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刑交叉案件的应对策略——以保险合同纠纷为例
一、问题提出
民刑交叉案件因同时涉及民事、刑事程序法甚至实体法，且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案件类型，因而一直是法律理论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在民事诉讼中，是否应驳回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的起诉或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往往又是双方当事人博弈的焦点。但是，当前有关民刑交叉案件程序处理的法律规范尚不完善，法院的裁判尺度也不统一。本文拟在分析民刑交叉案件分开审理原则、分开审理原则的例外情形、中止民事案件审理的适用条件等的基础上，以保险合同纠纷为例，对民刑交叉案件的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二、问题分析
（一）分开审理原则
分开审理原则，是指民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分别受理、分别审理，即如果在民刑交叉案件中既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又存在刑事法律关系，应分别作为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受理、审理。确立分开审理原则的原因是，“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价值取向、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证据认定标准、责任构成要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刑事法律关系与民商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完全异质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两者不能互相替代。”［１］
最高院于１９９８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经济犯罪规定》）
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该条规定确定了民刑交叉案件的分开审理原则。
最高院于２０１９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１２８条以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对分开审理原则进行了重申。该条在概括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的基础上，列举了以下五种应当分开审理的情形：（１）主合同债务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２）行为人以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３）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相关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４）侵权行为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保险人赔付保险金的；（５）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
（二）分开审理原则的例外
１．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相关民事法律关系时的例外
《经济犯罪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分
析，该条规定可理解为：如果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民事案件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也就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经济纠纷或相关民事法律关系的，应驳回民事案件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院于２０１５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五条同样做了类似规定，即“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最高院在对《九民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中也认为“如果是作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立案，但最终认定其实质为刑事犯罪案件，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之间并无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则应裁定驳回起诉，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２］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强调“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民商事法律关系时，应当以民商事法律规范而非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判断。”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民事案件是否符合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审理的标准，即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以及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１２４条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条件或其他法律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情形。［３］
由此可见，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果按照民事法律规范判断，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民事法律关系的，便不再遵从分开审理原则，而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案件的起诉，并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２．民刑交叉案件中涉嫌的犯罪属涉众型经济犯罪时的例外
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于２０１４年共同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非法集资案件适用法律意见》在“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部分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九民纪要》第１２９条根据上述规定对具体操作进行了细化，即：如果所涉嫌的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已刑事立案，受害人就同一事实以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并将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刑事案件的审理法院；如果是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上述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应中止审理并把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且应在侦查机关刑事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
由此可见，民刑交叉案件中涉嫌的犯罪属涉众型经济犯罪时的程序处理未遵循分开审理原则。将这类民刑交叉案件作为分开审理原则例外
的原因是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一体解决，有助于受害人公平受偿，维护社会稳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刑交叉案件分开审理原则的该例外不能扩大适用，必须限定在民刑交叉案件中涉嫌的犯罪属涉众型经济犯罪这一特定情形。［４］
３．民刑交叉案件中相关主体和事实相同时的例外
如上文所述，《九民纪要》第１２８条的概括规定延续了《经济犯罪规定》第一条规定的精神，强调同一法律主体因不同事实分别涉及民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应分开审理；《九民纪要》第１２８条的例举规定表明如果法律主体不同，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也应分开审理。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在民刑交叉案件中，若当事人不同或所涉事实不同，都应当遵循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开审理的规则。如果对这两条规定进行反对解释，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民刑交叉案件中，若当事人相同且所涉事实也相同，那么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就可以不分开审理。这就是民刑交叉案件中，分开审理原则在相关主体和事实相同时的例外。
对于该例外情形下的程序处理，《经济犯罪规定》第十条规定如果经济纠纷与涉嫌的经济犯罪案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纠纷案件应继续审理，并“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如果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与
