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历史一个真相---------土尔扈特东归
给历史一个真相——土尔扈特东归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土尔扈特汗国大规模东迁，从伏尔加草原到天山以北的祖先故土。这个事件以其悲壮的传奇色彩，当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而后两百余年间，乃不断勾起若干史学家和文人的浓厚兴趣，七十年代末，我国大陆增经兴起一股研究与描写土尔扈特东归事件的热潮，源源涌现了许多史学家论著和文艺作品。这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学术以外的特殊原因的影响，当时的研究带着一些特有的取向，列如当时作出的这一论断：土尔扈特东归是“回归祖国”的爱国主义行动，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榜样。对此本文拟提出新的商榷。
一. 土尔扈特人的祖国
“祖国”一词在汉文古籍中的原义，是指祖籍所在的国。现在用意“自己的国家”之义，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我国以后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个词语主观感情色彩很浓，不是严格的学术用语如果用语学术讨论，需要注意语义的辨析与限定。
说土尔扈特是“回归祖国”，如果意指回到祖先曾经居住的国土，那是没有争议的，但要说他是“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行动，那就意味着土尔扈特之地不仅是其祖先故土，而且是他们当时自己的国家。问题在于：清朝的中国是伏尔加土尔扈特人自己的国家吗？
土尔扈特人是蒙古族的一支。蒙古人现在基本上分属于中国，蒙古，俄罗斯三个国家，这是长期而复杂的历史演变的结果。蒙古各部最初共同的祖国，是成吉思汗以其雄才大略和丰功伟业，从此成为蒙古人民时代传颂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象征。成吉思汗的后裔入主中原以后，逐渐与中华文化认同，忽必烈采用汉法，自视为中华皇帝。这样，留居塞外和入居关内的蒙古人，都被卷入了一项伟大工程：创造“中华一体”的多民族新祖国。但是，“中华一体”的新精神在民族隔阂的传统面前遭到残败，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推翻了元朝。于是蒙古政治中心退回你朔漠，从新经营蒙古民族独自的国家。
元亡以后的塞外蒙古，政治上常处于分裂状态。各级封建主往往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从而仍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华文明认同。多民族共同祖国的种子，在蒙，汉及其他各族中仍然保存着，在适当条件下还有开花结果的可能。但在当时，蒙古族与汉族各有自己的国家，形式上的称臣纳贡也不是以从总体上改变彼此分离的性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
土尔扈特部源出于克烈部，公元12世纪时游牧于蒙古高原偏北地区。明代蒙古分裂时期，土尔扈特属于号称瓦剌（即卫拉特）的西蒙古集团，约16世纪后期，卫拉特联盟受其东蒙古主系的驱迫，活动中心从蒙古高原移往阿尔泰山以西天山北路一带，后来在由此向青海草原，钦察草原等处扩张。土尔扈特部一度驻牧于塔尔巴哈台山南侧，因苦于该地狭小贫瘠，决计西迁，17世纪曾活动于西西伯利亚平原南部，不久又远里卫拉特其余各部，冒险挺进到伏尔加草原，形成了单独的土尔扈特汗国，亦即俄国所称的卡尔梅克汗国。
伏尔加下游草原曾是强大的钦察汗国的心脏地带。钦察汗国瓦解后，这一地带属于阿斯特拉罕汗国，16世纪50年代被俄国征服。由于长期战乱，原住游牧民族大批走散，俄国一时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发，所辖军民集中于为数不多的据点而已。留里克王朝绝嗣以后，俄国经历了20年的大混乱时期，直到1618年才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恢复正常，而这个新王朝有长期把力量集中在对付西方强邻波兰。所以当和鄂尔勒克于1630年前后率领土尔扈特人来到伏尔加草原时，几乎如入无人之境。俄国阿斯特拉罕边区军政当局只能监守城镇，根本无力制止土尔扈特人占领草原。
