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８卷第１期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　１年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　ｓｏ（、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ｌ】　

梭罗对中国《四书》及　

儒家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ｊ　：士　—寸一　口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１９世纪早期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作家亨利・大卫・梭罗（Ｈｅｎｒｙ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ｏｒｅａｕ）的名作《瓦尔登　湖》体现了其对中国儒家作品思想的接受。梭罗在日记和作品中不仅表达了对儒家作品思想的亲近，更摘录　其中的语段用以佐证自己的思考。我们从考察梭罗对中国《四书》的认识入手，分析他喜爱和接受中国儒家　作品的动机和途径，探讨他对《四书》的择取和运用，明朗梭罗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寻求精神契合的历程。　关键词：梭罗；《四书》；中国儒家思想；认识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６９５（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４８—０５　

随着ｌ８世纪末中美开始商贸往来和１９世纪欧洲传教士们在北美广泛活动，ｌ８世纪欧洲的“中国　

热”辐射至美国，吸引了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关注，他们对　

英、法、德语版本的东方作品最新译作都很熟悉。超验主义者俱乐部首领爱默生曾鼓励美国文人关注东　

方文化的精髓，中国典籍一时成为俱乐部内部研习和讨论的“座上宾”。美国超验主义派传记作家小罗　

伯特・Ｄ・理查森在《爱默生：充满激情的思想家》和《梭罗：充满激情的生命》两部著作中，考证爱默生　

和梭罗都先后阅读过中国儒家作品《四书》。　】　

一、梭罗对中国《四书》及儒家思想的接触和认识　

梭罗早在１　８３８年的日记里就提到过孔子，此时他年仅２１岁，刚离开大学不久。尽管新英格兰超验　

主义研究者阿瑟・克里斯蒂谈到，没有任何记录证明梭罗在哈佛念书时读到过中国书籍，但梭罗在大学　

时就应濡染到中国儒家气息了。１９３０年，爱默生研究专家卡朋特在《爱默生和亚洲》一书中论证了爱默　

生接受中国儒家思想，引用《四书》的事实。他指出：“早在爱默生１８３６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论著《论自　

然》的时候，他已经阅读了马希曼翻译的《孔子的作品》。”　身为爱默生校友的梭罗，大四时读到了这篇　

超验主义宣言《论自然》并深受感动。正是这篇迎合了年轻梭罗精神需求的文章，为他日后进一步了解　

和学习中国儒家作品埋下了伏笔。　

大学毕业后，梭罗在爱默生家中担任管家，和超验主义俱乐部成员近距离接触，并广泛阅读了爱默　

生收藏的东方作品。尽管梭罗无法直接阅读原著，但他在哈佛大学接受的良好语言训练，却帮助他在有　

限的条件下，尽可能真切地接近儒家思想并逐渐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亲切感。十七、十八世纪在中国活　

动的英法传教士们回国后多使用拉丁文或者法文翻译著书，在此之上形成的英译中国作品大多都是二　

次翻译，与原始文本又隔了一层，但梭罗时期的哈佛教育，拉丁语是基础课程，他大学时又最擅长法、德　

语，这都有利于他参照阅读英译本和法国耶稣会士最早用法文或拉丁文翻译的中国书籍。　

梭罗是借助爱默生及他的藏书接触并学习儒家思想，我们可以从爱默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管窥梭　

罗对儒家作品的接受之路。爱默生最初是阅读欧洲人的一些中国旅行见闻了解中国文化的。　根据　

阿瑟・克里斯蒂的研究，梭罗对中国的了解，也是通过阅读一本中国小说和几本与中国有关的游记开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作者简介：李洁，女，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４８　的，而后他阅读了《四书》，才真正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１９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对《论语》的翻译为爱默生所知，再经由他介绍给了梭罗。　所以梭罗和爱默　

生读到的儒家典籍译著基本一致。由《瓦尔登湖》中的摘录和引用显示，梭罗至少看过三种《四书》译　

本：（一）英国人约书亚・马希曼（Ｊｏｓｈｕａ　Ｍａｒｓｈｍａｎ）翻译的《孔子的作品》（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即　

《论语》；（二）英国人大卫・科利（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ｅ）翻译的《中国古典作品：通称四书》（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三）法国人博迪耶（Ｍ．Ｇ．Ｐａｕｔｈｉｅｒ）翻译的《孔子和孟　

子——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四部书》（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ｅｔ　Ｍｅｎｃｉｕｓ，Ｌｅｓ　Ｑｕａｔｒｅ　Ｌｉｖｒｅｓ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　Ｍ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虔诚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希曼，在印度传道和跟随加尔各答英印学院（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的中文教授拉撒（Ｊｏａｎｎｅｓ　Ｌａｓｓａｒ）学习中文时，在拉撒的帮助下译出了《论语》，即　

