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度报道的新闻话语分析 徐国源 2007年05月10日08:59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语言学以句子为研究单位，超越句子的单位称之为“话语”。话语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是整部作品。换言之，话语是一个语句系列或语句系统。

作为一种信息的传达机制，话语承担了两种类型的沟通功能：一种是描述外在的事物和种种景象，法国理论家热奈特称之为“显示”；另一种是表达说话者的主观态度，热奈特称之为“讲述”。就新闻的叙事话语来看，尽管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和对立，但是，具体的话语活动通常有所侧重。总的来说，叙事话语可以划分为“以叙述事实为主”和“以表现情态意念为主”两种向度。

按照荷兰学者梵·迪克的分析，以深度报道为代表的具有复杂结构的新闻话语，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强调新闻事件真实性的描述性话语； （2）建立新闻事实之间联系的建构性话语； （3）提供情感、态度、观点等信息的暗示性话语。[1] 从新闻话语分析中不难发现，第一类的描述性话语以叙述事实为主，它的功能是“显示性”的；而第二类的建构性话语和第三类的暗示性话语则有明显的主观性，是一种以表现情感意念为主的话语形态，其特征是“讲述性”的。新闻话语的微观结构分析，为我们从事深度报道写作打开了全新的视界。

一、多样化的话语功能 我们知道，深度报道之“深度”，既来源于事实本身，也离不开记者对事实的开掘。前者要求以客观、公正的原则，陈述事件，列举数字和细节，其话语形式通常是“描述”；后者则强调记者主体倾向的渗透，在立场与视角的统摄下，以情感意念涵化事实，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价值判断，因此其话语形式是“讲述”。一般来说，真正优秀的深度报道其话语形态往往是多元而丰富的，参差、变换的话语风格能够反映记者的笔力与才情。

我们不妨逐段分析深度报道《中国土地忧思录》文本之第五部分《也为城市居民说句话》，其话语形式就显得迅疾多变而富有韵致： （1）观点――大多数市民从中国的“圈地热”中受益有限。 （2）引述――《参考消息》刊载《制造一颗经济定时炸弹》：在北京，平均每3000个市民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全中国有超过3万家的房地产公司。

（3）引述，延伸认识――常驻北京的政治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文章：建筑狂潮仍在继续。台商透露，为了得到批准和许可证，他们平均每月需要支出几十万人民币的娱乐费。

（4）阐释――这些黑暗的成本堆积成高耸入云的房价，需要一般人家两辈子积蓄才能购置。

（5）转述和引述：国土资源部提供的统计表明，80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6）阐释――中国房地产泡沫直接威胁中国脆弱的银行系统。 （7）举例、阐释――以北京为例，多数企业由于缺乏开发实力，往往靠炒地皮、卖项目维持生计。

（8）转述――据媒体透露，只有近亿元资金却敢操作十几亿、几十亿项目的企业大有人在。

（9）引述――央行公布《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违规贷款严重，违归金额总数高达366亿元，实际数字比这还要大。

（10）观点――有些城市的拆迁改造史，简直变成了居民的辛酸史、血泪史，破坏了经济发展、市场秩序、社会公平与稳定。“拆迁”已成为与“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同样突出、同样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重点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

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记者在叙述中基本上采用了引述与阐释、陈述与议论、主观与客观等不同话语交替转换的笔法，也就是描述性话语与讲述性话语轮换展开的叙事方式。我们认为，恰恰是这种“转换”或“轮换”，使不同的话语功能得以生发，并构成了行文生动、奇崛多变的审美效果。

另外，稍需作点说明的是本文中“引语”的使用。深度报道中的引语是记者叙述话语中的话语，有人称之为叙述语言的“次语言”。西方新闻界历来十分重视引语的恰当使用，认为“无引语不成报道”，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专业规则。为了说明不同的引述形式会产生不同效果，或者说“形式”会赋予“内容”以新的意义，我们仍然以深度报道《中国土地忧思录》加以说明： （1）直接引语。直接引语通常忠实再现消息来源的讲话，记者叙述的干预程度最轻，保留了消息来源独特社会站位和话语习惯。如：

2006年7月初，一位北京的部委领导到南方考察，经过一个地级市时，当地市长向部长夸耀说：本市新技术经济开发区没有花财政一分钱，却建成了全市最漂亮、最高档、最绿色、最适合人居住的社区。

这位曾在地方工作的部长不客气地说：“这件事你蒙不得我，我了解这勾当。从农民手里贱征贵卖，你没花一分钱，也许还赚钱呢。这哪里是征地，分明是吸血嘛！”