俄国毕竟是发展中的大帝国，相持不久，便显出优势。和鄂尔勒克战死于阿斯特拉罕城下，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后来被迫在形式上臣服于俄国沙皇。以后历代土尔扈特汗王也照列对俄宣誓效忠。俄国为了对付草原地带更严重的敌人（当时亚速海周围是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汗国）也不便过分逼迫土尔扈特人。这样就在伏尔加草原上形成了一种双重主权的特殊状态：俄国享有形式上的最高主权，土尔扈特保持着内政独立。
到和鄂尔勒克的第六世孙渥巴锡摔部东归为止，土尔扈特汗国在伏尔加草原存在了140年，虽然俄国对该汗国的控制逐渐加强，使起独立性丧失殆尽，国际上早就视其为俄国的属国。但是大多数土尔扈特人坚持为自己汗国的独立性而斗争，不原以俄国为祖国。祖国离不开主权，人民和领土三要素。作游牧国家特定的领土相对次要一些。为了维护主权多数土尔扈特人在最后关头不惜舍弃亲爱的伏尔加土地，奔向陌生的东方。正是这一悲壮的行动，集中地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的土尔扈特汗国的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 二）.土尔扈特汗国与准准噶尔的关系
当然，对于百余年前的祖先故土，和故土上的蒙古族兄弟，土尔扈特人也是有感情的。象成吉思汗那样，使全体蒙古人统一为一个国家，始终不失为散居各地的蒙古人的一种理想。1640年，由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倡议举行了塔尔巴哈台会盟。除了已归附清朝的漠南蒙古末参加之外，喀尔喀与卫拉特各部二十八位首领在会上制定了著名的《卫拉特法典》，其主要规定就是要蒙古民族联合一致，共御外敌。“会议强有力地激起蒙古人的民族感情，唤醒了卡尔梅克人在血缘关系上同其他蒙古部落团结起来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卡尔梅克民族民族史上是以这种事实表现出来的，即卡尔梅克的汗们渴望同准噶尔有统治权的名门家族联亲。卡尔梅克人经常到准噶尔和圣地西藏去，再那里，希望当汗的人为自己取得统治权寻求支持。
土尔扈特西迁以后，准噶尔部逐渐凌驾于卫拉特各部之上，在天山北路形成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从而形成有希望统一蒙古民族的一支核心力量。但是清朝中国和沙俄也正加紧向蒙古地区扩张。清朝是为了控制沿边游牧民族以消除边患，沙俄则除卫拉特和喀尔喀向他臣服。续漠南蒙古之后，喀尔喀各部终于在1691年归服了清朝。于是在蒙古民族中，就只剩下东西悬隔数千里的准噶尔和土尔扈特两个汗国，还在维护主权和独立而顽强奋斗。
土尔扈特汗国的势力比准噶尔汗国小的多。他的领土又离俄国政治中心太近，同属东欧平原，无险可恃。而准噶尔所居的天山北路，虽不及付尔加草原土肥水美，但有重重山环沙阻，自成区系，又离中俄两国政治中心遥远，对于已失军事优势的游牧民族来说，不失为拒敌自保的理想家园。当感到俄国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土尔扈特首领头脑中自然会不时闪现迁回天山北路的念头。这种念头又驱使他们更加密切注视准噶尔的形势，甚至直接介入准噶尔的事务。
据说书库尔岱青的孙子阿玉奇汗，就开始考虑带领土尔扈特人回准噶尔的问题。适有策妄阿拉布坦“乞婚阿玉奇，阿玉奇以女妻之，其三子撒扎布率属户万五千余从往”。策妄阿拉布坦是前任准噶尔汗僧格之子，颇为精明干练。僧格在内乱中被杀，其第噶尔丹乘机平乱即位策妄阿拉布坦长大成才后，自然成为噶尔丹一块心病。1688年，他被迫逃到博罗塔拉以避免噶尔丹的谋害。才略过人的阿玉奇不怕得罪势焰正高的噶尔丹，偏要选策妄阿拉布坦为婿，很难说不是别有用意。阿玉奇让撒扎布率领庞大的人马送嫁，显然有不惜向噶尔丹以武力抗抗争的意味。后来撒扎布也确实参加了堵载噶尔丹的军事行动，土尔扈特这一支大军，策妄阿拉布坦控制准噶尔局势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土尔扈特反客为主的危险，也难免不令准噶尔人担心。史记“噶勒丹即灭，谋并诸卫拉特族，留撒扎布不吁遣，阿玉奇索其子。乃逐撒扎布归俄济勒，仍留从户不给之，分属准噶尔鄂托克。阿玉奇固索不获，因构难”。策妄阿拉布坦怕翻脸无情，也许意在抵制阿玉奇的扩张。阿玉奇在准噶尔亏了老本，也就暂难归了。
