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访谈文章
2011-09-21 08:50:12|
这是刊发在《三峡文化》2011年九月号上的一篇访谈文章，是我与该刊记者常东方女士的一次对话。
穿行于历史迷宫沉醉于文学圣殿
作家张永久做客《三峡文化》
嘉宾简介
张永久先生，1954年生于湖北宜都，1988年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就读，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曾任宜昌市文联《三峡文学》杂志执行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委员，宜昌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出版著作有《逃亡记》、《鹿城挽歌》、《袁世凯家族》、《刘湘家族》、《粉色官场》、《民国三大文妖》、《革命到底是干吗？》、《摩登已成往事》、《西康往事》（即出）等，在台湾出版繁体版本有《袁世凯家族》、《伤心的祭坛》、《鸳鸯蝴蝶派文人》、《晚清宦途胭脂扣》、《历史住在我隔壁》（即出）等。先生对自己有一个概括：穿行于历史迷宫，沉醉于文学圣殿。
主持人：非常感谢先生到我们《三峡文化》做客，我们这期的主要内容是“辛亥革命与宜昌”，说到这个话题，我们首先就想到了您和您的长篇历史著作《革命到底是干吗？1911，辛亥！辛亥！》。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您的这本书说起，您是怎么选中这个题材的呢？
张：谢谢《三峡文化》给我机会，也借此向贵刊读者问好。
关于那本书的出版我在后记中已有所提及。先是有家杂志《百家讲坛》向我约稿，每期一万字，连载了七八期，结束了，手头就有七八万字篇幅了。后来与广东一著名出版人聊天，他知悉我有这个稿子后，建议写成长篇，于是又花了几个月时间扩充到20多万字，后来出版时改名《革命到底是干吗？1911：辛亥！辛亥！》，很复杂的一个书名，实际上是写四川保路运动的。
主持人：书中浩繁的史料您是怎么收集的呢？
张：史料的搜集和题材选择的话题密切相关，放到一块谈。
先说题材选择。图书出版界内部，辛亥革命的话题从去年就开始热了，有几家出版社和我谈过写作这方面的书稿，我都因准备不充足或时间不够的原因推辞了。而因为宜昌与四川地理邻近的缘故，加上我曾在四川泸州生活过一年多，对天府之国感情浓厚，所以一直关注着晚清以来四川土地上的故事和人物。《百家讲坛》约写长篇连载稿，我一下就想到了写四川保路运动，那是个机缘，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 顺便说一下，我的写作计划中有个“四川八卦”系列，想系统梳理从晚清到1949年以来四川的人和事，目前已写的有《刘湘家族》、《革命到底是干吗》、《西康往事》（即出）三部，我一直很想写的《四川军阀史话》（多卷本）因自觉准备不足始终未敢动笔，只能放诸将来了。
这么一说，你也许就清楚了。书中浩繁的史料搜集是长时期积累的一个结果，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说还休。
主持人：我们已经拜读了您的《革命到底是干吗？1911，辛亥！辛亥！》，您在书中并不是简单地复活辛亥革命的人和事，不然我们不会一读就把辛亥革命基本弄懂了，您能谈谈这里的奥妙么？另外能否谈谈辛亥革命与宜昌的关系？
张：是的，那本书并非仅仅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想梳理清楚故事背后的时代背景，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或者说，那本书的内容牵涉到当时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晚清以降，当时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问题。清廷体制内部的当权派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口头上开始赞成立宪，改封建皇权专制为充满现代意味的宪政制度，虽然在实质上他们仍然坚持封建专制的内核（如皇族内阁），但是至少他们已承认可以从形式上突破，中央成立了资政院，各省也成立了谘议局，权力从帝王手中向绅商以及知识精英手中转移，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新国家似乎就要呼之欲出了。 然而历史往往吊诡。中国历史中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凡遇到需要转型转轨大转弯的时候，总是朝坏的方向转。皇族内阁成立后，宣布的第一条国策就是铁路收归国有。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条政策并没有错，因为依靠民间商办修建铁路——尤其蜀道难的川汉铁路，无异于天方夜谭。
