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路遥还有勇气偶有提及童年被过继的屈辱往事，那么他对于“文革”初期“武斗”的“红卫兵”经历可以说是讳莫如深。

值得注意的是，路遥本人在任何公开场合和文学创作中均未正面提及这段纠缠其一生的重要经历，并且他的生前好友们也都对此避而不谈或者闪烁其词。

但是，“红卫兵”经历严重左右了路遥的人格结构、创作心理和创作走向，所以有必要对其人生中这段“黑历史”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探析。

路遥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屈辱的生存境遇造成其内心自卑与自亢的互见，而这些在日后的红卫兵经历中终于得到了空前的宣泄。

长期以来所忍受的底层出身、贫穷、屈辱和自卑等，后来都化作投身革命狂热的资本和内在动力，并且以此企图在政治抱负方面跃跃欲试。

但是，“文革”在1969年进入“斗批改”阶段，路遥由于“武斗”中牵涉到一桩人命案而被迫回到老家郭家沟村务农，并且这几乎成为其一生的“原罪”受到组织追查。

也就是说，路遥从曾经狂热地投身革命所得到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权力中心突然跌落进土地里。

路遥的文学创作生涯也恰恰是在政治人生被彻底堵死之后开始的，“红卫兵”经历自然就深刻地影响其文学创作的走向。

最具有典型性的是，这段叱咤风云的经历导致了路遥内心挥之不去的英雄主义情结，并且日后强烈地影射进了其文学创作中，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政治情结、苦难意识和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一、英雄主义情结的形成与固守1966年夏，路遥在初中升中专的考试中，顺利考取了陕西石油化工学校[1]。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迫使所有大专院校无限期停止招生，所有毕业班留在原学校闹革命，即使已经考取大专院校的学生也必须返回学校参加劳动。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文正式废除高考制度①，这让路遥从中考的喜悦中猛然跌落人生的谷底。

但是，时代突然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捷径，只要敢于造反，就可以实现其长期被压抑的政治抱负和权力欲望。

于是，路遥以狂热的姿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而这段“红卫兵”经历使其形成了日后难以割舍的英雄主义情结。

1966年10月，路遥因为在“红卫兵”组织中的表现突出，被推选为代表进京接受毛主席的亲自接见[1]，这对其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返校后，他自行成江西理工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第38卷第2期2017年4月Vol.38,No.2Apr.2017收稿日期：2017-01-0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4BZW141）作者简介：肖庆国（1992－），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1123886040@.注释:①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正式宣布废除高考制度.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３０４６（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８７－０６DOI ：１０．１３２６５／ｊ．ｃｎｋｉ．ｊｘｌｇｄｘｘｂ．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９论路遥小说中的英雄主义及其心理根源肖庆国（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摘要：路遥小说表层的精神书写掩饰了其真实的创作心理，导致以往的路遥本人及其文本研究都很难深入。

将浮于文本表层的现象剥离，深入作家创作的心理根源，不难发现路遥的创作过分地满足于自我的情感补偿。

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路遥在青少年时期形成了难以割舍的英雄主义情结，作为日后小说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深刻地影响了其人格结构和创作走向。

英雄主义情结导致路遥小说创作产生了罅隙，主要体现为人物形象的缺失，尤其是女性文学形象的损害，以及现实主义的名不副实。

关键词：路遥；英雄主义；小说创作；心理根源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志码：A立了“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并且自任队长。

他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宣言》，其中有两句话为其所钟爱，“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2]最终这两句话被改编为三个弟弟的学名，即二弟王天云、三弟王天乐和四弟王天笑。

“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

他以‘王天笑’的笔名，着意写过一些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同学们自愧弗如，终于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山大王。

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

”[3]因为延川县的派别格局分化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派是“红卫兵”成立的“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军长由路遥担任。

终于，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在革命风暴中培养起来，“他给自己刻了一个斗大的印章，上面刻着‘王卫国’三个大字，他们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延川县银行的门，背了十八袋钱，在枪林弹雨中穿行。

看着数以万计的城里人乖乖地听从自己发号施令，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屈辱情绪终于得到了宣泄”[4]。