涉嫌的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相关事实“不是同一事实”的，“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如果反过来理解这两条规定，可知：如果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是同一法律关系”或相关事实“属同一事实”的，民事案件便不应继续审理，而且应将全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非法集资案适用法律意见》则在“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部分从正面对该问题进行了规定，即：民事诉讼、执行案件与非法集资案件所涉事实“属同一事实”的，应驳回民事案件的起诉。所以，参照上述规定，当民刑交叉案件中相关主体和事实相同时，便不应再遵循分开审理原则，而应驳回民事案件起诉并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三）民刑交叉案件中中止民事案件审理的条件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何时应中止民事案件的诉讼？在法律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争议。最高院的倾向性观点认为，“先刑后民”并不能作为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般原则，而应该根据民事诉讼法上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规定来判断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审理顺序。［５］《九民纪要》第１３０条对这一处理原则做了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０条第５项的规定裁定中止审理。”
《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０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
尚未审结的……”。根据立法机关对该规定的释义，“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具体是指本案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且当这种情形出现时是“应当”中止审理。［６］由此可见，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当满足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应当中止民事案件的诉讼。
（四）涉刑保险合同纠纷的应对策略
１．参照民刑交叉案件分开审理原则的例外情形，分析保险合同纠纷中是否真实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及是否涉及涉众型经济犯罪，重点寻找相同事实，慎重确定报案的犯罪嫌疑人及罪名，充分利用“驳回起诉”的程序利益。
在保险合同纠纷中，一般会在保险理赔阶段或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阶段遇到民刑交叉法律问题。如果在这两个阶段积极推进刑事案件进展，争取驳回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起诉，可以带来以下几方面诉讼收益：一是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处理后，若能通过追赃、退赔等方式挽回损失，则可能从实体上抵消或部分抵消保险责任；二是驳回起诉后，即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另行起诉的，也能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应对争取到更充分的证据收集时间；三是在刑事案件推进过程中获得的某些证据，可能有利于民事案件的应对；四是在保险合同纠纷中积极推动所涉刑事案件的进展，有利于保险人在和谈中争取主动，有时还能带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主动撤诉的结果。
在具体推动刑事案件进展时，可根据民刑交叉案件分开审理原则的例外情形，从以下四方面应对：一是分析保险合同纠纷当事人之间是否真实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依据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相关民事法律关系时的分开审理原则的例外，从保险纠纷案件是否符合起诉的积极条件、消极条件等民商事法律规范方面判断保险合同纠纷当事人之间是否真实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如果并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则可以主张驳回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起诉。二是分析保险合同纠纷所涉及的刑事罪名是否涉及涉众型经济犯罪。如果保险合同纠纷所涉及的刑事罪名涉及涉众型经济犯罪，则可以直接依据民刑交叉案件中涉嫌的犯罪属涉众型经济犯罪时的分开审理原则的例外，主张驳回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起诉。三是重点寻找保险合同纠纷中与所涉嫌的刑事案件中的相同事实。如前文所述，事实相同是因相关主体和事实相同而驳回起诉的条件之一，如果争议事不相同，则无法达到驳回起诉的结果。比如在保险合同纠纷中争议的事实是作为投保人的被保险人是否就保险标的情况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但在刑事案件中被保险人是因故意伤害而被追诉，此时民刑交叉案件中的事实就不是相同事实；但是，在刑事案件中被保险人是因虚构保险标的而被追诉，此时民刑交叉案件中的事实就可能是相同事实。四是慎重确定刑事报案的犯罪嫌疑人及所涉嫌的罪名。主体相同是因相关主体和事实相同而驳回起诉的另一个条件，而主体的确定往往又和所涉嫌的罪名相关。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有权请求赔付保险赔偿金的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以如果刑事报案的罪名所涉及的犯
罪嫌疑人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之外的其他人时，便不符合主体一致的要求。
２．根据民刑交叉案件中中止民事案件审理的条件，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需以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为依据的角度，争取中止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为民事案件的应对争取诉讼上的时间。
在保险合同纠纷中，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人提起保险赔付诉讼时，一般都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而保险人准备应诉的时间则相对较短。如果保险合同纠纷又涉嫌刑事犯罪，法律关系更一步复杂，此时准备应诉的时间则显得更为有限。
在此情形下，保险人可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需以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为依据的角度，争取中止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以为民事案件的应对争取诉讼上的时间。在具体操作时，为了不耽误提中止诉讼申请的时机，可将中止审理请求作为驳回起诉请求的备位请求一并提交法院，即优先主张存在分开审理原则的例外情形而应驳回保险合同纠纷的起诉，如果不符合驳回起诉的条件则应根据相关中止审理法律规定，中止保险纠纷案件的审理。
３．分清涉嫌保险诈骗罪的不同立案追诉标准，留意保险诈骗罪犯罪嫌疑人未取得诈骗金额对刑事报案的影响，关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要求对犯罪构成的影响。
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经常涉及到的罪名是保险诈骗罪。如上文所述，保险合同纠纷的原告一般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为了达到主张驳回起诉对主体一致的要求，保险人一般也会倾向于将犯罪主体是被保险人、受益人等特殊主体的保险诈骗罪作为刑事报案的罪名。此时，便需分清保险诈骗罪的不同立案追诉标准，留意保险诈骗罪犯罪嫌疑人未取得诈骗金额对刑事报案的影响，以及关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要求对犯罪构成的影响。
首先，对保险诈骗罪的不同立案追诉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五十六条做出了明确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二）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所以，在进行涉嫌保险诈骗罪报案前应区分“个人”、“单位”这两种不同犯罪主体，根据不同立案追诉标准，结合涉嫌犯罪的金额和保险纠纷案件的原告等情况收集刑事报案材料、确定保险诈骗罪报案的犯罪嫌疑人。
其次，当保险诈骗罪的犯罪嫌疑人未实际取得诈骗金额时，是否可以涉嫌保险诈骗罪立案追诉，在司法实践中曾存在争议。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在《关于保险诈骗未遂能否按犯罪处理问题的答复》中指出：“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是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表明保险诈骗未遂，即未实际取得诈骗金额时，也可能按犯罪处理。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随后在《关于保险诈骗（未遂）的“情节严重”标
准如何认定问题的请示》中进一步就“情节严重”做了个案答复，认为在请示案件中，张某隐瞒其妻子已患癌症的事实，向中国人寿保险开封分公司和中国太平人寿保险开封分公司共投保４３万元，并在其妻死亡后申请理赔，其行为已涉嫌保险诈骗罪，应予追诉。所以，在保险诈骗罪报案时，即使犯罪嫌疑人没有实际取得保险赔付金额，只要从犯罪情节方面收集充分的报案材料，公安机关也可能立案追诉。