我在书中说过一个观点，清廷的这个举动是“开对了药方抓错了药”。当时民众仇满情绪激烈，整个中国像是装满了火药的仓库，碰出一粒火星就会爆炸。铁路收归国有，触碰到了四川绅商和老百姓的利益，保路运动随之而起，清廷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赴四川镇压，各省空虚，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清廷的垮台就指日可待了。
值得说说的是，辛亥革命最初是以流血暴动为突破口的，后来却并没有在全国形成大范围的流血冲突，这为历史提供了一些借鉴。在中国历史中，凡政权转移必定伴随一场大屠杀，民族气脉往往在这种大屠杀中消磨殆尽，使得我们有太多的“从头再来”，这既让人痛心，也让人悲凉，还让人无奈。
辛亥革命前，民众仇满情绪几近爆炸，而革命爆发后，却并没有屠杀太多的满洲人，这无论如何也是历史的一个进步。实际上，辛亥革命中杀掉的督抚级别以上的高级官员只有三个人，其中端方、赵尔丰被杀的经过，我在书中已有讲述。另有一个是山西巡抚陆钟琦，这个人死得更冤。陆是浙江人，做过摄政王载沣的老师，刚上任巡抚不久。他的儿子陆光熙是留学生，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回家劝说父亲“反正”。正当劝说时，一批士兵闯进来，陆钟琦愤然问：我刚到任一月，干有何坏事？你们竟然这样对待？话未说完，被一排乱弹打死。身穿军服的儿子陆光熙拿着手枪冲出来，怒斥道：你们这是做什么？话音未落，又是一排枪声，陆光熙也倒在了血泊中。当天被杀的还有陆光熙的妻子和仆从等人。在一个大革命时代，对生命的漠视似乎成了普遍现象，这其实也是让人痛心的。
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这个角度看，只有当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这一判断标准成为惟一标准时，人类文明才能算是进入到了更高级的程式。珍视生命，是我解读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你所问及的“奥妙”所在。
那本书中，涉及到宜昌的篇幅有三四万字，其中主要是李稷勋修筑川汉铁路宜昌至秭归这一段的故事。李稷勋是四川秀山人，当时任川汉铁路宜昌总理。书出版后，李稷勋家族的后裔从莫斯科打长途电话致谢，并交流了一些问题。其实，关于这段史实应该能挖掘更多内容的，但由于战乱和文革之故，史料大量毁损，即使我住在宜昌，也难以找到这方面的太多内容。这是十分遗憾的一个事。
我在宜昌住了30多年，对宜昌十分有感情，很想在自己的书中多写写宜昌，因此抓住这种涉及到宜昌的场景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今后也希望有机会为宜昌专门写点东西。 主持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呢？换句话说，您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张：我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说起来很惭愧。最近和方方一起交谈，她说认识我很早，是宜昌朋友中最早的。我回答：起步早，进步慢。这中间自然也有别的原因，写作时断时续，文学生涯中有好几个空白时间段。譬如我的人生履历，工农商学四项占全了。说好听点，是人生经历了历练，是一笔财富；说得不好听，就是定力不够，像那只自以为聪明的兔子，跑着跑着就到一边去看钓鱼拔萝卜了。
现在看来我这只笨兔子，还想在文学马拉松的赛场上继续跑下去。虽然别人已经跑在前头一大截，我仍然还得追。不追求名次，只希望能跑完自己的人生。
主持人：从您已出版的十多部作品看，其中有七部作品都是历史题材的，为什么如此？
张：这得延续上一个话题。2006年，我决定从《三峡文学》执行主编岗位上退下来，想继续自己的写作生涯。那一年我已年过50，不用细算也知道写作的黄金时间不多了。
经过一番思考，我感到写当代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条最合适的路，优秀作者那么多，文学刊物又如此少，而且还不景气。何况，经历了一些人生历练，我感到中短篇小说的容量难以容纳我胸中的大江大海，加之写小说是需要训练的，我离开文学队伍那么久，重新归队也需要有个练笔过程。
正好在这时候，碰到了重庆出版集团的一位编辑，他正在组“家族系列”的书稿，问我是否有兴趣。北洋军阀是我始终关注的一个领域，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创始人，于是我选择了其中的袁世凯家族，一年后交稿。再后来又接着写了其他几部。
主持人：您对历史有特别的兴趣和研究么？
