张某为运输标的物又自行负担费用，上述事实可以证明虞梦圆公司与张某之间就涉案标的物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同时，张某在本案中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虞梦圆公司之间就涉案标的物存在委托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因此，虞梦圆公司以其与张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为由要求张某支付1529682元的上诉请求成立，原审人民法院认定虞梦圆公司不能证明其与张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错误。遂判决张某向虞梦圆公司支付价款1529682元。 严某与新疆华电吐鲁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吐鲁番 沿海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实际提供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直接向其支付价款。 一、基本案情
编号：_______________本资料为word版本，可以直接编辑和打印，感谢您的下载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赔偿纠纷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问题提示：记名提单的收货人持其中一份正本提单向承运人主张提货未果，将剩余两份提单寄回托运人并书面声明将其权利转让给托运人的，托运人能否取得对承运人的诉权？ 【要点提示】 记名提单正常流转后，收货人凭一份正本提单提货时，由于承运人的过错提货不着，可享有对承运人的索赔权。收货人将剩余提单寄回托运人并书面声明将权利转让给托运人的，托运人可以取得对承运人的诉权，其诉权依据并非是运输合同或正本提单，而是收货人权利转让的声明。 【案例索引】 一审：XX海事法院（2004）沪海法商初字第405号（2005年12月20日） 二审：XX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沪高民四（海）终字第40号（2007年3月21日） 原告（上诉人）：南京XX进出口有限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XX航运服务有限公司。 XX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8月1日，原告南京XX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与ORI ENTAL VENICE GROUPINC.（东方XX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签订售货合同，向其出售一批羽绒服，合同金额为54594美元。嗣后，XX公司通过货代公司订舱出运货物，取得被告XX航运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XX公司）为承运人的一式三份正本提单。提单记载托运人为XX公司，收货人和通知方为xx公司，承运船舶航次为NOBLxxxER53"E,自中国XX至美国纽约，装货和提单签发日期均为20XX年8月21 日。同年9月24日，XX公司的目的港代理XX轮船（美国）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美国）向XX公司 发出到货通知。该通知与涉案提单记载内容不同的事项是：承运船舶航次为 ZIM CALIFORNIA5/E,装货口 期为20XX年8月8日，另记载了编号为OCWXXXYK3F067366 NVOC醍单号，而 该号码在涉案提单上并无记载。XX公司收到到货通知后，在一份正本提单背面签署XX公司名称后寄交XX美国，同时委托货代公司 代办请关事宜并付清了清关费用。但在实际提货时，被告知涉案货物无法提出，原因是提单记载资料与现有资料严重不符，而且NVOCC勺提单号码被取消。货物最终未能被放行，并滞留在目的港至今。涉案的一式三份正本提单，现由XX公司持有
案例 一、甲软件开发公司与乙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办公楼纠纷案 要点：缔约过失 案情：2009年8月上旬，甲软件开发公司决定在较为繁华的地段为公司购买一座大型的办公楼。经过调查，发现有3 家卖主所提供的大楼在环境、位置、价格上可以选择，其中一家为乙房地产开发公司。8 月下旬，该公司派出有关人员同时和3 家卖主联系，准备择优选择卖主订立合同。在洽谈过程中，乙开发公司的人员一再表示愿以低于另外两家的价格出售楼房。9 月中旬，当甲软件公司同另外两家价格谈到每平方米8000元时，乙开发公司的业务员王某多次表示，若另外两家的价格真能降到每平方米8000元，则乙开发公司愿以低于8000元的价格与甲软件开发公司签订合同。经过近一个月的协商，10月中旬，在甲软件公司准备签订合同时，乙开发公司却提出，公司内部文件明确规定了业务员不得在8000元以下同客户签订合同，王某作为公司的业务员，明知有此规定，却擅自答应以低于8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签订合同，其行为是越权行为，对此公司概不负责。由于市场房价已有回升，此时甲软件公司若要购房，必须在每平方米8100 元以上才能签订合同。当甲软件公司再次找到原来洽谈的另外两家公司时，两家公司的楼房均已卖完。后来，甲软件公司查知乙开发公司的王某，在谈判过程中把所获得的甲软件公司有关产品的销售情况以及该公司固定的客户名单，泄露给另外一家软件公
司丙，致使丙软件公司拉走了甲软件公司的一部分客户，为此，甲软件公司损失近10 万元。甲软件公司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 1、乙公司能否援引内部规定拒绝承认王某行为的效力？ 乙公司不能援引内部规定拒绝承认王某行为的效力。 2、8 月下旬，如果乙开发公司不与甲软件公司签订楼房买卖合同，其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为什么？ 乙开发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此时双方的合同尚未成立。 3、10 月中句，甲软件公司是否有权要求乙开发公司必须签订楼房买卖合同？为什么？ 不能。因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一方无权强迫他方签订合同。 4、10 月中旬，若甲公司被迫以高价另行购房，对于差价，甲公司是否有权要求乙房地产公司赔偿？ 甲软件公司有权要求乙房地产开发公司赔偿差价损失。因为乙房地产开发公司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5、由于王某的泄密，甲软件公司损失近10 万元，甲软件公司能否要求赔偿？为什么？