最后，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于刑法有关金融诈骗犯罪的条文中，只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行为明确规定了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未对含保险诈骗罪在内的其他金融诈骗罪明确规定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保险诈骗罪是否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存在争议。按照最高院的倾向性观点，保险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罪的一种，而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７］所以，保险诈骗罪也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至于非法占有的对象是否仅限于保险赔付金额，法律没有进一步明确。在司法判例中，有法院认为刑事被告人为顺利获得银行贷款而使用虚假的收入证明等材料骗得保险公司为其投保个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的行为也构成保险诈骗罪。［８］可见，保险诈骗罪非法占有的对象并不限于保险赔付金额。
三、问题结论
原则上，民刑交叉案件应分别受理、分别审理。但是，当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相关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民刑交叉案
件中涉嫌的犯罪属涉众型经济犯罪或者民刑交叉案件中相关主体和事实相同时，便不可再遵循民刑交叉案件分开审理原则。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时，各方当事人可根据分开审理原则的例外情形以及民刑交叉案件中中止民事案件审理的条件，从是否应驳回民事案件起诉或中止民事案件审理的角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注释：
［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５０页。
［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５１页。
［３］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５１、６５３页。
［４］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５８－６５９页。
［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８页。
［７］杨万明、郭清国：《〈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运用》，载《刑事审判参考》２００１年第４辑（总第１５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８］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杨刑初字第９６４号刑事判决书。
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分析和破解方法-法律 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分析和破解方法 杨兴培* 内容摘要：在司法实务中，刑民相互交杂的案件数不胜数，如何实现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公正处理是当下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的分析是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多角度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性工作。以法律事实中蕴含的法律关系作为刑民交叉案件分类的主要依据具有较大的合理性。据于这一基本原理，可以把刑民交叉的案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案件事实在表象上具有刑民交叉的形式，但只具有单一的民事法律关系；二是案件事实在表象上具有刑民交叉的形式，但这一刑民交叉所具有的相互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纵向的、属于刑事包容民事的法律关系；三是案件在表象上具有刑民交叉的形式，但刑民交叉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横向的、属于同位并列的关系。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法律关系的特点与性质，应当分别采取三种不同的处理原则。 关键词：刑民交叉案件类型化分析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 社会是人的社会。虽然从广义上说，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人们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在法治社会中，当一种社会关系被某一种法律所规范并加以调整时，这种社会关系就成为了一种法律关系。诸如民事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债的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合同法律关系等等。客观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要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所以，当某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一旦作用于客观外界时，就会在多个领域和多个层面产生多重作用进而与他人形成多重社会关系。当这种多重
刑民交叉案件的范围、类型及处理原则 作者│ 黄祥青（上海一中院院长） 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关注、迄今仍需深入研讨的议题。推进此项适法统一，既要清晰树立不同部门法之间整体协调裁判的司法理念，也要潜心研究实际问题，摈弃仅以观念思辩代替务实研讨的清谈之气，以切实解决现实争议问题。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定义和范围 研讨问题，首先应当界定讨论范围。如果各自针对不同对象展开议论，势必各说各话，难以达成研讨目的和共识。关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定义和范围，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刑事、民事案件涉及“同一事实”的，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当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一并处理。 所谓“同一事实”，是指行为主体、行为客体或对象，以及行为表现三者均相同的情形；如果其中之一发生变化的，则属于“不同事实”，应当分别作为刑事与民事案件独立审判。 从实际情况看，刑事与民事案件并非只有“事实完全竞合”一种交叉形态。在事实部分竞合，或者彼此存在主从、隶属等牵连关系时，同样产生刑民法律关系需要整体考量、刑民诉讼程序需要协调推进的必要性。 典型适例如行为人诱骗他人担保实施贷款诈骗罪的情况，尽管行为对象分别为银行和担保人，行为表现是骗取担保和诈骗贷款两种不同内容的欺诈，但两个行为之间呈现犯罪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共同造成银行钱款被非法占有的危害结果，前后构成一个完整的犯罪行为过程。 倘若人为地将银行与保证人之间的所谓“担保行为”从贷款诈骗的基本事实中分离出来，单纯作为一般的民事案件进行审理与裁判，可能产生的事实偏差或归责欠当，则是不难想象的。 即令在一人犯数罪的场合，如果有的罪行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等民事诉讼，一般也倾向于刑事、民事案件协调推进，尽力达成“以刑促民”或“以民济刑”的综合审
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有哪些 ⒈保险合同是双方或者多方的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法 律行为。⒉保险合同是当事人借以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的协议。⒊保险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法行为。4.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5.保险合同为有偿合同。6.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 一、保险合同具有一般合同的共同法律特征 ⒈保险合同是双方或者多方的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 行为。保险合同不是单方的法律行为，即不能由当事人与自己签订合同。一般保险合同是由一个投保人与一个保险人订立的。但任何一方都可以是多数。保险合同还必须是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一方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第三者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进行非法干预。 ⒉保险合同是当事人借以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的协议。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的目的是在于取得对意外损失的经济补偿，或特殊需要时的经济补救，保险人之所以承保危险的目的是通过危险分担取得经营利润和社会效益。
