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卷第2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Vo1.29No.22015年4月JOUＲNALOFCHINAINSTITUTEOFINDUSTＲIALＲELATIONSApr.2015

梁启超翻译思想中的文化政治取向：文化民族主义*

周宣丰

（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江门529020）［摘要］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开拓者和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翻译家，梁启超将翻译纳入了抵抗英美列强霸权语言文化、整合西方优秀文化和本土文化、重构“中国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活动。他翻译中的这种文化政治取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借“翻译强国”思想宣扬和传播民族危机、民族复兴意识；借译介“政治小说”改造国民性、重铸“新民”；以“豪杰译”挪用西方思想文化并本土化重命名生成“中国性”；编译亡国史提高中国“亡国灭种”的警觉。梁启超借翻译以传播、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参与了“新中国”民族身份的想象与重构，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75（2015）02－0105－05TheCulturalandPoliticalOrientationinLIANGQichao’sTranslationThoughts：CulturalNationalismZHOUXuanfeng（WuyiUniversity，Jiangmen529020，GuangdongProvince，China）Abstract：AsthefounderofChinesemodernculturalmationalismandapariotictranslatorwithreformingidea，LINGQichaotreatstranslationaspartoftheagendaofculturalnationalismwhichistoresistAngloAmericanhegemonicpowersoflanguageandculture，tointegrateexcellentwesterncultureandnativeculture，toreconstructChinesenessandnationalculturalidentity.Theculturalandpoliticalorientationofhistranslationisreflectedinthefollowingaspects：spreadtheconsciousnessofnationalcrisisandnationalrejuvenationwiththethoughtofsavingnationthroughtranslation，reformnationalcharacterandreconstructnewchar-acterthroughtranslatingpoliticalnovels，appropriatewesterncultureandthoughtandrenametocreateaChinesenesswithalocal-izedorientationthroughtheherotranslatingskill，alertChinesethecrisisofruiningthestateanddestroyingtheracethroughtrans-latingandeditingthehistoryofperishingnation.LINGQichao’stranslationthoughtwiththeorientationofculturalnationalismisofhistoricalsignificance.Asacultural－politicalpractice，histranstationhasparticipatedtheimaginationandreconstructionofna-tionalidentityofNewChina，andhaspromotedthemodernizationprocessofChina.Keywords：LIANGQichao；translationthoughts；culturalnationalism；nationalconsciousness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疼痛的社会、面临诸多复杂而棘手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抵抗帝国霸权、改造国民性、重构民族文化认同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切文化政治活动的主题。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梁启超的翻译话语无疑受到时代主题和集体叙述框架的规约，有着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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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1－20［作者简介］周宣丰（1977－）女，湖南娄底人，博士，讲师，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科研项目“梁启超翻译的文化民族主义内涵意义研究”（项目编号：30413006）、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晚清翻译与民族文化身份的想象与塑造”（项目编号：30413007）的部分成果。梁启超与文化民族主义梁启超（1873－1929），广东江门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观念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早于1899年在面对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作为新知识分子的他在《东籍月旦》中首次使用了“民族”一词，并于1901年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区分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不同的内涵。他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而“民族帝国主义者，言人民恃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强干而弱枝，重团体而轻个人。”在欧美列强的入侵下，他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1］显然，梁启超在此将民族主义视为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一剂良药，无疑这是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而文化民族主义，指的是在文化领域内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的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这是在强势文化入侵下面临文化认同危机所催生的文化反弹和文化抵抗行为。对此，吉野耕作（2004）追溯了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这是一种在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稳定和受到威胁时发生的，试想通过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维持、强化来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一种活动”。［2］以建立民族新文化为指向的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西方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面临崩溃，在民族文化认同面临巨大危机的危难关头下诞生的。在梁启超看来，民族身份是“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根本。然而，自19世纪以来，由于中西巨大的语言文化势差和权力势差，西方往往从文化本位主义出发将中国塑造一个化约式的本质主义的“非我族类”的“他者”，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将中国指认为“东亚病夫”。这给中国近代民族文化认同带来了巨大冲击，刺痛了中国国人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一种集体创伤。然而，正是这种民族耻辱感成为激发民族自强与复兴、反对列强霸权民族意识的重要源泉，成为文化民族主义发展的一道利器。由此，改造国民性、启蒙“新民”、重构民族新文化认同迫在眉睫。与“我族”文化中心主义不同的是，以他为首的有西学背景的新知识分子主张“远袭欧美，近法日本”。因此，西学成为了国家救亡图存、改造国民性、塑造“新民”的最佳良药。但是，又与“他族”文化中心主义不同，他并不为西学是瞻，其文化立场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本质二元对立。宣扬西学、开启明智与维护民族文化独立和重构民族文化认同并不相悖，相反，这是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提高。因此，他构想的“新民”是以西方作为参照物经过改造“国民性积习”得以重铸的。那么，什么才能成为“启迪明智”、重铸“新民”的利器呢？为什么小说能成为新知识分子书写“新民”的政治工具呢？这点我们可以从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发现线索。安德森在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时候并未直接描绘民族的“客观特征”，而是直指集体认同的认知层面。他从认识论结构和社会结构探究了“民族”想象的政治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就社会结构而言，他认为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为“重现”民族这个“政治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也是最主要地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3］概言之，小说的“化民”、“醒民”作用对散布民族意识和建立民族文化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在近代中国，在以“新民救国”为主题的民族叙述框架内，小说因其启蒙性被委以重任。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小说在塑造“新民”方面的重大意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