庭审报告 一、上诉双方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永川区万达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 庆市永川区西大街357号，组织机构代码74289146-3 o 法定代表人刘义福，经理。 委托代理人段洪，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颜克炳’男， 1948年7月18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109号 4-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公 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56号，组织机构代码90379592 -4 o 负责人宋文平，经理。委托代理人李世奇，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二、案件由来 上诉人重庆市永川区万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运输公 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川县人民法院 （2010）永民初字第5625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万达运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段洪、颜克炳和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世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案情简介
本案在一审中，原告万达运输公司诉称，原告是重庆A61845号车的所有人，该车由刘华经营。2007年6月11日，原告为该车向被告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为50万元。2008年5月19 日，刘华驾驶重庆 A61845号车在永川区普安小学旁汽车修理厂维修汽车后，起步时不慎压伤正在车底工作的邓知伟。经公安局交警部门认定，刘华负全责。2010年5月20日，刘华代表原告与邓知伟达成赔偿协议书，确认邓知伟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总额为314823.45 元并进行支付。刘华赔偿后，原告向被告申请保险赔偿，2010年7月21 日，被告赔偿交强险12万元后，拒绝赔偿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155858.76 元。 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和投保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属实，被告已赔偿交强险12万元。由于本案事故发生在车辆维修过程中，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被告不负商业险保险责任。原告多年来一直在被告处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其原法定代表人张艳是被告保险代理员，原告亦从2004年起取得了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应该对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责条款比较清楚。同时被告对责任免除条款以黑体加粗字体进行了提示，并向原告作出了明确说明，原告出险后谎报出险经过，也说明其知道保险车辆在修理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时’被告不负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庭审查明事实后认为，原告万达运输公司成立之初的法定代表人张艳从1999年1月开始从事保险代理，2004年原告亦取得了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因此原告对保险合同的订立和保险条款的理解较其他人更为清楚。原告2005年6月起为其所有的重庆A61845 号货车向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第三
经侦办案实践中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识别判断经侦办案实践中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识别判断 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化，使得有些案件民刑属性时常出现争议。对这类案件作出正确的识别判断，不仅是公安经侦部门一项重要的执法责任，而且也是对办案主体业务素质和侦查能力的考验。 、全面理解立案审查的主观条件 立案审查是正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前的调查活动。刑诉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以及办理经济案件的法律、法规，都 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经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的”，达到追诉标准并归本单位管辖的应予立案。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要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或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立案审查在某种意义上更有赖于主观条件。因为审查时的客观条件不充分而存 在局限性。受举报人目的或认识上的影响，举报材料不一定能够反映事实全貌 ; 初步调查收集的材料证明力也可能是比较低的，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对客观真相判断 准确程度。有关法律、法规此时对证据材料的要求是相对放宽的。所以强调立案审查的主观条件，防止立案门槛过高，既切合实际又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 强调立案审查主观条件是相对而言的。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任何主观判断都要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立案审查同样要从已有的调查材料出发。这些已有的调查材料应当是可以从中作出判断的调查材料。不然的话，要么继续补充调查，要么就是主观臆断。一定的质，是通过一定的量来显现的; 一定的调查材料数量，必然会显现 定的案件性质，把握这种质和量的最先交汇处，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才是强 调 立案审查主观条件的真正意义所在。
