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8-12-08［作者简介］樊星（1957－），男，河北邢台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文学的浪潮高涨一时。许多青年女作家学习西方女权主义作家的榜样，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曲和欲望，“身体写作”的主张不胫而走，一时成为文坛上最惹人注目的关键词之一。对此，评论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了。但这样一来，问题的另一面也就常常被忽略：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的道路上还存在有怎样的心理误区？在美好理想的另一面有没有可怕的道德深渊？此外，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女性的情感、女性的生活方式又具有怎样特别的社会意义？在“身体写作”之外那些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又达到了怎样的文学与人生的境界？对于这些，当代几位女作家深入解剖女性情感困惑、追问女性解放误区的长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入探讨的文本。［关键词］女权主义；女性文学；女性命运［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9）05－0059－05

199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文学的浪潮高涨一时。许多青年女作家学习西方女权主义作家的榜样，勇

敢地袒露自己的心曲和欲望，“身体写作”的主张不胫而走，一时成为文坛上最惹人注目的关键词之一。

以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为代表的一批长篇小说

在上个世纪末掀起了当代女权主义文学的一个热潮。对此，评论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了。

但这样一来，问题的另一面也就常常被忽略了。那就是：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的道路上

还存在有怎样的心理误区？在美好理想的另一面有没有可怕的道德深渊？在这一方面，几位女作家深入

解剖女性情感困惑、追问女性解放误区的长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入探讨的文本。还有，在中国政

治文化的背景下，女性的情感、女性的生活方式又具有怎样特别的社会意义？在“身体写作”之外那些对

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又达到了怎样的文学与人生的境界？也已经有女性作家在颇有影响的作品中作出了

耐人寻味的探讨。一切，都值得深入思考。

一

在新时期文坛上，张洁是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探讨爱情与婚姻的分裂，写了

一场纯粹的“柏拉图之恋”，相当感人。其中有作家本人的痛苦情感体验，已众所周知。但是，当那场感人

至深的“柏拉图之恋”终于变成了现实的婚姻时，结果如何？长篇小说《无字》就无情地宣判了转换成婚姻

以后的“爱情”的终结。“无字”，为什么追求了一生，到头来是无话可说？主人公吴为迷恋老干部胡秉宸的

革命经历、恃才傲物的气质，好不容易经过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马拉松恋爱”结合在一起后却发现了胡

秉宸的虚伪、刻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爱情悲剧已有不少。而《无字》的独特在于：将爱情失落的悲剧

写到了自审的深处———不是抱怨命运的捉弄，而是反躬自审。小说中写道：“吴为一生都对‘奴才’特别敏

感，也拒绝再做一个‘奴才’，可事实上，奴性已渗入她的骨髓。”小说中甚至将这奴性追溯到了家庭的血

脉中———她家有“为奴的历史”！她的母亲叶莲子痴情地守望着对家庭毫无责任感的丈夫，那忠贞与奴性

有什么区别？张洁就这样解构了痴情的传统美德。而当作家进一步写出两代人的痴情追求最终都是一场

空时，她不也就写出了审母的主题吗？吴为不理解母亲何以对负心的父亲痴痴守望，可母亲就是痴心不女性命运的自我追问

———当代女性长篇小说命运主题研究

樊星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009年9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Sep．,2009第36卷第5期JournalofHubei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Vol．36No．5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

改；她的母亲坚决反对她与胡秉宸的爱情，而她偏偏也不惜以令母亲伤心的执著去追求那到头来后悔不

已的虚幻爱情———两代人的痴情与碰壁表明了什么？真是耐人寻味。“一个过于专一的人，久而久之就会

向反面转化。”在这样的感悟中，张洁已经从对爱情的绝望转向了对一种传统品质的无情否定。“综观人

间所有事物，都是冥冥中不知谁在操纵的游戏，结局往往出人意料，胜败由不得自己”———在这样的感悟

中，已经显示了作家认同命运无常的无奈心境。像张洁这样曾经那么执著地追求过爱情的人，一旦失望，

当然是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的。

由理想的幻灭而自审、甚至审母，其中的痛苦有多深，只有有过亲身体验的人才知道！张洁的自审是

在自己追求了多年的爱情一朝幻灭以后发出的痛苦叹息。我由此想到了王蒙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中表达的“审父”主题———倪吾诚的懦弱、委琐形象中，就有王蒙对自己父亲悲剧命运的痛苦反思。然而，

