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4期 总第77期52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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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明新编历史剧研究的现状和可能
一
自20世纪末以来，作为对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不
及物”的一种回应性的反思，体制问题逐步成为当代文
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应该说，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不
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审美领域，而是与政治、历史、经
济等具有密切的互文关系。已有的文学史往往重视作家
作品和文学现象等“显性事实”，对于文学制度及监管等
“隐性事实”则缺乏足够的认识。这里所谓的文学体制，
是指在某种社会制度支撑下，规范文学创作、批评和研
究的制度、方法及形式的总称。它源自政治学和社会学
范畴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属于韦勒克所说的“外部研
究”或偏向于“外部研究”。文学体制问题的提出，表明当
代文学有走出狭窄的“审美城”、重返宏大开阔的“历史
现场”之意。自然，它也由之催化与引发新的“问题与方
法”，将“一体化”研究推向深入的功能价值。
其实，文学的“外部研究”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中国传统文论的“知人论世”及其作品周边背景等，一直
就存在于人们的研究视野中。福柯的知识谱系学和布迪
厄的场域理论，在涉及文学问题时，也会谈及与体制有
关的问题。但凡是这些，一般往往将其作为文本阐释的
附属，限于简单的介绍。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所热衷
的“文本中心”和“文本自足”的“向内转”理念，更使“外
部研究”黯然失色甚至声名不佳。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推进，这一偏于审美感知的“内
转”式路数却遭遇到了某种笼罩性的困境，开始转向更
强调外在客观和整体综合的文学体制研究，这种研究的
结构性调整，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当代社会体制改革与反思的紧迫性，催生
了当代文学领域体制研究的开展与推进。其次，是当代
文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几十年来，文坛学界对当代
作家作品细密评析，使其在“向内转”的同时，原有的局
限也逐渐暴露出来，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突破，在总结以
往经验教训基础上，向着偏重于“向外转”的体制研究拓
展是可以期许的一种选择。最后，是随着科技特别是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文献史料的传播广泛又快捷，使
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史料支撑的体制研究，得到了史料
获取的便捷途径和多样化的技术保障。由此，学界不仅
发表了大量研究当代文学体制的论文，同时这方面的
专著也纷纷面世。如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1949－1976）》（2007年）、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
研究（1949－1976）》（2011年）、李洁非、杨劼的《共和
国文学生产方式》（2011年）等。
以上所说的都是关乎当代文学整体与整体当代文
学的一种体制研究，它大体属于宏观的体制研究，其宏
阔融通的思维理路对近些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然而，经过一番实践，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这
种体制研究也是有局限的，文学与制度之间，远比我们思潮与现象53思潮与现象新编历史剧研究的现状和可能
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一味地纠缠于“宏观”，也容易导致
学术上的单一与疲累，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所以，稍后乃
至差不多与上述“宏观”研究启动的同时，当代文学体制
研究也出现了与之相辅相成而又不尽相同的另外两种
趋向：一种是致力于研究疆域的拓宽，如邵燕君的《倾
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2003
年）、陈奇佳的《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2009年）等，它
已不再拘囿于固有的“一体化”考察，而是顺应社会文
化转型，将版图延伸到当下市场化、网络化背景下文学
体制的探讨。还有一种是研究视角的细化，如陈伟军的
《论建国十七年的出版体制与文学生产》（2006年）、斯
炎伟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
（2008年）、吴俊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
学〉为中心的考察》（2011年）、李阳的《〈上海文学〉与
当代文学体制的五种形态》（2016年）、徐勇的《选本编
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2017年）、张春的《新世纪文
学生产：出版策划与传媒风尚》（2018年）等，都是从一
个相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考察当代文学体制运作更
为细微的部分。
上述种种，构成了黄亚清的《新编历史剧的生成机
制研究(1942-1978)》（该书即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背景。不管有无意识到，当她选择这样一个话题进
行研究时，在实际上，就与上述的宏观与微观并存的文
学体制研究形成了一种赓续关系。我们也只有将其置于
这样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对它做出较为客观的
评价。
那么，从学术发展脉络来看，黄亚清这部论著具有
怎样的特点，它给文学体制研究带来什么呢？我以为最
突出的一点，就是将其与文类或文体相勾连，使之逐渐
走向内化、深化和细化。近一二十年来，当代文学体制研
究在由宏观向微观、由大向小、由综合向专题转换的过
程中，往往较多集中于会议、刊物、出版、评奖、稿酬、事
件、活动等文本之外的具体的“点”上，相比之下，与文本
密切相关的文类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就鲜有涉及，
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文学体制研究也是一个“宏大
的系统工程”，是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的。当它不断做强
做大而成为一种研究范式时，有必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
相对具体、感性的文类生产实践层面。“我以为对于当代
中国文学制度的研究主要不在制度理论层面，而在制度
实践层面。也就是说，只有获得了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制度实践的充分理解，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
实际意义及其文学的或政治的动机与价值。”a这是为
什么呢？因为文类处于体制与文本的中介环节，它一头
连着作家作品，是作家作品的感性呈现方式，一头又连
着体制，体制的规范要求及其变化都会在它那里投射。
应该说，黄亚清对此是有比较自觉的认识的。於可训先
生在谈及文学制度研究应该是关乎人的生命、意识与激
情研究时，曾称道有学者的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是“人化
了文学制度研究，或曰把文学制度研究还原成了人的研