这种立案审查的主观条件实质是主观责任。审查后的决定不仅关系后续公安经侦工作是否进行，也关系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如果决定不当，甚至会影响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立案后撤案也是法律、法规允许的，但必须符合相应的条件。撤案应该是原有证据发生变化或者出现新证据可以否定原认定事实。那种先立再说，不行撤案的潜意识是要不得的，其他客观上的不当影响亦须去克服。防止应当立、撤案而不予立、撤案，或者不应立、撤案而予以立、撤案的情形出现，以免承担执法过错责任。 、充分把握合同诈骗的客观要件 合同诈骗犯罪如其他犯罪一样，由四个方面要件构成。合同 诈骗与合同纠纷有时所以比较难辨别，就是因为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不同的除主观故意外，主要在于客观行为方面，而易于引起争议的，也多在被举报人实施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的客观要件上。同样是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就是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的五项具体规定行为，就可断定是合同诈骗，否则就是合同纠纷。有比较，才有鉴别; 依照合同诈骗罪客观要件来进行比较，是区分这两种性质不同案件最直接的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的第五项规定是: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显然立法考虑的是难以列全而设的一项兜底规定。刑法分则中此类兜底性规定不多，原因是这类规定可操作性差，也容易在实践中产生认识争议。对于“其他”的认定，应当由立法或司法机关作出解释或对具体案件请示作出回复等，才便于操作。至少公安机关要与同级检、法机关取得共识，一般情况下应慎用“其他” 表述的规定条款。 合同诈骗罪是从原一般诈骗罪分离出来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当事人信以为真，将财物自愿交出是诈骗类犯罪共有的本质特征。刑法分则
广告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0)楚经初字第315号 原告楚雄电视台传播中心. 法定代表人周美玲,主任. 被告牟定县朝钦葛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朝钦,经理. 原告楚雄电视台传播中心(以下简称传播中心)诉被告牟定县朝钦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业公司)广告合同欠款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开云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杜朝钦和委托代理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7年、1999年度,原告与被告共同签订了两份广告发布业务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在约定的时间和节目里为被告制作发布葛根汁饮料广告,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合同约定为被告发布了广告,1999年度制作发布费一万元,被告承诺于1999年8月20日前分两次付清,1997年度制作发布费五万三千六百元,经原告多次催交,被告拒不履行,1999年2月1日,双方协商,原告减免1997年度广告费三千六百元,被告承诺在1999年3月25日前付一万五千元,1999年6月25日前付一万五千元,同年9月25日前付一万元,2000年1月20日前付一万元,但至今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广告费六万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八千五百元. 被告辩称,原告起诉我拖欠六万元广告费不实,我公司于1997年委托原告制作电视广告,所欠广告费五万三千六百元,1999年6月双方订立的协议中,已明确免去三千六百元,实欠金额应为五万元.1998年9月至1999年8月,原告所属商贸部向我公司购进价值七千三百
六十五元葛根汁,扣除此款外,尚欠四万二千六百三十五元.另外,对起诉要求我公司承担违约金八千五百元缺乏根据,1999年7月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五万元广告费,每月从经销商杨建波处收取五千元,至付清广告费为止,但由于广告未达预期效果,未能收到广告费,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协议第四条约定,如在7月中旬原告未能收到第一次广告费,原告即可停播甲方广告,这是我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不存在承担违约金,故原告起诉的欠款数额不实,违约金诉讼请求缺乏根据,由此增加的诉讼费只能由原告承担.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以下事实明确表示无异 议,1999年2月1日,传播中心与葛业公司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协议约定,传播中心为葛业公司在1997年至1998年所做广告,欠广告费五万三千六百元,免去三千六百元,应付广告费五万元,至2000年1月20日前分四次付清.对以上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争议的事实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本案争议事实如下:传播中心与葛业公司签订的广告发布业务合同是否应予以认定,合同约定的广告费一万元是否应予认定.为此原告提交了1999年6月28日的广告业务发布合同予以证明,被告不认可此广告发布业务合同和所欠的一万元广告费,为此提交了1999年7月6日协议,协议除对已认可的五万元广告费确认外,还对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其中,还约定双方各投资五千元用于被告产品的广告促销,并特别约定广告合同另行签订,但该合同未提交法庭.从原、被告双方所提交的合同来说,被告提交的合同签订在后,原告提交的合同签订在前,双方所涉及的广告发布,从时间上看不是同一内容,原告提交的合同的广告发布首次时间是7月5日,次数一百次,而被告提交的合同的内容仅仅概括约定了广告发布各投五千元,具体内容另行约定,因此,被告提交的协议并不是对原告提交的广告发布业务合同的变更,两个合同在广告发布上没有联系,因此,对原告提出的广告发布业务合同予以认定,欠广告费一万元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合同对欠款的偿还方式约定予以认定；二、被告是否有违约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未及时给付广告费,属违约行为,被告认为不违约,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交双方认可的五万元广告费不存在违约事实,原告提交的1999年2月1日的协议约定了还款时间,但被告提交