⒊保险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法行为。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其合同内容及程序均必须合法，才能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双方必须依约定履行，否则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保险合同与一般合同相比有其不同的法律特征 ⒈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 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区分，可分为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双务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均享有权利，同时承担义务的合同。一方的权利就是另一方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反之，只有合同一方享有权利，而他方仅负有义务的合同叫单务合同。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在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投保方与保险方均须履行约定义务。投保方的义务是支付保险费，防灾防损，危险增加的通知等，保险方的义务是提供经济保障，发生约定事故时履行赔偿责任，协助被保险人防灾防损等。 但是保险合同这种双务合同性质与一般合同的双务性质不同。①在一般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可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给付债务而拒绝自己债务的履行，也称“同时履行”原则。但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不能因为保险人没有履行给付责任而拒绝交纳保 险费。因为保险人只承担经济保障的义务，是否发生给付责任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又在人寿保险中，保险人一方虽履行提供经济保障义务，但不能以诉讼请求对方交付保险费，如对方拒绝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只能变更、解除或终止合同。②在一般双务合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案情简介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晓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 1997年9月3日，案外人上海亿嘉亿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嘉亿公司”)与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单，约定：亿嘉亿公司作为投保人将车牌号为沪A-S4463 的凌志牌UCF10轿车投保，保险金额人民币78万元。投保人除投保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外，还投保了盗、抢险等附加险，保险期限自1997年9月3日中午12时起至1998年9月3日中午12 时止。亿嘉亿公司于当日付清了保险费。同日，胡晓红另与亿嘉亿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挂靠协议，约定：胡晓红购入的凌志牌UCF10轿车挂靠于亿嘉亿公司，若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赔偿款到亿嘉亿公司帐户后，亿嘉亿公司应即时退还给胡晓红等。同年9月28日，该车辆遭窃。1998年3月30日，亿嘉亿公司向平安保险公司书面提出索赔。同年9月20日，亿嘉亿公司向上诉人胡晓红出具一份权益转让证明书，言明：所投保凌志车的索赔权、受益权及诉讼权在亿嘉亿公司主体消亡后由胡晓红承担等。同年11月15日，亿嘉亿公司因未办理1997年度工商年检而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6月3日，平安保险公司出具一份拒赔通知书，载明：被保险人亿嘉亿公司提供的索赔单证中购车发票系伪造，平安公司据此予以拒赔。胡晓红遂诉至法院。
原告胡晓红诉称：其系凌志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其以亿嘉亿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单，并缴付了保险费。该车失窃后，原告以亿嘉亿公司名义向被告索赔，因被告以原告购车发票系伪造为由拒赔，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车辆保险金78万元。 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原告不是其与亿嘉亿公司所订车辆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故原、被告之间无保险法律关系。 法院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亿嘉亿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单依法成立，具有法律效力。鉴于胡晓红不是上述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其持亿嘉亿公司出具的权益转让证明书等向平安保险公司主张保险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据此，依照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对胡晓红要求平安保险公司给付车辆保险金78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胡晓红不服，上诉称，亿嘉亿公司将其对投保车辆的权益转让给自己，言明在亿嘉亿公司主体消亡后由自己行使失窃车辆索赔权，且上诉人又是该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其在本案财产保险关系中的地位可参照人身保险合同有关受益人的规定，亿嘉亿公司与上诉人间的权益转让不同于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辩称，本案所涉车辆车主系亿嘉亿公司，上诉人不是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且索赔单证中的购车发票系伪造，上诉人违反了保险法有关规定，已构成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亿嘉亿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依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从亿嘉亿公司出具的数份证明及市公安局有关资料，可以认定胡晓红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胡晓红作为具有保险利益的车辆实际所有人可以直接投保成为被保险人，亦可以经平安保险公司批单后变
大中小【访问量】 对一起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分析 南风艳 【学科分类】民法总则 【写作年份】2002年 【正文】 对一起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分析 作者：南风艳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2000级研究生） 案情 王某是某物业公司A小区物业管理处经理，负责A小区的物业管理。2000年8月5日，王某与开发A小区的某房地产公司经理张某商谈，自称A小区物业管理处可以对A小区供水进行配套工程施工。张某信以为真。2000年8月10日，王某以某物业公司A小区物业管理处的名义与张某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由A小区物业管理处对A小区40户别墅区供水进行配套工程施工，工程造价25万元，张某需在5日内向A小区物业管理处支付款项，物业管理处收款入账后十日内开始施工。协议签订后，张某于2000年8月18日前分三次将25万元付给了王某，王某收到款后，入到其私人账户上。经张某一再索要收据，2000年9月4日，王某趁财务人员不在，拿来盖有某物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空白的内部收据本（该收据是某物业公司专门为收取装修保证金和装修垃圾清运费的专用收据），将第一联撕下，写明收到自来水工程款25万元整，收款人王某，将其交给张某，后将该收据本放回原处。经张某多次催促王某施工，王某均以各种理由拖延，2000年10月16日，王某携款潜逃。张某见王某携款潜逃，遂于2000年11月3日将某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某物业公司返还该笔工程款。某物业公司发现王某潜逃后，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于2000年11月8日以合同诈骗嫌疑对王某立案侦查。 另查明，某物业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包括承揽建设工程，也未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A小区物业管理处也无任何承揽建设工程的职能。 审理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张某与被告某物业公司的分支机构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自觉履行合同义务。因被告的A小区物业管理处是被告的分支机构，且被告为原告开具了收据，并加盖了财务印章，依法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关于王某诈骗问题，因该案中被告的管理人员是否够成犯罪，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的民事关系即合同关系。因此，判决被告某物业公司返还原告工程款。 一审判决后，被告某物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二审期间，公安机关函告法院，认为王某有经济犯罪嫌疑。 分歧 对本案的处理，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经审理认为，张某与某物业公司之间并非是合同纠纷，王某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应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而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所以不符合民诉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从程序上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于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1998年《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