王蒙的审父虽然也发自肺腑，却因为揭示了父辈知识分子的懦弱、可怜与可笑而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意

义，并因此显示出精神超越的气概。相比之下，张洁的自审、审母，则因为聚集了太多的个人生命挫败感，

而给人以格外偏执、格外尖锐、甚至尖刻的冲击力。心理学告诉我们，女性对情感，尤其是爱情与婚姻生

活的重视常常超过了男性。因此，女性如果对爱情感到了幻灭，那绝望也就显得格外彻底！只是这样一

来，绝望到连痴情和专一的美德也怀疑了、否定了，是不是也太极端了、太“过”了一点？

另一方面，《无字》中吴为对父亲顾秋水的“奴性”的冷眼审视也具有审父的意义。她无法理解母亲为

什么会爱这么一个“猥琐的男人”。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吴为的审父与《活动变人形》中倪藻的审

父之间，有相通的精神气质———都体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情绪：中国虽然一直有尊重父母的文化传

统，但在实际生活中，当父母不能恪守长辈的规范（像慈祥、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做好晚辈的表率，等等）

时，子女常常就会走上叛逆的道路。联系到张洁、王蒙都是先接受过革命教育成长起来，后来又接受了新

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影响的著名作家，因此，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触及审父的主题，就更有某种深刻的

文化意义了。不过，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张洁作为一位女作家，她的审父还具有深刻的心理学意义。

因为在弗洛依德的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恋父情结”。弗洛依德是泛性论者，在他看来，女

孩子从小就有“恋父情结”。他的理论是来自于一些实际的病例分析的。但他的理论显然有偏颇之处。因

为显然，并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恋父的。复杂的人生不是体系严谨的理论所能概括得了的。沿着这样的

思路走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女性文学对弗洛依德理论的超越。在许多女作家的作品中，在冰心那

里，在丁玲那里，在萧红那里，都没有“恋父情结”的心理投影。而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还可以与“恋

父情结”沾上边，那么《无字》就是“恋父情结”幻灭的写照。

说到女性的自审和审母，还有一部作品值得注意，那就是铁凝的《大浴女》。在《大浴女》中，主人公尹

小跳因为偶然发现了母亲的婚外恋情而憎恨母亲。这种憎恨十分自然地引出了审母的主题。但小说的重

心却是自审：当尹小跳因为憎恨母亲而连带着花样翻新地折磨着无辜的小妹妹尹小荃（因为她相信尹小

荃是母亲偷情的结果），并最终眼看着只有两岁的尹小荃走向死亡却不拉她一把时，作家也就写出了从

纯洁到罪恶的一步之遥。而从尹小荃掉进污水井的那一刻起，尹小跳的灵魂也就背上了永远也摆脱不了

的罪孽感了。正是那罪孽感使她常常心惊肉跳，甚至使她盼望着被惩罚。这，就是“罪与罚”！小说最后写

尹小跳终于因为从来没有关怀过母亲而自责（也是一种自审），并由此发现了“内心深处的花园”，相信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花园的”。

联系到铁凝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那部小说是通过一个小女孩的眼光去打量外祖母的。这种

打量不断暴露出外祖母司猗纹灵魂的可怜与阴暗，那可怜与阴暗是那个政治化的年代造就的，又何尝没

有寄托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悲凉之思？一般来说，中国人是特别相信“隔代亲”的，就是祖父祖母、外祖父

外祖母对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的疼爱，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人伦之情。然而，《玫瑰门》还是让我们看到

了另类的情感：孙辈对祖辈的无情审视。这种情感，可不可以称作“审祖心态”？如果可以，那么，对铁凝的

《玫瑰门》和《大浴女》的研究就可以从另一个思路切入了：从审祖到审母再到自审。这样多重的审视意味

着什么？意味着许多社会的公德，其约束力其实常常是十分脆弱的；同时也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女性因

为个人的情感受到伤害而产生的偏执与阴暗心理不容忽视。这样一来，张洁的《无字》、铁凝的《玫瑰门》和《大浴女》就与那些常见的、旨在张扬女性的生命激情、60第5期

渲染女性的隐秘生命体验的“女性文学”区别了开来。做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开辟女性文学探讨的新园

地，也具有挑战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意味。因为这样的研究中有许多深刻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内涵，是现

成的女权主义理论所鞭长莫及的。在“审祖”、“审父”、“审母”、“自审”这些关键词中，有着丰富的思想文

化矿藏亟待开掘。在“身体写作”、“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天地其实相当广阔。

二

中国是政治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度。因此，“女性与政治”就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一方面，中国

