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伟大而曲折的。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做了更为艰辛的探索。本文就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做出的贡献与失误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失误对新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做了简单探析。 关键词：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伟大而曲折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在中国化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发起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不得不研究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陈独秀作为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人们将他及他的思想作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避而不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才对他的是非功过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判。 一、陈独秀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陈独秀一开始并不是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陈独秀年少时就对封建专制制度深恶痛绝，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大大刺激了陈独秀，他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民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陈独秀认为西方之所以船坚炮利，是由于它们的器物远远优越于中国，应该全面引进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内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1]1901年始，陈独秀先后5次东渡日本，在日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并亲眼目睹了民治维新后日本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得出“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的结论。1913年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而告以失败，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敏锐度地觉察到，中国虽然成立了民国，但民国是徒有其名的， 因为辛亥革命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力度不够，没能从观念上彻底清除纲常名教对人们的束缚，没有真正地建立民主制度，致使大多数国民缺乏自由民主的觉悟和国家主人翁的意识。1915年他回国后，首先启图对国人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以此来启蒙国人的思想，“如今要巩固共和， 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于是，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在思想界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先后还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多篇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文章。1918年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本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可是，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给陈独秀当头一棒，让他用资产阶级民主救国救民的信念走向幻灭，更让他看清了帝国主义国家民主的虚伪面孔。正在他迷茫徘徊之际，“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的注意力由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转向了社会主义的俄国。他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了《本志宣言》，《本志宣言》的发表，是陈独秀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综观《宣言》的全文，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3] 二、陈独秀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一）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1、《新青年》杂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启蒙了社会上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风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五四运动之后，他又借助《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发表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共产党宣言》就是在那个时期在国内第一次被翻译发表的，影响较大的还有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它们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青年》创刊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充分肯定了《新青年》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地位和作用。“《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起，即引领时代潮流，执思想界之牛耳，现由它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任何报刊所不及的。”1、“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功不可没。”2任何一个研究陈独秀的人，都不得不研究《新青年》，历史将陈独秀与《新青年》二者的名字永远连接在一起。 2、陈独秀走进工农群众，注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并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大革命运动前期，陈独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者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陈独秀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他明白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在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4] 。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成员瞿秋白同志评价陈独秀贡献时说到：“在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地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5]陈独秀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分析了我国各阶级状况之后，得出我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 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6]。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工人、农民的实际状况，他经常深入到工厂开展实地调查；为了启蒙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他既主持了《劳动界》、《伙友》、《劳动周刊》等工人们通俗易懂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经常到工地、夜校去演说，与工人打成一片。1920年在他的组织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卓有成效，工人的觉悟提到一个新的水平，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开始紧密相结合，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很好的阶级基础。 （二）策划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
为2004年11月在《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任建树和龙念对《新青年》的评价。 1920年初，陈独就开始思考建党问题。1920年4月，陈独秀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之际，共同讨论了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组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1920年5月，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相关问题并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在陈独秀组织张罗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上海共产党组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920年10月，陈独秀让李大钊、张国焘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写信给济南的朋友王乐平，和他商讨济南的建党问题；1920年秋，刘伯垂被陈独秀介绍入党，并派回武汉与董必武发起组织建党；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多次商谈后返回湖南，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在长沙组建共产党小组；陈独秀对广州无政府主义组织进行改组，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到1921年，国内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陈独秀委托张申府、施从统组织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积极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了统一建党思想，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刊物，还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有了充分准备后，1921年7月1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的最伟大成果。 三、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失误与原因分析 （一）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失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23年到1927年大革命中，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对复杂局势的错误估计下，犯了右倾主义错误3。关于什么是右倾，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过去我们讲过，
3 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将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由传统的“右倾投降主义”、“右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7] 右倾主义错误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和正确路线的思潮，从方法论上讲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脱离客观，表现形式是思想落后于实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把革命推向前进，拘泥保守，甚至企图开倒车。陈独秀在大革命运动后期，错误估计了我国各阶级的实际状况，贬低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势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观情绪，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一再妥协退让以求维持国共合作关系，最终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革命的领导权。这种只顾眼前的、暂时的局部利益，而不顾工人阶级长远的、全局的利益的做法最终成了革命的绊脚石，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上做的《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中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概括为三点：一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二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三是党务上的大让步。[8]三次大让步以1926年1月国共二大会议的召开、3月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整理党务案”为标志。从此中共中央失去了领导权，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失败。
（二）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出现错误的原因分析 陈独秀所犯的错误，是由于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和个人认识局限等主客观双重原因造成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姚金果对此深以为然：“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不能全归咎于他，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加上党太年轻，缺乏经验，所以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是集体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