篇一：汽车保险合同 一、汽车保险合同是保险合同的一种，是指以汽车及其有关利益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由于汽车保险业务在财产保险公司的所有业务中占据绝对地位，因而汽车保险合同是财产保险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重要合同。 由于现行的汽车保险合同涉及的保险标的不仅局限于狭义财产保险范围，即基本险条款中车辆损失部分的保险标的涉及狭义财产保险的范畴，而在第三者责任险部分的保险标的则涉及责任保险的范畴，所以，汽车保险合同属于综合性财产保险合同。 责任保险：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依照责任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按照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单约定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因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又被称之为第三人保险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 二、保险险种 投保车辆损失险（含不计免赔）、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交强险是中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其保费是实行全国统一收费标准的，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但是不同的汽车型号的交强险价格也不同，主要影响因素是“汽车座位数”。三、保险合同的特性 1、双务性：是当事人双方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义务。 2、射幸性 3、补偿性 4、条件性 5、附和性：当事人一方提出合同的主要内容，另一方只是做出取或舍的决定，一般没有商议变更的余地。 6、个人性：保障的是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本人而不是遭受损失的财产。个人行为极大地影响到风险标的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四、保险合同的主体 1、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投保人（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同时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义务的人 保险性（乙方）：与投保人订立汽车保险合同，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造成汽车本身损失及其他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财产保险公司。2、保险合同的关系人 被保险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即为投保人 保单所有人：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企业 受益人：保险事故发生后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赔偿请求权的人 五、保险合同的客体 保险利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这里保险合同保障的是被保险人（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对保险标的（汽车）锁具有的利益。篇二：4-1 汽车保险合同 龙岩技师学院教案纸 保存部门：教务处保存期限：五年编号：篇三：什么情况会造成汽车保险合同的解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 苏高法审委【2011】1号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统一全省法院裁判尺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当前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讨论意见纪要如下： 一、免责条款范围及保险责任范围与免责条款关系的界定 第一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除外责任”及其它有关免赔率、免赔额等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第二条保险责任范围与免责条款之间的关系不限于包含关系。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相关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为由要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保险条款关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具体规定，以确定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无需审查事故是否属于免责范围以及相关免责条款的效力；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应进一步审查事故是否属于免责条款规定的情形，以及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二、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 第三条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对于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通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且投保人对保险人已履行了符合前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签字或者盖章认可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但有相反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 第四条保险人以其采用在保险单中印制“投保人有核对保险条款义务，超过规定时限未通知则视为投保人无异议”等限时要求投保人阅读的方式，主张已履行对相关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下列情形，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可适当减轻但不免除： （一）同一投保人签订二次以上同种类保险合同的；
【要点提示】 保险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对歧义格式条款含义的解释不应排除《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适用。“通常理解”应定义为一般人的理解，法院在确定一般人对格式条款的理解时，应借助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解释原则。 【基本案情】 原告高峰诉称：2004年2月29日，原、被告以牌号为皖N55851自卸车为保险标的物签订《机动车保险合同》一份，约定：保险期限为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因考虑到本保险合同履行期内国家将实行新的赔偿规则，故双方同时将该保险车辆的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提高到50万元。2005年1月7日，该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案外人死亡。经法院判决，原告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计270928元。原告要求被告赔付，但被告只同意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的标准支付第三者责任险赔款74513.6元。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尚余的第三者责任险赔偿款181918元[计算方式：（应付额270928元-自负额1000元）×95%-已付额74513.6元]。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辩称：本案主体缺失，本案所涉合同的被保险人系徐泽峰和高峰，故徐泽峰系本案共同原告；原告未提交其已实际赔付的依据，最终损失金额难以确定；按保险条款约定，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国家现行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保险合同的有关约定给予赔偿。本案所涉合同于2004年2月29日签订，保险期限从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止，故合同签订时的交通事故处理的相关法规为《办法》，且双方亦没有在2004年5月1日《解释》实施后变更保险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的人身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问题的答复》的规定，对于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并且在该日期前未到期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保险人可按《办法》规定的计算方法履行赔偿。被告无义务承担约定之外的赔偿，现被告已按约理赔，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2004年2月29日，原告将其所有的牌号为皖N55851自卸货车，以原告和徐泽峰为投保人向被告投保车辆保险。保险期限为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为50万元。2005年1月7日，原告驾驶该保险车辆在宁波市鄞州区姜山环镇路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案外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本案原告须对该起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2005年3月18日，死者家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后经法院判决，本案原告应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