这个直接引语形成了独立的话语形象，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在引号的作用下，使人物的话语即时地呈现出电视新闻的“同期声”的音响效果，强化了记者相关叙述的合法性。

（2）“带特色”的部分直接引语。“带特色的”部分直接引语是深度报道中的特色品种，它产生一中特殊的聚焦作用，即所引用的“特色词语”往往会比全部引述看上去更有力，并形成注意力的焦点。如：

《参考消息》转发的上述报道或许不尽准确，而国土资源部提供的统计则表明，80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早晨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这里的部分“引述”是一个特色话语，形成“焦点”效应：不仅使读者直接地感知问题的危害和严重性，而且那种不完整的状态突然置身于记者的叙述话语中，使读者感受心理产生了骤然变化，从而形成新异刺激。

（3）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相比，间接引语为叙述者提供了总结人物话语的机会，故具有一定的节俭性，可加快叙述速度。

据媒体透露，北京不少房地产开发商自身资金投入量，甭说是30%，甚至不足10%。像手中只有数千万资金就敢玩几亿资金的楼盘，只有近亿资金却敢操作十几亿、几十亿项目的企业大有人在。

这个引语明显是不完全引述，记者已作了削减和加工，用在新闻报道中，间接引语的这种节俭优势往往可以有效地减短句子字数，加强文章的易读性。

二、劝服性修辞：组构话语策略 何谓“劝服”？传播学著作广为引用的是两位心理学家D·卡特拉特和C·霍夫兰有关“劝服论”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才能成功地劝导说服别人的论点。普利策奖得主、《芝加哥论坛报》总编兼发行人杰克·富勒曾说：“如果他是一名记者并认为劝服的艺术与他不相干，因为他与事实打交道的话，那么他就错了。他所从事的是改变人的心灵的工作，使人从无知的状态转入知的状态。这意味着他必须掌握向人们传递讯息的艺术，而这就是修辞学。”[2]

新闻的劝服，需要借助必要的修辞。从方法论来说，我们认为新闻修辞不仅限于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相反，它还包括为增加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合理性、正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手段。这意味着，劝服性修辞涉及话语分析的所有层次。

深度报道是主观渗透性报道，记者的立场、观点、阐释、情感、倾向等都融入其中，处理不好就会给人以主观、片面的印象――新新闻写作就曾经步入过这个误区。因此，深度报道如何借助必要的修辞策略，以达到言语表达效果，使语义表述不仅使受众理解，而且还能够使之作为真相或至少是可能的真相而被接受，就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

深度报道的实践也映证了这个判断。例如，我国电视新闻中有一个现象就让人深思：同样是深度报道，那些正面报道、典型人物、先进典型的报道收视率要比监督类、曝光类节目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人认为这样的选题天然优势不足。可是能不能再问下去：为什么这样的选题天然优势不足？是观众不喜欢看美好的人与事物？还是我们对这些人物与故事的讲述没有让人信服？回答是：也许编导记者们的故事选择都是从真实出发的，但那些真实材料的组织和讲述方式却走向真实的对立面，让观众感觉到不可信。

因此，一些很好的典型为什么在报道后形成不了“典型效应”和“典型力量”？这固然与我们长期以来奉行“报喜不报忧”、将报道与宣传混为一谈，从而在公众中形成“正面报道不可信”的心理逆反有关，但从叙事角度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记者缺乏“劝服”意识和有效手段。“典型”能不能产生效应和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的叙述方式，传统的方式经常把典型类型化。典型应该是有个性的，是具体而生动的，而一旦将其类型化，就会使报道陷于概念，流于套路和口号。这是一些典型报道不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原因。”[3]

新闻的劝服性修辞告诉人们：为了让受众注意、理解、再现、记住、最后接受，以至与他原先的认知体系融为一体，新闻话语本身就需要作进一步的组织。这种话语组构也有一定的策略性手段，譬如，解释性报道中，为增强新闻的劝服力（通常由“真实性”、“合理性”、“正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等要素体现），记者经常运用的修辞策略包括：大量使用数据、选择消息来源和实证材料（抵触性内容被贬低或完全忽略）、描述事件时采用与意识形态一致的视角、有选择地利用可靠的、官方的、广为人知的，特别是有较高可信度的个人、媒体和机构的观点、介绍相近而具体的细节、引述目击者或直接参与者的话以及描述情感反应或进行情感吁求。（参见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而在调查性报道方面，央视《新闻调查》的经验是：主题具体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用个性化的人物讲故事，从故事中反映事件，由事件揭示内涵”。[4]

三、建构视角：呈现文本的“召唤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