宁波大学答题纸 （2010 —2011学年第二学期) 课号：课程名称：改卷教师： 学号: 姓名：得分: 案例分析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 国内Ｓ公司向国外H公司购买一批货物,G公司是Ｓ公司的外贸代理人，其以自己的名义向保险公司投保,发生货损理赔，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批货物所有权只有H公司和S公司之间进行转移。G公司不能也无需承担运输途中的风险，故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二审法院回避外贸代理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S公司是货物的买方，G公司是Ｓ公司的代理方,G公司就货物向保险公司投保，是受S公司的委托。Ｇ公司代理S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成立且有效的。 （１)没有进出口权的企业对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２)进口企业对未办理进口许可证的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3)外贸代理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1)答:企业有无进出口权对企业的保险利益无直接影响。该企业虽是货物所有权人,但企业对货物有无保险利益还须视货物保险合同的情况而定。保险利益，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认可的利益，又称可保利益,保险法要求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须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当代理人以被代理企业的名义订立保险合同时,该企业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此情况下，无进出口权的企业无疑对货物有保险利益。当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保险合同时,属于间接代理，依据合同法的规定,企业可享有代理人对保险人的权利,因此也具有保险利益 (２)答:依据保险法原理，企业对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无疑是具有保险利益的,但是在企业未办理进口许可证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规定,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向海关申报时不能提交许可证件的，进出口货物不予放行，处货物价值3０%以下罚款。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规定，进出口属于自动进出口许可管理的货物，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向海关申报时不能提交自动许可证明的,进出口货物不予放行”,企业将无法取得货物，此种情形属于违法法律法规规定,一般不属于保险合同所规定的保险事故或者属于免责事由，企业及时具有保险利益也将无法获得赔偿。?(3）答:在外贸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订立保险合同的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庭审要领(上海高院)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承包人的义务是按照发包人的要求,完成指定的工程任务,并交付给发包人;发包人的义务是向承包人支付工程价款,并接收承包人完成的工程成果。 从广义上讲,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等，狭义的建设工程合同仅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法中规定了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三种类型。在司法实践中,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居多,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案件较少发生。 一、庭前准备阶段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通常事实复杂、证据繁多，审案工作量相对较大,因此,法官在庭前准备阶段不仅要完成审查管辖、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等程序上的工作，而且要进行证据交换和对证据初步质证，同时由于此类案件通常需要进行司法鉴定工作,因此还需对当事人是否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是否予以准许、当事人未提出申请是否需要释明等问题均需认真审查,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处理。 １、审核诉讼主体资格 通常情况下，建设工程合同案件的当事人是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包括发包人和承包人。庭前准备阶段需要对双方当事人的主体是否适格进行审查,审查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审查承包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诉讼主体还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 (1)实际施工人、发包人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诉讼参加人 在因转包、非法分包而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案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选择向转包人或非法分包人起诉,也可以选择直接向发包人起诉；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案件当事人。 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当事人。首先,从合同关系上看，发包人与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在多重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一、合同诈骗犯罪：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 二、合同纠纷： 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 合同纠纷，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其侵害的是合同产生的债权。 对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虚设担保固然是合同诈骗的种手段，但不能据此认为凡是虚构担保的行为都是合同诈骗罪。行为人虽然虚设了担保，但目前是为了通过合同的履行来实现商业上利润的，则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围。 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事实上没有履行，但没有履行并不一定是合同诈骗，可能是行为人的经营困难造成的。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主观方面的区别： 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过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四、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履行能力的区别： 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 五、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欺骗手段的区别： 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六、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履行合同的区别： 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一定的义务。 1.协商 合同当事人在友好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商解决纠纷，这是最佳的方式。