规则详解 1.抵押人用假房产证抵押诈骗贷款，房管局应予赔偿 ——房管部门在履行抵押登记职责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 标签：抵押⊙刑民交叉⊙骗取贷款⊙国家赔偿 案情简介：1995年，实业公司向银行抵押贷款700万元。后经查实，用于抵押贷款的房产证系伪造。2000年，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颜某因诈骗银行贷款被判处无期徒刑。对于未追缴损失450万余元，银行诉请房管局赔偿。 法院认为：房管局作为负责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过程中，对当事人申请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对于抵押房产及其权属证书真伪有条件加以核对与识别。然而房管局在本案中违反职业规范，未尽必要注意义务，为持有假房产证实施诈骗的实业公司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明示银行可办贷款。银行基于对房产登记机关所办抵押登记行为之信赖，为实业公司发放贷款，致使银行遭受损失。虽然实业公司系直接责任人，但房管局的违法行为客观上为实业公司骗贷提供了条件，其违法出具他项权利证明的行为与银行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和因果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规定，房管局对其违法办理抵押登记酿成银行财产损失后果，在实业公司无法偿还贷款情况下，应承担相应的过失赔偿责任。银行办理抵押贷款过程中，未按项目调查、项目评估程序规定的要求认真审查实业公司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所发放贷款额度亦不符合与抵押物市值比例的规定，对于造成财产损失亦有一定过错责任，故判决房管局赔偿银行损失的55%共计247万余元。 实务要点：房管部门在履行抵押登记职责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致使行政管理相对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应根据《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2）行终字第6号“某银行与某房管局行政诉讼案”，见《中国银行江西分行诉南昌市房管局违法办理抵押登记案》（审判长赵大光，代理审判员马永欣、甘雯），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04：285）。 2.借款抵押构成诈骗犯罪，不必然影响抵押合同效力
第一节保险合同的特征与种类 一、保险合同的含义 保险合同属于民商合同的一种，其设立、变更或终止是具有保险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二、保险合同的特征 (一)保险合同是有偿合同 因为享有一定的权利而必须偿付一定对价的合同。保险合同以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作为对价换取保险人对风险的保障。 (二)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 双务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合同。 (三)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 保险的三大功能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统一、开放的现代保险功能体系。 (四)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 即合同当事人一方并不必然履行给付义务，而只有当合同中约定的条件具备或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时才履行。 (五)保险合同是附合合同 由一方当事人事先拟就，另一方当事人只是作出是否同意的意思表示的一种合同。 三、保险合同的种类 (一)单一风险合同、综合风险合同与一切险合同 按照合同承担风险责任的方式分类，保险合同可分为单一风险合同、综合风险合同与一切险合同。 1．单一风险合同。单一风险合同是指只承保一种风险责任的保险合同。如农作物雹灾保险合同， 2．综合风险合同。综合风险合同是指承保两种以上的多种特定风险责任的保险合同。[考试大整理] 3．一切险合同。一切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是合同中列明的除外不保风险之外的一切风险的保险合同。 (二)定值保险合同与不定值保险合同 1．定值保险合同。定值保险合同是指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和保险人即已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 2．不定值保险合同。 不预先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仅载明保险金额作为保险事故发生后赔偿最高限额的保险合同。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需估算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并以此作为保险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计算依据。实际损失大于保险金额，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仅以保险金额为限；如果实际损失小于保险金额，则保险人仅赔偿实际损失。大多数财产保险业务均采用不定值保险合同的形式。 (三)补偿性保险合同与给付性保险合同 按照合同的性质分类，保险合同可以分为补偿性保险合同与给付性保险合同。 1．补偿性保险合同。 各类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合同的疾病津贴和医疗费用合同都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 2．给付性保险合同。 给付性保险合同是指保险金额由双方事先约定，在保险事件发生或约定的期限届满时，保险人按合同规定标准金额给付的合同。各类寿险合同属于给付性保险合同。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案例1：王某诉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代签名的法律后果 【要点提示】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亲自签章。保险业务员代为签字，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 《解释（二）》涉及条款：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简要案情】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张某与投保人王某是同学关系。在张某向王某推销保险产品时，王某在外地出差，于是王某让张某到自己家中找自己的妻子收取保险费。张某遂到王某家中找到王某的妻子取得了保险费，并代替王某在投保书上签字。投保书所记载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王某，投保的险种为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限为终生，交纳保险费期限为20年，每年应交纳保险费金额为2000元。王某出差回到北京以后，张某将保险合同及保险费发票交给了王某。此后，王某每年正常交纳保险费，累计交费12000元。直到2006年，王某、张某关系恶化，王某遂起诉保险公司，以投保书不是自己亲笔签字为由要求退还全部保险费。 【法院判决】法院认为：王某在张某代其签署投保书后，取得了张某转交的保险合同文本及保险费发票，应视为其对张某所实施的代签约行为已经明知。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王某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纳各年度保险费的行为，即属于以积极参与合同履行的方式表达了其对于张某代其签约行为的追认。据此，法院认定王某追认了张某代其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2：田某、冉某诉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
诈骗类案件中刑民交叉问题的调研报告 江伟林辛建孙燕 2012-09-13 09:44:24 来源：《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诈骗类犯罪[1]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犯罪，其与盗窃罪、抢劫罪一起，构成了最为普遍的侵犯财产型案件。尽管数量上诈骗犯罪要少于盗窃、抢劫犯罪，但是相对于盗窃罪、抢劫罪这两种手段简单的传统犯罪而言，诈骗犯罪具有手段隐蔽、犯罪对象多样化、犯罪数额大的特点。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以下简称“我庭”）处理的案件中，诈骗犯罪也是出现疑难问题频率最高的犯罪类型。 近年来，我庭在审理诈骗类案件时，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处理涉及刑事、民事法律关系的交叉。这些刑民交叉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对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也存在于案件审理的诉讼程序中，还存在于赃款、赃物追缴、发还等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我们虽然进行过个案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尚未系统地进行过研究和总结，因此，本调研希望能够对诈骗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此类问题进行分析，并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诈骗类案件的审理质量。 一、诈骗类案件的审理现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诈骗类案件的审理现状 2005年至2007年我庭审理的所有刑事案件数分别为916、1017、1030件，其中诈骗类案件数量分别为138、148、174件，分别占当年案件总数的比例为