梁启超翻译思想中的文化政治取向梁启超维新改良、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想延伸至了文学文化领域，他对西学的推崇、尤其是对政治小说，继而延伸到了他的翻译事业。对他而言，翻译是政治介入、文化干预、传播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种文化政治活动。翻译空间为他提供了“公共空间”参与想象和重构民族新文化和民族文化身份。因此，无论是他的“翻译救国”、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等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意识。（一）欲借“翻译救国”思想撒播“民族救亡意识”·601·第二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5年4月“启蒙救国”作为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和集体叙述框架，支配、规范着所有的文化活动。同样，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了文化民族主义活动的范畴，被委以挽救民族危机、重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任。他在《论译书》中写道：“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他从中国的现实国情与中、日失败的教训以及西方诸国的强盛经验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译书为强国第一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见败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始焉之败，犹可言也。昔日本是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相反，西方诸国之强盛则得益于翻译事业的兴旺。“……，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5］因此，译介西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进行异域思想文化的移植，推进民族思想文化的革新从而达到重构民族文化、化解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二）欲借“译事三义”规范翻译的民族立场翻译实践要能有效地服务于特定时代的文化政治斗争，发挥书写和重构民族性的社会文化功能要与特定的政治议事日程和具有一致政治意向的广大读者群相一致，包括翻译策略和翻译文本的选择。为此，梁启超提出了“译事三义”：第一义：“择当译之本”，他把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器物”救国方案失败的一部分原因归因于所译之本，“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故在“当译之本”中，译介“西方章程”之书为第一要义，显然，梁启超将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制度救国”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翻译中，这为翻译作为一种“政治介入”（politicalengagement）和“文化干预”命题提供了有效的例证。第二义：定公译之例。这是针对所译西书中存在的“驳杂繁芜，讹谬俚俗”导致的可读性不强而提出的，“译书之难读，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既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互译，则读者目迷五色，莫知所从。”。可是，要激发民族情绪、培养民族意识的话，译文的可读性以及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对形成“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认知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将西学文本中的“他性”重新进行本土化叙述：（1）将人名、地名音译，“中国以京语为主，以天下所能行也。”；（2）管制，“有义可译则译义，义不可译乃译音，此不易之法也。”（3）名物，“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4）律度量衡，“李斯之制秦权秦量是也”；（5）纪年，“以孔子生年为主”。显然，他的文化政治策略不言自明，“他性”叙述模式的本土化有利于抵抗英美语言文化霸权，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当然，“译事三义”也是梁启超功利主义翻译观的真实写照，如果将其与巴西的“食人说”翻译隐喻比附的话，翻译西学就是基于民族文化立场上的一种“吞食”，一次“输血”，“不是排斥异类输入，而是吸收和转化异类”［6］。（三）欲借译介“政治小说”发表“区区政见”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传统中国面临崩溃，整个文化价值体系摇摇欲坠，民族文化认同随之也产生了危机，以梁启超为首的一部分近现代知识分子看到了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建构民族身份认同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故而积极投入了政治小说的译介，欲借译介政治小说表达政见，实现“启蒙救国”的政治抱负。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论述了“政治小说”在欧洲各国变革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日本译介西洋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中发挥的作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呜呼！［7］政治小说作为译介域外文学文体的首选，传达了其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焦虑感和“图强救国”的政治抱负以及“立宪维新”的政治理念。政治小说起源于英国，以迪斯累理（BenjaminDisraeli，1804－1881，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和布韦尔－李顿（Bulwer－Lytton，1803－1873，曾任英国国会议员）两位作家为代表。19世纪后半期，·701·周宣丰：梁启超翻译思想中的文化政治取向：文化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