究”。b如果说现今的体制研究中有“人与体制”的研究
范式，那么黄亚清的体制研究则可称之为“文与体制”的
研究范式。这也是当代文学体制研究比较缺失、有待强
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果我们自觉在这方面进行拓展，
将会使整体的当代文学体制研究格局更为匀称合理，它
也有别于与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他人文学的
体制研究，而显得隐曲幽微，更具灵性、弹性和活力。我
们必须承认，最近一二十年，在包括体制研究在内的文
化研究启动之后，文学研究似乎与文学渐行渐远，变成
了文化学或泛文化学的一种言说，它已引起了学界内外
诸多批评与不满。
当然，对于黄亚清来说，体制只是切入的一个角度
抑或是研究的一种范式，选择新编历史剧生成机制研究
为题，它还不能不涉及这种带有交叉性质的特殊文类的
历史、现状及其相关知识，在这方面需要有丰富的积累
与专业素养的。这也是决定其研究成功与否的根本和关
键所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较之体制研究更难，也更为
重要。作为“当代”历史叙述的一种方式，新编历史剧虽
自有其渊源和谱系，但它在1942-1978的近四十年时间
内由小而大，蔚为大潮，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与中国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特
别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想象密切有关。按照
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设想，非西方民族国家书写的普遍经
验有这样两种：一是通过吸取“新鲜血液”获得现代化，
但代价是退化或者丧失同一性；二是“通过发现被遗忘
的传统或受压实的历史去展现重获新生的民族的同一
性与自身能力。这样做的结果是确定了民族性概念，以
表明该民族的同一性或类属。”c新编历史剧写作属于
后者。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新编历史剧已进入了文学
史，成为文学史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里，为有助于问2019年第4期 总第77期54评 论
题探讨，我们不妨在前面概念谱系和研究范式梳理归纳
的基础上，从文学史的角度切入，来看迄今为止的当代
文学史家是怎样对它进行评定和叙述的，这其中或许可
以找到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
二
众所周知，在现有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
体组成的当代文学史中，一般排于最后叙述的戏剧，实
际的地位和处境似乎有点尴尬。而作为戏剧之一种的新
编历史剧，此种尴尬则显得更为突出：尽管它具有广泛
的社会基础，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与新文化想象的重要载
体，而受到毛泽东等的格外青睐，但它在现当代文学史
及其整个文学生态中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即便是
在延安戏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编历史剧与传统历
史、现实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似乎也很难改变文学史
家对其“不疼不爱”的态度。这当然与文学史的容量及压
抑性的机制有关（文学史相对于已然存在的文学，它的
叙述毕竟是有限的，并且总是以压抑其中的一部分为代
价来完成其秩序重建，这也就是越后出版的文学史，有
关新编历史剧叙述往往篇幅越小），同时也与彼此的文
学观与历史观（如20世纪初中国文学起步阶段将戏曲
视为“淫邪之词”，长期以来精英文学史家对俗文学抱有
这样那样的偏见），尤其是对新编历史剧的认知与定位
有关。当然，具体情况在每个文学史家那里也不尽相同。
迄今还在不断行进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从20世纪
50年代末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建构”与“重构”文学
历史的欲望。这个有趣的现象，不仅表明了当代文学学
科在不断地推进与发展，同时也是文学史家在不同文化
语境中，试图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言说当代文学的努
力。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历史分期、史实描述与经典认定
上，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框架和基本的价值认同，
这从新编历史剧在文学史讲述中的地位的游移与不确
定，可窥一斑。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上世纪50年
代初带有开创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新民主主义文化
的框架内，他没有述及成为延安文学担当的历史剧变革
的情况，但对建国初戏改组织领导、群众路线特别是剧
本问题等有关情况，还是作了相对较为详细的归纳与梳
理。
真正对新编历史剧给予关注，并将其当作一种新的文类或现象纳入当代文学史的，则是稍后于王瑶十年左
右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学者
突击式所开启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其中比较代表性的
是1960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
1959）》和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
学史稿》。但也许与当时的整体气候，尤其是与这一阶段
新编历史剧处于高潮而引人注目有关，所以在这两部文
学史中占据了不小的篇幅。如《史稿》不仅对戏改的“反
历史主义”倾向有专节的阐述，同时还对《十五贯》《生
死牌》《林则徐》等作了细致的文本解析。有组织有领导
的“集体教科书”编写，突出的是“我们”的述史姿态。与
当下历史的“同构”，不仅意味着他们既是历史的参与
者，同时也是历史的观察者。这为他们真切感受和体味
当代文学提供了方便，但也因为过于接近而造成了不少
失察。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因“当代”或“当下”而带来的
学科“双刃剑”，在这里再次得到佐证。
20世纪80年代在重评文学史之前，当代文学史书
写的主导倾向是拨乱反正，希望回到十七年的正确轨道
上。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当代文学概观》，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这“一北一南”的两部文学史。稍早于《初稿》
《文学史》的《概观》，虽是概观性的叙述，却是新时期初
很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在第三编戏剧中，专门有一节
谈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文学史》则着重解析了《十五贯》
的改编与《蔡文姬》的思想艺术成就；特别是《初稿》用了
四章的篇目，集中评介了十七年的戏剧文学，以《十五
贯》为代表的旧剧改编，专章阐述了田汉、郭沫若戏剧创
作的新阶段，其中专节解读了《谢瑶环》《关汉卿》《蔡
文姬》《武则天》等有代表性的新编历史剧，还涉及了
茅盾在60年代刊发的一篇专谈史剧创作的长文《关于
历史和历史剧》等，足见历史剧在那个时代文学史中的
不俗地位。80年代中期，先是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
的兴起，与传统文化关系密切的历史剧逐渐被文学史所
忽略；随后是重写文学史所表现的“回到文学自身”的冲
动，内含的对政治性的反抗，使得以前被忽视的作家纷
纷进入文学史，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这使文学
史容量急剧膨胀，越写越厚，但留给新编历史剧的篇幅
和阐释空间却越来越少。更何况，新编历史剧所固有的
与阶级、革命等意识形态标识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