15％、14．6％、16．9％。月年来，诈骗类案件数量增长了26％，而我庭所有刑事案件数量增长为14％，诈骗类案件数量的增幅远远高于所有刑事案件的增长幅度，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可以预测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内仍将持续。 另外，诈骗类案件的案值非常巨大，牵涉的受害人等社会因素众多，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从我庭近3年的数据看，诈骗类案件案值的平均数都超过了5 亿元。部分案件如集资诈骗、车贷诈骗等受害人、利益相关人动辄上千人，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大量的涉诉信访。如此重要的社会影响因素也是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些诈骗类案件的客观原因。 （二）诈骗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刑民交叉问题 近年来，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大量的诈骗类案件的审理工作，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诈骗类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现象。这些交叉和牵连使得刑事法官们在选择程序、认定犯罪甚至处理赃款、物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对这种现实问题我们缺乏统一的认识和处理方法，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区分诈骗类犯罪行为和民事欺诈等非罪行为；二是在刑事、民事就同一事实进行处理时，如何在程序上避免刑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是在案件的具体问题处理上，例如赃款、物的处理时面临的“善意取得”问题等，如何与民事法律规定协调一致，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民事权利。第一个方面实属实体性的刑法适用问题，由于学界对此有较多的讨论，也限于篇幅，对此问题本文暂不涉及，而着重讨论后两个程序性问题。
现实生活的情境下无不交织着刑事民事法规，司法实务中，刑民案件的相互交叉更是不可忽视。笔者曾就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集资犯罪类刑民交叉案件做过探讨，发现基于法律关系的竞合、法律适用的争议以及裁判分歧等因素，导致多重复杂的刑民交叉案件性质模糊，争议及矛盾难以一时消弥。 近年来，不动产交易热浪不退，“限购令”的颁布更是衍生出“借名买房”潮。房价飙升加之交易盛行，民事纠纷交叉违法犯罪随之出现。如何理顺违法犯罪与民事法律关系、如何界定罪与非罪？本文假以不动产交易为观察切入点，探讨合同纠纷与财产性犯罪的竞合问题。 一、观点与分类 国内学者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类型划分的观点大致如下：（1）通过区分同一法律事实或非同一法律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进行区分；（2）以涉案事实涉及的不同法律关系，分为竞合型、牵连型、疑难型；（3）以结合行为、法律判断及案件结果的不同，分为过渡型、竞合型、牵连型。 学者的观点反映评价刑民交叉案件亦离不开最根本的法律关系，刑民法律关系的交叉发生于刑民法律事实出现竞合或牵连之后。回归不动产交易类刑民交叉案件，法律竞合或牵连后的法律关系成为着手点。 通过检索该类刑民交叉案件不难发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欺诈、善意第三人、合同诈骗罪、盗窃罪、侵占罪……反复出现在案件事实或是法律认定中。而这些从单一事实或多重事实中经梳理提炼的关键词，恰可将不动产交易刑民交叉典型案例分为以下三种模型：欺诈型、侵占型、偷盗型。
二、比较与辨析 不同人基于不同出发点，对同一法律事实的主观评判难免存在差异。笔者通过假设的方式，将三种模型限定于基础类现象，第三人与行为人之间事先恶意串通、共谋等散发性案例则另当别论。 1 . 欺诈型 以常见的“一房二卖”为例，权利人出于利益的驱使，利用信息不对称先后或者同时将同一特定的不动产出卖给两个不同的买受人。该类权利人为不动产真正产权人。 根据《物权法》第14、15条规定，不动产买卖合同于合同成立时生效，物权变动则以登记为对抗原则。在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之前，买受人1、2均非不动产所有权人，在法律上均系平等债权人，仅对出卖人享有债权请求权。此时，认定出卖人“一房二卖”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关键在于出卖人的主观故意。对于出卖人订立合同后的履约情况、二次出售时的信息披露以及二次出售后履约能力等均系应综合考量评定其主观故意的重要因素。从民事责任来看，如出卖人主观目的仅为获取更高利益，不存在非法占为买受人购房款，则纠纷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从刑事责任来看，如出卖人系以非法占有买受人购房款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
第三章 第一节保险合同的特征与种类 一、保险合同的定义 合同（也称“契约”）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以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一致设立、变更和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收取保险费是保险人的基本权利，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保险人的基本义务；与此对应，交付保险费是投保人的基本义务，请求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被保险人的基本权利。 二、保险合同的特征 （一）保险合同是有偿合同 保险合同的有偿性主要体现在投保人要取得保险的风险保障，必须支付相应的代价，即保险费；保险人要收取保险费，必须承诺承担保险保障责任。 （二）保险合同是保障合同 保险合同的保障主要表现在：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一经达成协议，保险合同从约定生效时起到终止的整个期间，投保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保险人的保障。 1
（三）保险合同是有条件的双务合同 保险合同的双务性与一般双务合同并不完全相同，即保险人的赔付义务只有在约定的事故发生时才履行，因而是附有条件的双务合同。 （四）保险合同是附和合同 附和合同是指合同内容一般不是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协商拟定，而是由一方当事人事先拟定，印就好格式条款供另一方当事人选择，另一方当事人只能作取与舍的决定，无权拟定合同的条文。 （五）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 射辛合同是合同的效果在订约时不能确定的合同，即合同当事人一方并不必然履行给付义务，而只有当合同中约定的条件具备或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时才履行。 （六）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 任何合同的订立，都应以合同当事人的诚信为基础。 三、保险合同的种类 （一）补偿性保险合同与给付性保险合同 按照合同的性质分类，保险合同可以分为补偿性保险合同与给付性保险合同。 1、补偿性保险合同：保险人的责任以补偿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为限，并不得超过保险金额的合同。 2
刑民交叉案件程序与实体处理规则 刑民交叉案件无论对于刑事司法还是民事司法来说，都是相当疑难的一类案件。这种疑难性表现为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相互交织，因而容易发生错误判断，即将民事性质的案件错误认定为刑事犯罪，或者相反，将刑事犯罪错误认定为民事行为（包括合法的民事行为和民事不法行为），其结果是导致罪与非罪界限的混淆。因此，正确区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具有重要意义。以下，笔者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进行分析： 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刑民交叉案件涉及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说，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主要是指案件的管辖问题。 1.先刑后民原则的反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发出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应按照197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这
个规定确立了所谓先刑后民原则，对于解决刑民交叉案件的管辖问题具有指导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对此的反向适用，这就是对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或者其他侦查机关以涉嫌犯罪为由，要求人民法院移送，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说，这种做法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如果滥用先刑后民原则，就会为侦查机关，主要是指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提供便利。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先刑后民原则被滥用的乱象确实存在。这些司法乱象的发生，除了司法机关的地方保护主义观念以外，还与当事人对司法权的恶意利用有着重大关系。对于那些本来应当通过民事程序解决的经济纠纷，当事人放弃民事诉权，而要求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以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是法治社会不可接受的。因此，对于先刑后民原则应当严格限制适用，不可滥用。 2.刑民并列原则的补充。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将先刑后民原则绝对化。笔者认为，只有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竞合的案件中，才能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如果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牵连关系的，则不能适用先刑后民原则，而是刑民并立，各自进行审理。对此，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这一司法解释明确了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须区分同一法律关系和不同法律关系这两
