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分析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6-04 00: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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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分析

一、概念史

所谓意识形态，简言之，一整套思想或者信仰。

词源：法语，ideologie，字面意是“观念学”。

法国学者特拉西首先使用，含义是：作为一种学术的经验性和知识性的内涵。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倒现着的”意识与现实的关系。

其一，给予了贬义、批判性的解释；其二，把概念的外延从学术扩展到社会精神生活的普遍内容方面。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基本上都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解释有关，即理解为一定社会统治阶级为保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制造并合理化了的价值观念体系。

注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现实的具体分析中，该概念进一步扩大：它已不限于指称道德、宗教、哲学等自觉的观念体系，而是被理解为渗透在文化结构更深层的、与一定阶级利益相关的价值态度、情感倾向。可以说，它成了通过观念体系、生活方式乃至普遍的情感和趣味倾向显现出来的一种凝聚在特定文化中的深层精神素质。或者说，这个概念表达了对文化特征的认知和概括。简言之，就是关注文化中的精神性。

所以，意识形态研究不仅是社会政治结构和观念的研究，同样也是对文化中所体现或隐含的某种普遍的文化精神的研究。

这种广义的意识形态角度，把文化精神理解为建立在一定社会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统一的精神素质。

广义上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原始意义上的“观念学”那样抽象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把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固化、渗透到社会的一般精神生活中，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变成了一般人观察、认知和评价世界的视角，也就是人们无意识中所把握到的世界图景。

对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就是通过这种这种文化形态的全部活动去探究其所构造的世界图景的体验、解析和研究。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特别是流行文化）的核心概念：

G·特纳：这个词是“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术语”。

J·卡瑞：“文化研究或许更应当、也更确切地被叫做意识形态研究”。

P·布迪厄：文化具有“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将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文化差别经常被用来支持阶级差别。如，口味(taste)就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其功能是“阶级”的标记,意指社会经济地位和特定的生活质量或“格调”层次。

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人也都是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来定义流行文化的。

文本分析的目的是发现隐含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体系。同样，不管分析者是否旗帜鲜明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系，起分析方法也都受到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意识形态就不可能从事任何研究。

二、传播中的意识形态研究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美国的媒介传播了一种维持现状的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性问题提供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案，美国的文化产业压制了任何可能出现的根本性的变化。

阿多诺的占星术专栏分析：传达了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乔姆斯基的第三世界媒体新闻分析：报道里隐含着一种亲美的意识形态。

多弗曼的唐老鸦动画分析：传达了个人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4年成立）：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传播媒体是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

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反社会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

霍尔(Stuart Hall)：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

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

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 Hogard）、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姆逊（E. P. Thompson）。

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

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

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霍尔：“编码”“解码”

意义创造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青年文化、女性研究等方面。

三、意识形态研究方法

并没有一种名为“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任何方法都可以用来分析意识形态。

如，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是两种特定的研究方法，但只有选用适合研究任务的相关研究方法才能最深入地体现这两种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我看来，要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可以采取几乎任何一种方法。……内容分析、叙事分析、符号学或者下一章中谈到的方法。”（斯托克斯）

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析都应该力求揭示文本产生某些主体立场的方式。

四、意识形态运作与媒介产品

商品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

决定着大量生产及大量消费的经济体制，在其商品当中，在意识形态层面，再生产着自身。该体制生产着商品，而每一件商品都对该体制的意识形态进行再生产：商品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经济学在它自己的领域内运作，而意识形态则在文化领域内运作，以便将资本主义的体制自然化，就仿佛资本主义的体制是唯一的可能。

所有的媒介产品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有的产品呈现的意识形态是明显的，如宗教宣传小册子和政治宣传；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是隐而不露的。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新闻调查。这个调查一方面揭露了不偏不倚背后的政治偏见，另一个意义就是叫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媒介产品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意识形态有关。

发现一条信息里隐含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体系，是大多数类型的文本分析的根本目的所在：通常，文本分析的目的，为了找出初次阅读可能看不出来的隐含意义与价值。故此，正如所有的生产方式，大多数分析方法都与意识形态有关。

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借助何种力量推销其信仰体系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制性力量。

它通过控制学校、大众传媒等宣传机构和实行“洗脑式”教育，将信仰关注到每个人的思想中去。（暴力政治的附属物）

弱点：无法解释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自由地同意”，甚至会主动配合意识形态的牵引。