1 . 一房二卖，后手买受人虽办登记，因恶意串通无效 出卖人一房二卖，后手买受人虽办理登记，但不能证明其系支付合理对价的善意受让人的，应认定构成恶意串通。 案情简介：2009年，邹某与孔某签订商品房认购权转让协议，约定后者支付86万余元受让前者认购的商品房。2011年，孔某诉请继续履行，一审判决支持。邹某上诉期间，将诉争房屋作价125万元转让给陈某并办理登记。孔某遂提起撤销权诉讼。法院认为：①一审判决确认邹某有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但因该判决未生效，孔某与邹某之间尚未形成到期的、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74条关于撤销权的规定。②对合同效力认定，属法院应主动审查范围，无需当事人明确提出要求确认合同效力的主张，且孔某亦提出过邹某与陈某转让诉争房屋行为无效的意思表示，故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法院对邹某与陈某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进行认定。③结合邹某与陈某交易时间、涉案房屋所处区位，成交单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从购房款支付情况看，除转账50万元外，对于剩余75万元付款方式，陈某陈述为现金，但并不能提供该现金系通过取款或其他人借款的来源凭据，故对陈某主张其支付合理对价的主张不予确认。另外，邹某称2009年即交钥匙给陈某，陈某在签购房协议前不对该房状况进行了解，交易后亦未按双方合同关于在全部房款付清当日交房的约定，要求邹某交房，这些情况与一般正常房屋买卖市场交易行为惯例不符。陈某各项客观表现均不能证明其系一个支付合理对价的善意受让人，其与邹某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属《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故判决确认无效。
实务要点：出卖人一房二卖，后手买受人虽办理登记，但各项客观表现均不能证明其系支付合理对价的善意受让人的，应认定恶意串通。 案例索引：云南昆明中院（2012）昆民一终字第35号“孔某与邹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见《孔祥文、刘彦诉邹叔芳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房屋买卖合同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郑会利），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04/86:135）。 2 . 违章建筑所有权及使用权确认纠纷，不属法院管辖 违章建筑所有权及使用权确认纠纷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但权利人对建筑的占有应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受法律保护。 案情简介：2012年，冯某父母以儿子去世后，媳妇张某所居住房屋所有权为原告所有为由，提起确权之诉。诉讼中变更诉请为使用权确认。诉争房屋系未取得产权登记的自建房。 法院认为：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的认可和处理，按照城乡规划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应避免通过民事审判变相为违法建筑确权。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及内容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诉争房屋所在土地为国有土地，无论房屋由谁出资建造，只要建造人未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其建造行为均系违法，所建房屋亦无法取得产权证明，在未经主管部门处理并补办合法手
达飞轮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1999年6月22日，温州市轻工工艺品对外贸易公司（下称工艺品公司）委托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下称达飞公司）将一批价值为77910美元的童装从厦门运往康斯坦萨（CONSTANZA），达飞公司向工艺品公司签发了海运提单（下称CMA提单），提单正面用有别于其他蓝色字体的红色文字写明“All claims and disputes arising under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s of MARSEILLES at the exclusion of the courts of any other country”（因本提单引起或与本提单有关的所有索赔和纠纷，应由马塞的法院管辖，排除其他国家的法院管辖。）2000年7月6日，工艺品公司以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为由，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达飞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提单中已明确约定管辖法院为法国马塞的法院，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已排除了厦门海事法院的管辖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工艺品公司则认为，提单上的管辖权条款是承运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事先双方并未协商过，且该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原告的诉权（选择管辖法院和适用法律），有失公平、合理，该管辖权条款应认定为无效。厦门是该批货物的起