阿玉奇于1724年死后，汗国内乱，他的妻子达尔麻八喇又向贵族们提议逃往准噶尔。阿玉奇之孙顿多卜达什汗不堪俄国的压迫，也想摔部逃离，他曾打算投靠波丝，同时也通过达尔麻八喇积极与准噶尔联系。但这密谋被俄国发现，没有付诸实施。等到1761年顿多卜达什汗之子渥巴锡续位时，已是准噶尔汗国灭亡之后的第四年了。土尔扈特所向往的准噶尔地区已成了清朝中国的新边疆。
三、土尔扈特汗国与清朝的关系
土尔扈特汗国曾经多次派使向清朝政府朝贡，许多学者说这是“对祖国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的表现。殊不知，按照中华文化体系的惯列，朝贡不一定是国内事务。明清时期到北京朝贡的国家和国外地区，数量不少，这既是一种外交活动，也是对华贸易的方式。清朝皇帝自命天下共主，把所有通贡的外国都视为外藩，这不过是传统文化的矜夸，不一定有政治上的领属关系。土尔扈特汗国既奉俄国为宗主国，又向清朝通贡，并不违反当时的国际惯列。土尔扈特有时也强调他的对清，朝贡的政治意义，那时想借此抵制俄国的控制，但是列国早已把土尔扈特汗国看作沙俄帝国的一部分，清朝也是这样看的乾隆在《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就明白的说：“因其汗阿玉奇与策妄阿拉布坦不睦，串归俄罗斯”。且标题用“归顺”一语，就表示土尔扈特本非清治下，何曾有“对祖国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呢？
康熙，雍正两朝，曾先后派出三次使团访问土尔扈特汗国。许多论著把这说成是清朝政府对“我国”一部分人民的关系，甚至断定康熙是土尔扈特的“爱国行动”所感动，特遣使以示关怀和慰问。但是考察一下遣使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原来，策妄阿拉布坦登汗位以后，励精图治，国事日盛，反清之志渐明，成为康熙的一大心病。适逢阿玉奇也与策妄阿拉布坦反目为仇，其侄朝拜西藏后受准噶尔之阻无路可归，不得不向清朝求地安置，阿玉奇特为此事遣使访清。康熙乘机于1712年郑重遣使，借道俄国回访土尔扈特。不难理解这正中康熙用以牵制准噶尔的一种外交战略。
此后，雍正又于1730，1731年连续两次遣使访问土尔扈特汗国如此殷勤迫促，显然不是为了一般的关怀与慰问，而是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策妄阿拉布坦于1729年去世后，两个儿子争位，长子噶尔丹策林即位后，次子罗卜藏索诺被迫逃往伏尔加，1729年准噶尔让步外交赢得清缓兵一年；1731年大战爆发，清军惨败于和通淖尔。再这种清朝出使，岂会与准噶尔战略无关？查访罗卜藏索诺，争取他与清结盟，因该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总之，若不是具体的军事和外交利益驱使，清朝不会对万里之外的土尔扈特人如此殷勤的。所谓对远处异地的我国人民表示关怀和慰问云云，也不符合信守君臣大义的清朝专制君主的思想逻辑。照他们看来，中国臣民跑出国境，就是“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如果再国外受欺凌，也是活该，“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到不如说，正因为付尔加土尔扈特人当时还不是大清臣民，才不必受谴责而有资格蒙受清朝那样的礼遇。
因为清朝对土尔扈特汗国的态度，只是为了临时利用，并不希求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所以对土尔扈特的情况并末作细微深入的考察，满足于一知半解，而且事情过后很快忘记了，后来乾隆为了接见东归的土尔扈特首领，临时多方收集资料仍然不堪明白，他的《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只好说“溯厥始，率亦乙慌略佛可考”。甚至误称“因其阿玉奇与策妄不睦，串归俄罗斯”。只到接见询问后，才发现这一错误，在另撰《御制土尔扈特部记略》中纠正了。
有的同志还论证：“土尔扈特汗国曾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