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民事上诉状--保险合同纠纷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一审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南阳市工业路228号；负责人：杨秀国，任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国朝，男，1970年5月17日生；汉族，住邓州市刘集镇齐集村李楼4号。
上诉人不服邓州市法院（2011）邓发民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邓州市法院（2011）邓发民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
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歪曲主车和挂车为两个车辆的基本事实，为错误判决做铺垫。主车和挂车为两个车辆，不仅为车辆制造、车辆管理机构所认定，而且也为被上诉人本人所明知。一审法院无视该基本事实，以两个车连为一体使用即作为一个车辆对待，显然缺乏对车辆数量上如何认定的基本常识，当然更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决。
二、上诉人并未承保被上诉人挂车风险，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缺乏基本前提。
上诉人仅仅承保了被上诉人主车风险，并未承保被上诉人挂车任何风险。此为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基本事实。本案被上诉人相关损失均因挂车着火而形成，与主车无关。即便上诉人承保了被上诉人主车的相关风险，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的大额损失赔偿均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三、被上诉人根本未投车上货物险，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货物损失更是于法无据。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大部分为车上货物的损失赔偿。而被上诉人并未在上诉人处投保车上货物险。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一审判决竟然以车辆损失险支持被上诉人车上货物险。这当然是于法无据的。如果不是一审法院歪曲事实故意制造错误判决的话，那一定是一审法院相关人对保险法和保险实践的无知！
四、一审程序上也存在不小问题。
本案车辆登记在南阳骏通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通公司）名下，本案判决结果与该公司直接相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通知骏通公司参加本案诉讼，而一审法院并未通知其参加诉讼。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判决结果明显不公，程序上也存在明显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申。此致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篇二：民事上诉状-保险公司民事上诉状---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负责人：毕捍平，任该公司总经理；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工业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来贵，男，195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钟祥人，农民，住钟祥市洋梓镇中山村一组33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兰，女，1962年6月8日出生，汉族，钟祥人，农民，住钟祥市洋梓镇中山村一组33号。
原审被告：姚林涛，男，197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新野县城郊乡樊楼村十里铺七组。原审被告：新野县第二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海强，任该公司经理；住所地：河南省新野县汉城路43号。
上诉人不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1）咸民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1）咸民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理由：
一、原审判决在认定保险合同关系上直接违反举证规则。
本案一审过程中，所有当事人均未举出证据证实保险合同的存在，上诉人也从未认可保险合同关系存在。原审判决认定保险合同关系存在并最终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依据和理由是上诉人没有举出保险合同关系不存在的证据，因此认定保险合同关系存在。这一认定首先直接违背着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同时又在毫无根据的前提下硬课给上诉人一个举证责任。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二、原审判决认定姚林涛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缺乏事实基础。
本案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交警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门机构根据其掌握的现有证据作出了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证明性意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仅提交了交警部门在处理事故过程中已经掌握的相关证据材料，而并未额外地提交新的与事故相关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在专门机构未能认定事故责任情况下强认责任明显缺乏经验上的支持，原审法院仅凭推理作出了姚林涛应负主要责任的结论。由此足见，原审判决认定事故责任缺乏证据支持。请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按照原审推断的逻辑和相关证据，车辆所在位臵可能因车速高低而有所差异，而被上诉人亲属驾驶车辆最终停放位臵距离问题，还能够得出被上诉人亲属驾车超速的结论。而驾车超速显然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原审判决认定事故责任上的明显不当。
三、原审判决忽视了事故损害与交通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
事故发生上的责任与损害形成上的责任存在不一致之处。在本案存在得特别突出。被上诉人亲属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颅脑损害失血过多。而颅脑损伤与驾驶摩托车未戴头盔有关。据此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亲属死亡与自身交通违法行为直接关联，至少对损害的扩大有直接影响。而原审判决对此执字未提。
四、原审判决在确定赔偿标准上存在明显不妥之处。
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证实其亲属在城市居住的证据均为具有主观性且不具有持续性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亲属长期在城市居住的事实；同时被上诉人也举证证实了其亲属系农村居民的事实。根据两种不同证明方向的证据，证实其亲属为农村居民证据的证明力远远大于相反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应当按照农村标准确定相关赔偿数额。而原审判决竟以城镇标准给以赔偿，因此明显不妥。
五、原审判决支持精神抚慰金与现行法律相悖。
本案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涉及刑事犯罪问题。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2002年7月15日、法释?2002?17号）明确指出，“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至今有效。据此不应支持被上诉人有关精神抚慰金请求部分，原审判决竟支持3万元之多。六、原审判决支持丧葬费同时又支持交通费系重复支持。按照法律规定，丧葬费即系为办理丧葬所支持的费用。本案中被上诉人亲属系事故发生当场死亡，并未发生救治等事项和费用。因此仅应发生为丧葬所支出的费用。原审判决一方面支持丧葬费另方面又支持交通费显然相重合。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存在明显违法和不当之处，判决结果当然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