《孔子的作品》。该书第一卷于１８０９年在印度出版，长达７２５页，由原文、译文、文字诠释三部分构成，　

自《论语》第一章“学而”译至第九章“子罕”。这是继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之后，首次比较详实地将　

孑Ｌ子学说介绍给西方的译作。＿５　该书虽然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但译文中的偏差也不少。爱默生很喜　

欢这本书，在日记和笔记中摘录过几十段，可以想见该书在超验主义俱乐部内的受推崇度。之后，爱默　

生和梭罗转而喜欢上科利的译本，爱默生将该书称为“我的中国书”　，梭罗也再三称赞科利的译本是　

“一本了解中国文学贡献匪浅的著作”，并在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内刊《日晷》的“异教经典”（Ｅｔｈｎｉｃａｌ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栏目和《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书中一再引用科利的译文。科利的译本基本按原著　

章节顺序翻译，尽管再译自法译本，但形式内容都更接近原著。科利在译文中添加了许多注脚和评论，　

明确了中国古典文学精神中“独善其身”的成分。虽然梭罗对科利译本表示认同和推崇，但他在《瓦尔　

登湖》里选用的十则《四书》译文却明显又来自法译本。根据里曼・卡迪的研究，十则（卡迪误以为只有　

九则）《四书》译文，有八则都出自法国汉学家博迪耶的《孑Ｌ子和孟子——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四部　

书》。　博迪耶翻译时并未加评注，只在书的绪论诠释了孑Ｌ孟的政治理念。随着新译本、新资料的不断　

阅读，梭罗凭借好学和悟性，从最初跟从爱默生的理解和译者对原著的评点及注释摘录语句，逐渐上升　

到有了自己的心得，并独立地选择自认为表情达意更准确的翻译，将儒家观点中与个人思考相契合之处　

在创作中默契地结合起来。　

帮助梭罗深入了解、探索儒家思想的另一途径，是他担任了超验主义俱乐部喉舌刊物《日晷》中介　绍东方文化的栏目编辑。那时期的超验主义者们都努力从东方文化中“寻求灵感”Ｅ３１２，《日晷》中专辟　

了关于中国孑Ｌ子及儒家思想的专栏——“孔子的格言”（Ｓａｙ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和“中国四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１８４３年，《１３晷》分两期专门介绍了《四书》，在４月刊上，梭罗摘录了约书亚・马希曼编　

译的《孔子的作品》，共计２１条语录；在ｌ０月刊上，又在“异教经典”栏目中继续摘录了科利翻译的《中　

国古典作品：通称四书》中的孔孟语录，但内容只涉及《论语》、《孟子》、《中庸》，没有《大学》，且半数内　

容都是孟子语录。梭罗从此书中选录了４３则，并将其分成７个部分，除第一节附加了对《四书》的简单　

注释外，其余６个部分均加了标题，分别为“士篇”（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道篇”（Ｔｈｅ　Ｔａｏｕ）、“改革篇”（Ｏｆ　Ｒｅ—　

ｆｏｒｍ）、“战争篇”（Ｗａｒ）、“政治篇”（Ｐｏｌｉｔｉｅｓ）和“美德篇”（Ｖｉｒｔｕｅ）。这项工作令梭罗逐步加深了对儒家　

思想的理解。在为１８４４年１月份《１３晷》编了“佛陀经典”之后，梭罗承认他远比从前更加熟悉“印度、　

中国和波斯的经典”　。这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了解学习儒家思想的兴趣。最能说明这点的，也正是梭　

罗在代表作《瓦尔登湖》中，放弃了编辑《１３晷》时已经较为熟悉的英译本资料，另择博迪耶的新译本。　

博迪耶的译本是直接从中文译成法文的，这意味着梭罗对于自己直接阅读法译本理解儒家思想的１１１１　

有了充分的信心。　

梭罗后期对东方文化的热情虽然转向印度，但他对儒家作品的接受早已深入内心。１８４３年，他首　

次在《日晷》４月刊上编录孔子语录时，第三则就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　

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１８５６年他写给朋友的信中，又再次提到这句话　ｊ２　，可见他　

对这些话的反复温习，到了心领神会、随口即用的程度。　

梭罗既不懂中文，也没有到过中国，也从未结识中国友人。虽然他尽可能多地阅读多种译本相互参　

照，但始终只是借助“译本”这种单一源头，而非儒家作品的原著或其它关于儒家经典的注释著作。从　

４９　学术角度而言，梭罗阅读和信赖的１９世纪初的《四书》译本都是不纯粹的，它们或因译者对汉语的不精　

通而被曲解，或又因译者的宗教态度而语焉不详。因而导致梭罗在摘录《四书》译本内容时，不免掐头　

去尾，望文生义。他的摘录要么在不知其错的情况下将错就错，要么叫人猜不透他的真正想法和用意。　

另外，他阅读法译本并自行将之转换成英文理解时也不免产生认识的偏差。　

二、梭罗对中国《四书》及儒家思想的择取　

因梭罗无法完全正确地引用《四书》原文，中国不少研究者常批评其对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一知半　

