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第25卷第3期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June2008V01.24No.3
近代翻译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生成的影响研究谭素琴(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活动,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对本土文化的建构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性雏形的基本完成。其间,翻译通过引入西方自然,社会科学以及欧化的语言文字,清理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封建性质,对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意识,政治形态文学话语以及语言白话的生成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键词】近代翻译;中国文化;现代性;影响研究【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60(2007)03-0061一05
IIlnuenceStudiESofModernTranslations
ontheModernityofChineseCultureTANSu—qi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EastChinaJiaotongUniversity,Nanchang330013,Jiangxi,China)
Abstract:Asacross—culturalandinterlingualpractice,translationsexertdirectinfluenceon
the
indige-
nousconstructionofthealiencultureinacertainsocialandhistoricalcontext.FromtheLateQing
Dynas-
tytotheMayFourthPeriod,Chinacompleteditsrudimentofmodernity.Duringthisperiod,translations
introduceWesternnaturalandsocialsciencesaswelasthewestern—stylelanguage,wipingawaythefcu-
dalessenceembeddedi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thusperformasignificantroleintheformationofmodernizedpoliticalarchitecture,Chinesevernacular
and
literatureaswell.
Keywords:Modemtranslations;Chineseculture;Modernity;Influence
studies
一、引言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的相关课题也被嫁接到了翻译研究当中。在此背景下,“现代性”成为韶译研究新的增长点。一方面,它在宏大的叙事空间中将翻译和历史,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民族性串联起来,另一方面,对现代性与翻译的关系解读将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以历史的纬度来解析翻译研究之于现代性生成的文化意义。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和翻译之间的紧密关联: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欧洲古罗马翻译希腊文本,现代日本的文明之路,近代中国的翻译实践等。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近代中国翻译实践,研究者存在不同的视角,有的“侧重以重点政治事件为标志,探讨现代性问题,有的从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出发,探索和把握现代性的发生;而有的就让现代性这一宏大主题回到现实体验的层面,追问和描述现代性的表征”…。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站在文学的立场,试图解析出文学对现代性的影响。翻译因而成为文学的黏着语,失去了它本身应该具有的独立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翻译实践为核心,以翻译主体的文化选择为
收稿日期:2008一01—04作者简介:谭素琴(1977一),女,汉,四川内江人。硕士,华东交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技巧与理论。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译文读者与翻译委托者对译者主体性的接受程度研究”的前期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Y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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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探究翻译在宏观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影响,从而强化我们对翻译与文学文化,翻译与政治权力等若干命题的认识和理解。二、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现代性话语发韧于西方,其理论图景众说纷纭。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的涵义即是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康德哲学认为现代性体现为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和审美理性,而根据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轨迹,文学现代性包括“启蒙精神”和“反现代性”两个层面。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日益成为不同民族中一种活生生的景象,如果考虑到时间和社会发展两个维度,现代性问题必然带有民族社会文化的烙印。对现代性的理解,必须从各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同国情出发具体而论。俞兆平认为,‘现代性’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和经济标志,不能把它和那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时代性’、‘古代性’,作为一个逻辑体系中同类的对立的,互为前提的概念来使用旧J。就中国语境而言,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现代性以晚清为起始,晚清中国是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国人民走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苦难历程。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觉醒和民族主义的文化身份诉求一直是中国语境下现代性的主题。如果说,民主自由是西方语境下现代性的灵魂,那么以重建民族身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则是中国现代性的基石。三、近现代翻译实践对文化现代性的形塑然而,要构建起适应历史发展和特定社会背景的民族身份,靠传统文学文化是不可能完成的:旧文学传统因其固有的保守性而无法完成对自己的彻底革命。这样,通过翻译引进新的先进文学文化实属大势所趋。用文努蒂的话来说,“翻译能够有助于本土文学话语的建构,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本土语言与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项目总是导致了与特定社会集团、阶级与民族相一致的文化身份的塑造州3I。也就是说,伴随着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翻译文学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晚清和“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学系统的转型遥相呼应。