张：在历史领域，我是个刚刚踏进门槛的小学生，谈不上有特别的研究。兴趣倒是有的，而且很浓，越来越浓。最近我有一本随笔集可能在台湾出版繁体本，取书名叫《历史住在我隔壁》，这是我的心里话。我住在21世纪的宜昌，轻轻推开一扇门，心就走进到历史中去了。这几年来，书稿出版后，经常有书中人物的后代或打电话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我，我也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历史住在我隔壁》这个书名的灵感，就来自于他们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后的启迪。
我一直认为兴趣是人最优秀的老师，有了兴趣，就等于领到了一张入场券。
主持人：您把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称为自己的人生大梦，现在已出版了七部历史著作，硕果累累了，想必一定有您自己才能体会的精彩，也只有您自己才能知道的个中辛苦，能给我们讲讲么？ 张：真的谈不上硕果累累，我自己认为只能算作开始。虽然写了这些书，但我最想写的还没写出来，这个后面我会谈到。
辛苦当然是有的，但也有快乐。每写一部书，对我而言就是对一个领域的探索，像侦探福尔摩斯一样，细心地解开一个个谜团，看着谜底揭晓的那个过程，是足够让人愉悦的。
主持人：您写的众多历史人物中，哪位人物是您最喜欢的，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行么？
张：这个不好说，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不止一个，其中有个人物叫李秀成，我个人很偏爱，但是目前还没写。后面将谈到，他将我是下一部书中的主角。
主持人：您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后，对您看待现实中的人和事是不是有影响？
张：应该是影响巨大。常言道读史明事理，经常读史后再看待现实中的人和事，一是有了参照物，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往往是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二是有了距离感，犹如水中望月雾里看花，距离感产生美感，使我不再斤斤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其他好处还有很多，譬如说，读史使我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明白了做人应该谦卑，只有低到尘土里，才能在尘土上开出花朵来。看惯了历史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们的结局往往那么不堪，我这等庸常之辈还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 主持人：您的文学视角和观点很有自己的个性，是怎么形成的呢？
张：早期我喜欢两个作家，一个是美国的福克纳，另一个是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作家一个（福氏）让我明白了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另一个（陀氏）让我体味到文学中灵魂颤抖的力量。
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文化出现断层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十分薄弱。在青春的尾巴上，赶上了改革开放，海量的外国文学席卷而来，我读书的青春期主要读的是前苏联文学和美国文学。我曾经有个观点，认为美国文学充满了一团混沌，而苏联文学是在一团混沌中多了一束亮光。现在来看这个观点，才知道自己年青时有些可笑。所谓亮光一说，是指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前苏联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在大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了。人性的混沌一团本身就是生活的全部，如果说需要一束亮光的话，那应该是人性中的真和善。
扯远了。我喜欢的文学风格是浪漫抒情式的，但又必须是在现实主义的土地上展开浪漫抒情。这方面做得成功的典范是屈原、李白等，近代外国作家中我比较喜欢秘鲁的略萨，中国作家中比较喜欢莫言的风格。
主持人：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的第一读者一般是谁？
张：这个问题我也常常费猜，你应当去问出版社或出版商。
主持人：您写作中有讨论和交换意见的朋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