运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八条的规定，厦门海事法院对该案依法具有管辖权。 [审判］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提单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一经合法成立，合同的各个当事人即受合同约定约束。本案作为托运人的原告在接受被告即承运人签发的提单时，未对提单格式中已列明的协议管辖条款提出异议，则可认定提单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是原、被告双方合意的结果。被告是在提单正面以区别于其他条款的醒目的红色字体印刷出管辖权条款，可认定被告已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原告，原告不宜以格式条款单方印制为由抗辩。法国马塞市是被告的登记注册地，合同双方对提单项下的争议选择马塞法院管辖，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被告的管辖权异议成立，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工艺品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高级法院最终裁定维持厦门海事法院的裁定。 [评析] 本案是目前众多提单纠纷中颇具典型性的一类纠纷，即管辖权纠纷。这类案件共同的特点是提单上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写明了管辖法院或仲裁机构，对这类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成为理论界和审判实践争议的热点。厦门海事法院对该案的审理对此类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在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上。原告认为，该管辖权条款是承运人预先拟定的、完全为保护其自身利益服务的，对托运
合同法案例分析 分析：合同是双方约定权利义务的协议，条款的约定应该经双方协商一致，包括合同签订了以后的变更，必须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才可以变更，否则，单方面的变更就是违约行为。按法律规定合同应有的内容是：标的物、数量、质量、价款、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履行方式、包装方式、违约责任。 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有几个合同必备条款的约定和履行中存在问题： 一、质量条款，虽然有质量条款，但是实际并没有具体就产品的质量要求作约定。尤其是在惠州公司要变更为双重搪瓷，双方并没有就双重搪瓷的质量要求作约定。 二、验收；没有约定验货的时间，也没有约定验货后的质量异议期，另外对验货人的约定，货物卖给惠州公司却约定由国外客户验收，对己方不利。 三、包装；产品的包装的约定是笼统的 四、违约责任：出货后，如客户因质量问题提出索赔全部由卖方负责，货物是卖给惠州公司，番禺厂本应对惠州公司负责，但违约责任中确约定对惠州公司的国外客户负责，明显对己不利。 首先讲一下质量条款。 1、明确的质量标准：有详细说明要求《合同法》第153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 因此，关于质量的要求更多的是卖方的责任，而对于买方而言，对质量的约定和索要质量说明是保护本身权益的必要手段。《合同法》第154条：“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本法第62条第1项的规定。”（即依照合同和法律规定都不能确定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时，则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执行，没有的，则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执行。） 2、在案例中原来合同约定并未要求双重搪瓷，由于双重搪瓷本身就容易发生爆瓷现象，卖方应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决定是否同意变更，如果要变更也可约定相关的技术指标和爆瓷比率。也可以要求延长交货期，给卖方有时间试验或改
法院旁听总结 3009209263 张睿 一、简介 时间：2011.12.21 地点：天津市第一人民法院第九法庭 原告：天津市宝地建设有限公司 被告：天津市长虹工业有限公司 第三方：天津市宝坻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 二、庭审程序 1、审判长了解出庭人员 2、审判长就原告、被告以及各自送达文书的确切地址的现场确认 3、审判长就各自对对方出庭资格是否有异议提出询问 4、审判长宣布开庭 5、审判长介绍合议庭组成人员 6、审判长宣读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7、事实调查阶段，上诉人进行上诉陈述，被上诉人发表己方观点 8、审判长总结双方争议焦点 9、法庭质证阶段，双方出示各自的新证据（注：该案为二审案件）并由当事人质证 10、法庭辩论阶段，双方阐述各自观点并在合议庭主持下进行言辞辩驳 11、审判长询问是否接受调解 12、审判长做最后陈述与总结（未当庭宣判） 13、审判长宣布闭庭 三、案情简述： 案件起因是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一份总价为159310元的散热器加工合同。在被告交货完毕，资金未完全到账的时候，第三方公司负责人王维祥因组织参与黑社会活动被依法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判决已生效），而第三方公司也被认定参与黑社会性质活动，定性为涉黑团体。案发前，王的妻子已向被告支付合同款100000元。被告要求原告补齐剩余合同款。而原告公司已于97年改组，由“天津市宝坻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天津市宝地建设有限公司”，下辖全部分公司已于当年注销。原告以此为依据拒绝了被告要求，双方调解无效，被告向宝坻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剩余合同款59310元，并在一审中胜诉。原告不服一审判决，继而提出上诉。 四、法庭调查： 原告诉讼请求：驳回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 1、2005年10月14日，天津市宝坻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下文称十三 分公司）已被当地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2、合同所属工程是王通过串通投标（法院判决）方式中标，过程不合法； 3、王经营的公司是其私人所有、独立经营的，其经营期间的经济纠纷与总公司无 关。 被告诉讼请求：维持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理由如下： 1、长虹工业有限公司与十三分公司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2、参与合同签订的刘子贵等人是十三分公司的下属员工，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应由十三分公司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