民族危机的现实与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强势西方他者的学习兴趣,结合“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目标,翻译当仁不让的成为再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理想选择。(一)晚清翻译之于中国思想文学的现代性晚清作为中国历史封建社会和近现代社会的交汇点,在固守传统封建文化和本土典律的基础上,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外来西方文化的影响。晚清翻译实践对中国现代性生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译者主体的翻译选材以及林译小说的翻译策略上。1.翻译选材与中国思想现代性晚清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大致经历了以下的变化过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以严复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和以林纾为代表的文学派。相应的,在翻译选材上,也依次表现为洋务派翻译的“格物致知”之学,严复译介的八大社会名著,梁启超翻译的政治小说以及林纾译述的西洋文学。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当时社会政治精英和一些知识分子“天朝上国”的迷梦,在列强人侵,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他们抱着“救亡图存”的朴素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方案。洋务派主张建立专门化译所,翻译西方的“格物致知”之学,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洋务派的主观目的是借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提升本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和国防能力,无意破除原有的本土典律,也无意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走向。尽管如此,“格物致知”之学的译介毕竟代表了一定的科学精神,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为中国文化写下了。自然科学现代性”的一页篇章。然而,对救亡图存这样宏伟的政治目标而言,学习自然科学只是权宜之计,解放人们的思想,开启民众的心智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严复作为晚清的精英知识分子,高度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将译书和救国等同起来。在他看来,“开民智”,“棣贫弱”,“求进步”,。杜杂庞”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富强H‘113J¨】。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引入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理念,为此,他耗尽毕生精力翻译了现代西方的八大名著,涉及了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各个重要方面,构成了一套完整
万方数据第3期谭素琴近代翻译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生成的影响研究63的资本主义社会学系统。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丰富了中国的人文思想,为启蒙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毛丹先生认为:“严复选择,译介各部书的具体用意互不相同,但总体都服从于救亡图存,发蒙思想的大目标…使得近代‘西学东渐’从此获得了系统完整的理论内容与形式,从而也奠定了自身‘西学第一’和启蒙思想家的不拔地位”【5删。徐和雍也说这些译著“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使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比较深入的阶段,对当时和‘五四’时期的先进中国人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如果说洋务派的翻译选择是浅层次的自然科学现代性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则具有更深的文化内涵,它试图打破禁锢民众思想的封建意识形态枷锁,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民主,自由,法制等一系列现代性元素,也为日后康梁的政治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梁启超作为百日维新的领军人物,其翻译思想处处闪耀着政治改良和民族自强的光辉。他认为“愚民专制之政”,“庸恶陋劣之学”,“虚文褥节之俗”是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绊脚石,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国要强大,必须通过翻译西书,“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6|。他十分重视小说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和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认为小说能“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甚至“新人心,新人格”,而政治小说又是小说当中的佼佼者。为此,他翻译了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法国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等。这些政治小说的翻译,切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要求,摒弃了传承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僵死沉闷的封建道德伦理。宣扬了人性至上的新人格理念,促成了民智的革新和人性的解放,不仅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学”观念,同时也为政治体制的变革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洋务派翻译自然科学到严复翻译社会科学再到梁启超翻译政治小说,这一系列翻译实践都以历时的角度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萌芽的发展脉络:浅层次急功近利的自然科学现代性_更深层次的社会科学现代性即思想启蒙_更深入的上层建筑即政治体制的改良革新。尽管这些现代性符号在实践上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思想条件,促成了中国文化本体论意义上的现代性生成。2.林译小说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如果说严复试图以高雅严肃的西方社会科学开启民智,梁启超以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政治小说教化民众,那么林纾作为翻译“第一国手”则以西洋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社会。林纾虽然不审西文,但在口述者的配合下却翻译了180余种西洋文学,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数《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块肉余生记》等。这些西洋小说,无论是从文学形式上的人物描写,故事情节,写作手法还是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展现的都是一幅与传统中国文学文化完全不同的异域图景。在处理方法上,林纾作为封建文人,虽然采用了归化策略,对某些有悖传统道德观念的情节进行了删减或改编。然而,不管怎样,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林纾表现出了超前的世界文学意识,他时不时地跳出传统文学的形式窠臼,翻译介绍了西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