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同名14737)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与挑战根据十八大报告精神，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1、1978-1984年中国城镇化的恢复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5.68%，城镇化率从17.92%上升到23.01%，平均每年增加0.85个百分点，建制市由193个增加到300个，建制镇由2173个猛增到9140个。

2、1984-1992年中国城镇化平稳发展阶段。

1992年全国建制市增加到517个，建制镇激增到1.45万个，城镇化率达到27.46%，比1984年提高了4.4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6个百分点。

3、1992-2003年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

中国城镇化率从27.46%提高到40.53%，年均提高1.19个百分点，2003年建制市达到660个，建制镇达到20226个，以城市现代化建设、小城镇发展和建立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为标志，国城镇化全面快速推进，省市综合承载能力与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4、2003年至今中国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2012年城市化率达到了52.6%，比2002年的39.0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同时城市化发展方式也开始转型升级，从以前的注重发展城镇数量到提升城镇发展内涵，即保持城镇化对经济社会的持续拉动，又要保护资源环境和青山流水。

二、“十一五”以来中国城镇化的成效“十一五”以来，中国城镇化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趋势。

城镇化水平从2005年的42.3%提高到2009年的46.6%，年均增加1.08个百分点。

城镇化已成为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解决就业、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推动了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一）城市综合实力迅速提高，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十一五”期间，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200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以占全国28.1%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62.9%的GDP，分别比2005年增加了0.3个和1.1个百分点，集聚能力进一步增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大。

“十一五”前三年，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已达到“十五”总量的96.3%。

2008年底，全国655个城市用水普及率94.73%，燃气普及率89.55%，污水处理率70.16%，生活垃圾处理率86.75%，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8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71平方米。

其中，城市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比“十五”期末增长了18.21个、15.07个百分点和1.82平方米。

“十一五”前三年，有6个城市获得“联合国人居环境奖”，8个城市获得“中国人居环境奖”，6个城市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二）城乡统筹加强，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各地以城乡统筹为目标，大力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

同时，中央和地方继续贯彻实施促进小城镇发展的政策，小城镇发展活力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水平显著改善。

小城镇成为农民返乡创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的重要载体。

2008年底，全国县城和建制镇人口2.57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9.4%，比2005年高出0.4个百分点。

在城镇化迅速推进的同时，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得到较大改善。

2008年底，近57万个行政村中，46.7%实现了集中供水，52.1%通上了公交车或客运班车，31%建设了生活垃圾收集点，61.6%实现了主要道路硬化。

农村住房建设数量不断增加，样式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善，质量稳步提高。

农村危房改造试点逐步扩大，到2011年将完成400万贫困农户的危房改造工作，占试点范围内农村危房总数的1／3。

（三）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城镇密集地区实力增强国家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增强了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动力。

“十一五”前三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年均分别提高1.46个和1.25个百分点，高于东部地区年均增长1.01个百分点的速度。

中部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年均增长20.6%，已成为增速最快的地区。

“十一五”期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政策，加强对重点地区的规划引导，增强了城镇密集地区的发展动力。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城镇密集地区，成为带动国家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重点区域。

中西部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城镇密集地区发展速度加快，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已成为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各级政府加强城际沟通与协作，采取多种形式切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签订了“两市一省城乡规划合作框架协议”，互相开放建筑市场；成渝建立了高层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珠三角、闽东南分别建立了城市规划局长联席会议制度和城市联盟，促进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和资源环境共同保护利用。

（四）体制机制改革提速，打破城乡二元分割进入实质阶段“十一五”时期，国家体制机制的改革明显提速，长期困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乡二元分割进入实质性的破除阶段。

2006年，中央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

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突出解决转移培训、权益维护、社会保险、子女入学等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央还不断规范城市建设用地征用的程序和补偿标准，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网络，解决其就业、保障、安居等实际问题。

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中，规定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

国家还决定从2010年7月1日开始，流动人员跨省就业时可以转移自己的医保关系，个人账户可以跟随转移划转，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种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关系，也可互相转移。

至此，制约全国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体制障碍基本得到破除，在优化城乡人力资源配置的同时，还为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三、我国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时间当中，城市空间扩大了二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2.6%。

但是，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

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的。

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确凿无疑的大方向。

这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城镇化。

仅此观之，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言：五年转移农村人口8463万人，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中国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种变化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二是有关户籍等政策逐步调整，公平的“城门”在制度层面逐渐打开。

真正的城市化，或者说我们吁求的新型城镇化，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所言，不仅要有“人口的城镇化”，更应是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

城镇化不是给“房地产化”代言。

中国城镇化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一)城镇化模式较为粗放应该说，城镇化模式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在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之前，要单独改变城镇化的粗放模式是不现实的。

“十一五”期间，中国城镇发展模式粗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城镇化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廉价的土地、能源、劳动力投入,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

珠江三角洲地区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要消耗5.08万亩耕地，目前已经陷入用地紧张、环境容量趋于饱和的境地。

沿海部分城市为弥补建设用地的缺口，大力围涂造地，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不足的矛盾，但是却带来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损，局部近岸海域环境恶化等，同时海涂的过度围垦也加剧了台风、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风险。

二是城市能耗不断加大，成为能源资源消耗的主体。

据统计，中国城市消耗的能源占全国的80%，排放的C0：和COD分别占全国的90%和85%。

与相同气候条件的西欧和北美国家相比，中国住宅单位采暖能耗多.50%～100%。

三是城镇的交通、环境等问题突出。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70亿辆，其中私人机动车占76.14%，并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机动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交通拥堵、尾气排放、城市热岛效应等诸多问题。

珠江、海河、淮河等几大水系的污染十分严重，海河、淮河、辽河水系的劣V类水体分别达到54%、32%和40%。

大中城市及区域性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广州市的灰霾天气由2002年的85天增加到2007年的131天。

四是城市旧区和“城中村”改造中存在“大拆大建”现象。

“大拆大建”导致拆迁纠纷剧增，社会矛盾激化，同时还形成大量因拆建产生的被动性住宅需求，加剧了住房的供需矛盾。

一些地方在拆建过程中，破坏了历史文化街区，损害了城市肌理，在带来“千城一面”的同时，还使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难以传承。

(二)人居环境质量不高1、居住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整体水平已有大幅度提高，但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条件普遍很差。

2008年底全国还有1148万户家庭居住在各类棚户区中。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老旧住宅成套率低、配套设施不完备、居住环境差，迫切需要更新改造。

“十一五”期间，各地房价普遍出现快速增长势头，房价的增幅远超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普通居民改善住房的难度加大。

政府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量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加剧了普通居民的住房困难。

2、居民出行不便捷一是大城市交通拥堵严重，且呈蔓延之势。

特大城市主要路段全天的道路饱和度超过70%，城市中心地区高峰时段的平均车速普遍低于每小时20公里。

上海城市中心区50%的车道在高峰时段道路饱和度达到95%，平均车速仅10公里／小时；2006年北京市民的平均通勤时间达43分钟。

二是城镇群综合网络交通建设缓慢，枢纽布局不合理，各交通方式之间衔接不畅，交通运行效率低。

三是区域轨道交通发展尚在初级阶段，城市之间、产业区与港151和机场间的联系主要依靠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建设规划与城镇群发展布局协调不够，所建线路流量差异很大，早期建设的线路因沿线城镇的发展，近乎成为城市内部快速路；大城市地铁线路不成网络，与公共交通、区域交通等缺乏有效的衔接，制约交通组织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