到1968年7月24日为止，延川县两派先后发生过十几起动用武器的“武斗”事件，其中以1968年4月17日的枪战最为严重。

也是这场最为严重的枪战，让路遥“牵扯入延川县造反派的武斗事件”[1]。

最后，虚龄二十岁的路遥在两年的革命狂欢中以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进入了延川县政治权力中心，“王卫国被协商成副主任，坐在城内净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俯视高举领袖像和标语牌的芸芸众生，听着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声，他踌躇满志，颇有点春风得意，革命原来是这么回事”[3]。

值得注意的是，路遥的文学创作生涯就是在政治道路被彻底堵死之后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卫国来往于县里上层人物之间，有缘结识了延川几位众所公认的‘智多星’，他们很会审时度势，能言善辩，立足于王卫国眼下的处境，民办教师和贫宣队员，都非长久之计。

他读的书多，笔杆子利索，文有新意，搞写作，只要肯下功夫，或有所成，舍此别无它途”[3]。

并且，已经从事文学创作的路遥对于那段造反的“红卫兵”经历念念不忘，为此我们仅选取一个例子来论析。

路遥曾经有过一个笔名叫作“缨依红”，从文字的表面意思上来看，显然还在怀念“红卫兵”时代。

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直接影响了他的阅读史，而阅读史又反过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中学时代，路遥已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书籍，还不是为了创作，主要是把自己锻炼成意志坚强的人。

”[5]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英雄，他们受到路遥格外的青睐。

于是，路遥在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时代英雄形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

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我们也能窥探到路遥对这位“延安的英雄”所寄寓的英雄主义情结。

据海波回忆，在写作《惊心动魄的一幕》的过程中，路遥在与其很少次的见面中反复向他推荐雨果的《九三年》。

直到这部作品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海波才明白“而《九三年》写的是在光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2]。

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直接影响了他的史诗情结，这反映在其文学创作中就是对字数近乎执拗的追求。

他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详述自己对字数的执迷，“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

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日，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6]。

并且，“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

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

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

工程是庞大的。

”[6]虽然路遥所理解的史诗般巨著更多的是表现出规模的宏大和字数的庞大，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出其英雄主义情结在追求作品外在形式过程中所带来的亢奋和狂热，“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部的二分之一处。

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6]。

就路遥本体而言，其英雄主义情结又折射为政治情结、苦难情结与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红卫兵”时代培养起来的政治家品格在路遥的身上难以割舍，当政治道路被彻底堵死之后，他虽然转而投身文学创作，但是其文学生涯毕竟还仅仅是作为重拾曾经的人生辉煌的有效踏板。

正如贾平凹对路遥的评论，“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7]。

这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作为文学家的路遥身上所具备的政治家品格，同时也是政治情结的固守。

伴随着英雄主义情结的潜滋暗长，“红卫兵”经历还培养了路遥的苦难情结和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4月88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对自己的生存经历和创作过程做过坦露，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深刻的苦难情结。

他的苦难情结一方面是由艰难的生存境遇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人为创造的，其中甚至充斥了强烈的自虐色彩，“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6]。

童年时期的路遥突然被过继，有着被命运遗弃的无常感；初中升中专顺利考取陕西石油化工学校，被突如其来的“文革”彻底中断；在初恋中突然被遗弃，并且紧接着开始了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尤其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革命狂欢中用鲜血和激情终于进入延川县权力中心，人生突然又跌落深渊。

而这些都导致了他日后郁结于心的难以排遣的宿命般的绝望意识，“造反生涯的短暂辉煌和之后的彻底穷途末路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形成了路遥一生都无法摆脱的绝望意识”[8]。

二、英雄主义情结在文本中的投射“红卫兵”经历培养了路遥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情结，而这日后又自然地投射进他所创作的文本中。

具体来说，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在文本中的投射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政治情结、苦难意识与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第一，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投射在文本中所导致的政治情结。

与前文所提及的贾平凹对路遥的回忆文章极为相似的是，海波在回忆曾经自己和路遥探讨“伤痕文学”的文章中说，“路遥认为，高层会想办法扭转这种局面，而扭转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进而起到引导作用”[2]。

并且，海波也论及路遥的创作姿态，“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首先取得高层认可，然后向民间‘倒灌’”[2]。

甚至，张红秋在对路遥本体进行研究的文章中，直白地称路遥是“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8]。

很显然，路遥的好友和评论者都一致地关注到其创作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为我们考察其英雄主义情结统摄下的政治情结提供了有力的理据。

路遥的文学创作开始于“文革”中，其“新时期”前的作品受到时代政治的影响而表现出过度的政治情结，这自然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