从一起商业秘密案件看“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涉及刑民交叉的商业秘密案件，该案是从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的典型案件之一，其中归纳出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对于同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具有指导意义。 一、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现状 “刑民交叉案件”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１］。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问题最早出现并主要集中在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交叉的案件中，例如１９８５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以及１９８７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虽然这两个《通知》中均未出现“先刑后民”的表述，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中发现经济犯罪应当（全案）移送”的规定，最早确立了此类案件“先刑后民”的做法。 上述两个《通知》虽然于２０１３年废止，但１９９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经济纠纷涉及经济犯罪规定》）对此问题作了更加统领和细致的规定，该《经济纠纷涉及经济犯罪规定》之后也被称为“民
刑交叉规定”［２］，此后“先刑后民”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适用范围也藉由定义模糊的“经济犯罪”概念下而逐渐扩大，似乎成为了所有刑事民事交叉案件的适用规则，甚至也有人将其“原则化”为“先刑后民原则”，加上有的司法机关不顾实际情况机械适用，已经使得此类问题引发关注甚至争议。 近年来出现的大量民商事诉讼中，其中虽涉及刑事法律关系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犯罪。譬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差别仅在于后果（数额和情节）是否严重，至于权利基础、侵害行为以及因果关系都是一致的。尤其是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由于商业秘密本身缺乏清晰的权利外观，权利归属不确定，实践中比较混乱，办案机关处理不当将出现刑民判决冲突甚至矛盾的局面，也曾出现过刑事判决认定有罪，但之后的民事诉讼中认定涉案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的情况。［３］因此，商业秘密案件中公安机关机械采取“先刑后民”做法也被诟病。 本案是一起涉及刑民交叉的商业秘密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从２０１９年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的典型案件之一，其中归纳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同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具有指导意义。［４］ 二、案情简介及裁判观点 原告浙江宁波某股份公司系上市公司，被告宁波某纺织机械有限公司部分员工曾系原告离职员工，２０１６年３月双方曾签署《采购
近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逐步壮大发展，保险市场的逐渐繁荣发达，保险产品消费者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呈逐步上升趋势，我院认真梳理了近四年来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分析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是数量逐年上升。从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院受理保险纠纷案件65件，其中，2005年8件，2006年17件，2007年25件，2008年上半年15件。二是类型多样。保险纠纷案件类型多样，有五类。财产保险纠纷有28件，比例达％，财产保险纠纷中，机动车辆保险较多，有20件，占财产保险纠纷总数地％；涉及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新型保证保险案件有11件，占％；代位权纠纷案件8件，占％，人身保险案件7件，占％；其他类型案件11件，占％。三是调解率、撤诉率低。近四年来，我院保险纠纷调解案件数量较少，仅有7件，占保险纠纷案件总数的％，2005年至2008上半年，分别是0件、1件、4件、2件。2005年到2008年撤诉案件数量分别为4件、4件、4件、1件，撤诉率分别为50％、％、16％、6%。四是保险公司拖延赔付多，被起诉多，败诉率高。保险公司拖延赔付情况大量存在，大量案件拖延赔付时间都超出一个月；保险公司被起诉多，近四年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被起诉案件数为51件，占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总数的％；保险公司败诉率较高，近四年来均占到了以判决结案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2005年判决4件，保险公司败诉3件，败诉率75%；2006年判决6件，败诉4件，败诉率%，2007年判决13件，败诉10件，败诉率%；2008年上半年判决5件，败诉5件，败诉率100%。 二、成因分析 （一）保险代理人怠于履行告知义务和审查义务，导致保险纠纷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也导致保险公司败诉率高。我国保险行业经营实行保险代理人制度，代理人的佣金直接与其销售的保单数量挂钩，保险代理人受佣金利益的驱动，在销售保单时，一方面片面夸大保单的保障性和分红性，对保单的免责条款轻描淡写，甚至根本不提及保单免责条款的内容；另一方面怠于履行对保险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不审慎衡量保险标的风险，不深入审查投保人信用。这些问题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都会直接引发保险纠纷，导致保险纠纷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保险公司也因保险代理人告知不清和审查不严，而屡遭败诉。 （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保险公司利用法律模糊之处而拖延赔付多。现行保险法没有系统、明确规定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行业的监管职责，在当前保险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调查手段和明确的处罚手段。现行保险法对赔付期限没有具体规定，保险公司拖延赔付情况严重。《保险法》第24条规定，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或收益人达成赔付协议之日起十日内予以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会积极利用其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压低赔付数额，甚至作出拒赔的规定，此时，“达成赔付协议之日起十日内予以赔付”的规定自然无从实施。另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biz.doczj.com/doc/ca11913635.html,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意见(试行)的通知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两级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已于2017年3月2日经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审判实践中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何意见或建议，请及时报告省法院。 二○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结合我省
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践，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问题 1、保险人虽未出具保险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但已接受投保单并收取了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的，一般应认定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投保单上或通过其他方式对合同成立、生效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未及时处理投保业务导致保险合同未成立的，对由此给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根据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保险合同生效后，投保人未按约定交纳保险费，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拖欠保险费为由免除其应承担的保险责任，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保险合同约定按已交纳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的，依照其约定。 3、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与保险合同生效时间不一致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早于合同生效时间的，以合同生效时间为准，保险责任结束时间相应顺延。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晚于合同生效时间的，以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为准。 二、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