新一代意识形态论者致力于解释这一“自由地同意”。

致力于在意识形态中发现某种“魅力”。

路易斯·阿尔库塞（法），《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1970。对他来说，意识形态不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一套信念，也不是记录在经典典籍中的教义，也不只是政府大喇叭里每天呼喊的东西，它还是操控我们每天实践活动的中枢。事实上，意识形态设计了我们的饮、食、冠、婚、丧、祭等例行活动的“仪式”（即所谓的“礼仪”），安排了我们每人在这些仪式中的角色和行为，使我们在一举手一投足中充分体现出“君臣父子兄弟男女”之义。（“实践说”）

意识形态建构了一个特别的“我”。（1）有着我的全部思想、全部欲求、全部身体，“我”无法与他人分享。（2）这也是一个虚构的“我”。这个“我”将某种强加的角色和行为视为“我”与生俱来的角色和行为（“主体化”过程）

阿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成了一个超稳定、包罗万象的引力场，将所有的东西都吸纳进去。但，它不能解释社会的变动和民众的抗争。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争霸观（霸权）：意识形态的引力场并不稳定，有来自内部的抗争（主体的抗争），也有来自外部的抗争（来自其他主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主流意识形态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争夺大众，在数种引力的交叉作用下，个体行为的轨道会有偏差和调整，社会只是引力与斥力、引力场与引力场之间达成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平衡”。（“抗争说”，给予了个体更多的自主权，不仅可以“自由地同意”，还可以“自由地抗拒”某一意识形态的牵引）

当前，流行的意识形态定义有三: 一是，某种特定阶级或族群的信仰体系（或虚假的信仰体系）；

一是，“意义产制的一般过程”；

一是，（阿尔库塞）“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

香港学者肖晓穗：“意识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

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总是与权力关系有关，任何意识形态最终目的是推崇或维护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再现：再现权力关系有两种方式：暴力方式和非暴力方式。这里所说的“再现”是指后者。多出现在例行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大至国事庆典，小至学生的举手发言，都是权力关系的“义演”；它反复出现，给了我们一种假象：以为这种关系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的。）

对于传播学者来说，尤其重要的不是这一层次上的“再现”，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再现”。当大众传媒将我们例行的、礼俗的社会文化实践用文字报道出来，或搬上银屏，便出现了第二层次的“再现”，即再现的再现。

系统：意识形态不是“再现”本身，而是再现的系统。使用“系统”一词，是为了强调“再现”是一个有机的、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它是一个“活”的再现系统，它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某种形式的权力关系（生生不已的奥秘）。

意识形态还是一个“合理”的系统，即是说，它不靠暴力、不靠高压，而靠自身运作的“合理性”。（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才能吸引人们自愿地参与再现它特定的权力关系）

意识形态自我合理化的机制：常识化机制、主体化机制、神话化机制。（它通过建构生活的“常识”、建构主体的欲求、建构美丽动人的神话，将人们和平地吸引到特定的轨道中去，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参与意识形态的运作）

常识化机制：指某社会阶层（一般是统治阶级）将其特有的再现系统通俗化为大众生活“常识”的过程。

葛兰西：在民主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取得霸权地位，必须经历一个漫长和复杂的通俗化过程，使上层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逐渐渗入到从属阶级中去，成为被民众广泛接受的“常识”。

大众传播是建构和再现资本主义通俗或流行文化的中坚。（新闻特写中名人的日常生活化；影视作品中通俗版的“才子佳人”故事等）

主体化机制：按照某个再现系统的要求建构主体的过程。（民众自愿地参与某种权力关系的再现，不仅因为它是“常识”，更因为他们认同于这一权力关系关系中的某种角色）

主体建构工作是在一片亲切的“召唤”中进行的。

首先，主体意识或“我”的意识是被人召唤出来的或喊叫出来的。

其次，特定的再现系统向我们发出它深沉的“召唤”，但它并非是要将我们还原成张三或李四，而是将我们再造成一个特定的“我”，一个可以被某个权力关系再现系统接纳的“我”。

大众传媒无疑是意识形态召唤的重要渠道。（传媒的召唤无论多么亲切、自然、感人，最终是要把我们请入到某种权力关系中，要将我们召唤成某种类型的主体）

每一个主体同时扮演着被召唤者和召唤者的角色，于是，意识形态召唤有了一种骨牌效应。

所以，所谓主体，其实只是承载着欲求和意愿的载体。所谓“我”，其实是欲求和意愿的独特组合。所谓“主体化”，其实只是建构一个独特的欲求和意愿组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