素有“男尊女卑”的阴暗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也产生过不少女政治家（从吕雉、武则天、慈禧太后到现代

许多女革命家）。这一现象也耐人寻味。

当代政治生活中，有许多女干部。但关于她们从政的故事显然不多。在这方面，范小青的长篇小说

《女同志》就显得弥足可贵。《女同志》以万丽在政治上不断要求进步、步步高升的成长历程为线索，通过

刻画她在处理与几个上级的微妙关系和与几个女同事的激烈竞争的矛盾上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多方

面地揭示了当官的不易、政治较量的云诡波谲，同时也就写出了作家本人对于女性与政治的独到思考。

一个官运尚可、城府不深、处世谨慎的“聪明的老实人”，一个一直紧张地琢磨着政治、摸索着进步的女同

志，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上司之间的矛盾斗争中，并在斗争中渐渐感悟了官场的玄机：一方面，官场上讲关

系，讲背景，讲“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进步”与否，常常不由自主，但又不得不耐心地等待机会，另一

方面，因为风云际会而如愿以偿地取得了“进步”以后，又常常会引来猜疑、嫉妒、非议，导致脾气的改变、

莫名的失落、人格的扭曲；一方面，在“进步”的过程中，她深深体会到苦涩的滋味———“作为一个女同志，

过于追求进步，总是让人有点接受不了，在大家眼里，一个女人，这么想当官，一定不是件好事情”，另一

方面，“权力欲不强的女人，别人就会认为她太软弱，没有能力”，也真是左右为难。这样，作家就在写出了

“当官难”（这是《七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唱腔）的同时，也触及了一些微妙的问题：女干部怎样自我定位？

硬性规定领导班子里配备适当比例的女干部，是否反而“把女性重新置于了‘软弱性别’的位置”？而在这

些显然与女权主义理念不同的思考中，是寄托了作家对女性问题的深长思考的。

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在万丽“进步”的道路上，一直有男性的指引与提携。这一独特的设计，显然也

是与女权主义的主张相悖的。其中，既有作为局外人的老同学康季平的不断点拨（而这点拨又在很大程

度上来自他对万丽的爱），还有老领导向问的大力提携（而向问又是康季平的舅舅）。小说在最后才点明

向问与康季平的舅甥关系，使万丽如梦方醒：“什么才女，什么工作能力强，什么大气大度有魄力，难道这

一切，都是因为康季平？因为向问是康季平的舅舅？”在这样的扪心自问中，不仅可以使人自然联想到“政

治与关系网”这样尽人皆知的社会问题，而且是可以读出作家对女干部从政的某些深刻见地的———她没

有写人们常见的“女强人”形象（“女强人”在历史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上都屡见不鲜，说明中国女性实际

上一直是有着发奋有为的传统的。我甚至觉得，当代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固然有西方女权主义影响的原

因，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卓文君、班昭、武则天、梁红玉、“杨门女将”、柳如是、秋瑾这些女中豪杰的深远影

响不可分割），而是刻画了一个“聪明的老实人”形象。也正是因此，这个女干部的谨慎、困惑和遇事就向

康季平请教才更具有发人深省的普遍意义吧（显然，在女干部的庞大阵营中，“女强人”毕竟是少数。“聪

明的老实人”显然更多）。她不贪，却不能不身不由己地变得“自私，冷酷，无情”起来；她能干，但在庞大的

“关系网”中，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官场使人性异化的主题，在此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作家也意味深

长地点化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像万丽这样的老实人，做官、从政是否太勉强了一点？

《女同志》因此而在“女性文学”中别具一格，也在近年来流行的“官场小说”中占有了引人注目的一

席之地：这是一部关于女干部的“成长小说”。当范小青把万丽从政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写得丝丝入扣

时，她实际上也就写出了一部分女干部从政能力的实在有限。这样，作家也就还原了一个小女人的“弱”。

那么，女人的“弱”就只有消极的意义吗？“弱”能不能克“刚”，以及如何克刚，显然就成了另一个问

题。我觉得，王安忆的《长恨歌》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其实已经成功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长恨歌》讲述了一个上海小女子王琦瑶的人生传奇：“她们和她们的父兄一样，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行动积极……上海这城市的繁华起码有一半是靠了她们的名利心。”岂料世事无常，那繁华樊星：女性命运的自我追问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