解，择取儒家作品时斩首截尾。那么，吸引梭罗的究竟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哪些特点？儒家作品中什么　

又是他看重的，能借以支持自己理想和思想的积极因素？我们试从前人在研究中少有提及讨论的，梭罗　

对儒家作品选取和运用的几个片段来加以侧面分析，观察他欣赏中国儒家作品的目的性和内在思考。　

在《瓦尔登湖》的“春天篇”里，梭罗整段地摘引了《孟子・告子章句》中的一段：“牛山之木尝美矣，　

……是岂人之情也哉。”关于这段引文，《瓦尔登湖》中国首译者徐迟评价说：“梭罗是应用鲍蒂尔（即：博　

迪耶）的译文的，不太准确，但尚能达意。”　９　有研究者认为：“孟子是从‘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上来　

表达一个人的行为不一定代表他的本性这一道理，而梭罗显然只是取其中‘大自然存在着于人有益的　

气息’这一说法。”　这样认识有失偏颇，结合该引文在上下文情境中的情况，可以看出其实是孟子这番　

以“伐木”喻“伐性”的箴言引起了梭罗的共鸣。孟子的本意是说：人心犹如牛山之木，固有的本性是美　

的，人心被放任的同时又不抓住有限的时机进行自我反省和修缮，便如同牛山之木遭到滥伐后又遭牛羊　

啃噬，渐渐和美的本性就远了。梭罗将此段放在“Ｓｐｒｉｎｇ”中，并且在引文前的文字中劝诫人们在春天这　

个辞旧迎新的时机，“恢复自己的纯洁”，并去“发现邻人的纯洁”，可见他是发掘了孟子这段话中宣扬的　

“人性本善”的实质。梭罗在引文前后的诗歌中均提到“黄金时代初创”，可理解为梭罗是在形容人类诞　

生之初，人心本身是纯洁的，并无邪念，和孟子的话也形成呼应。同时，梭罗发现孟子话中“昼夜循环”　

同自己书中谈的“四季轮回”对于人性更新意义的一致性，他抓住了孟子话中自然规律和人性复归二者　

间的联系。尽管梭罗没有将孟子的话摘抄完整，因为按照原著，后面还应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苟得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日：‘操则存，舍则忘；出人无时，莫知其乡。　性心之谓也？”　儿　但从《瓦尔登　

湖》全书的思路来看，梭罗在一定程度上和孟子之意是形成了契合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心之所以　

迷失，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任由自身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中堕落，人性不无机会返回纯洁，应该把握一切机　

会，修正自我，恢复本心，再推己及人。另亦有中国研究者将梭罗对此段文字的引用解释为他“关于保　

护山林的精彩阐述”，这种看法委实是过于牵强。　

再来看一篇梭罗生前未曾发表的作品。林语堂在《美国的智慧》一书中，提供了一篇梭罗对《论语》　

“先进第十一”篇有关孔子和四个弟子子路、颜渊、子贡、曾子的对话全文抄录并评述的文章。孔子和弟　

子们讨论的主题是弟子们的个人理想。曾子的理想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此表示了赞同，梭罗也一样。在该文的最后，梭罗写到：“讲故事的　

人继续讲述圣人为何微笑，可那太明显了。大致说来，当我听到改良者之间的对话时，我也赞成曾点的　

观点。”Ｉ９］１２３梭罗所指的“改良者”意味着什么呢？按照梭罗的想象，《论语》中的这篇分明强调的是个人　

的改良。梭罗对子路、颜渊、子贡所说的治理国家、治于礼仪等个人理想都不看重。因为正如他在《瓦　

尔登湖》中表明的心迹：一切政事和繁文缛节对于人的个体发展都是束缚，人应该依循“更高的规律”，　

“简单、自由、大度”“更崇高”地生活。能在曾子的观点中找到对自己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印证，又在自己　

所崇敬的中国古代圣人孔子那里获得了认同，梭罗没有理由不对此文“推崇备至”和“一字不漏地抄写　

出全文的复本”。［９　Ｊ１　林语堂认为此文打动梭罗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对“生命价值”的关注，这正是梭罗　

一生对自己和劝说世人反复诘问的问题。　

结合上述两则梭罗摘取的《四书》文字，再通观其作品中对其它《四书》文句的摘录，如：“神鬼之为　

德，其盛矣乎！”、“德不孤，必有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可以看出他　

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诉求，皆是围绕人活着的意义和人性道德的自我革新来展开的。正因此，他才会对儒　

家作品有“断章取义”之为。我们分析，至少有两个客观原因对梭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第一，１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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