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劳动合同法的得失
王凤阳法学1101 110210113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正式开始实施。新法出台前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也引发了一些“震荡”。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围绕该法的各种争论和质疑，并未尘埃落定：学术界正反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劳动争议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增长，各地法院不约而同出台指导意见对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重新解释和变通执行。拨开纷乱的表象，背后的实质是：劳动合同法的缺陷作为制度层面的重要原因，是法院在劳动法律适用领域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理据和现实选择。
全面、客观地判断和分析有关现象和问题，及时、准确地把握相关动态，对当前积极推进新法实施、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协调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增长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是新法实施后的相关动态。
一、劳动用工需求总体不减，劳动合同签约率普遍提高
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近期发布的“2008年一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今年一季度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依然大于需求。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人数增幅持平，增加了2.5个百分点。
从供求对比看，东部地区的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89和1.09，长三角地区为0.96；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用人单位需求人数分别比上季度增长了41.8%和19%，而长三角的用人单位需求人数比上季度下降了5.2%.
二、工资水平有所提高，长期用工合同增多
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为规避违法成本，许多选择短期用工的用人单位都将试用期缩短到2个月以下。同时，考虑到新法实行后，企业的辞退成本、法律风险更大，不少企业招工时都签订的是3年以上的长期合同。这与新法实施前大量采用试用期和短期用工、规避社会保险责任和其他福利成本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
三、规范劳动用工的行政干预及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
（一）为新法实施提供配套的保障机制。北京市政府在新法正式出台的前一个月就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发出了通知，对不得裁减的职工类别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要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对于经济性裁员、拆搬迁、撤销和解散的企业要提前介入，并坚持重要情况跟踪反馈报告制度等。
（二）制定地方实施细则。作为劳动争议高发地的广东，已将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等涉及经济社会稳定、产业升级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列入《广东省2008年立法计划》之中。
四、企业关闭和向外迁移现象继续，部分地区劳动力出现回流
新法正式实施之前，珠三角及长三角等加工制造业发达地区企业关闭和外迁的现象就已出现。新法实施后，这一现象仍在继续。今年4月中旬在广州举行的四川承接广东制鞋产业转移交流洽谈会上，签约项目总金额已达58.72亿元，其中，有资产达数亿元的高端制鞋企业入川，占广州工人80%的川籍务工人员将随之回川。
从迁移企业的情况看，除制鞋业外，也有服装印染、机械电子产品等企业；在地区特征上，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向“泛珠三角”的内地欠发达地区，以及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且又具有出口加工业发展基础的东南亚国家迁移；在经济形式类别上，迁移企业以港资、台资、韩资及内地私企居多。
五、企业人工成本增加，但不同类型企业情况不尽相同
浙江某市经济委员会对当地部分企业的调查显示，当地多数企业认为，新法实施使企业员工交纳社保基金覆盖面扩大，以及经济补偿金支付的增加，必然会加大企业劳动用工成本。被调查企业的劳动用工成本提高幅度从10%~30%不等。
据对部分企业相关情况的调查，也进一步印证了类似情况的存在。该调查显示，人工成本的提高幅度从5%~20%不等。主要原因是对原来较大比重非规范用工情况下缺失的社会保险费的补缴、加班费的补给以及工资水平的上涨。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对人工成本的增加更加敏感，餐饮业等低技术含量的、用工流动性大、业内竞争激烈且利润空间小的中小企业敏感程度最高。
高科技企业及国有公司，由于之前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覆盖面较大，用工管理较规范，新法实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劳动用工没有实质性影响。还有企业认为，新法实施对该企业，不但没有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反而会有利于稳定员工队伍，促进企业发展。此外，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认为，去年以来的出口退税率降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等三方面因素，是企业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而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劳动用工成本的增加是次要因素。
六、部分劳动者签约和参保积极性不高
调查发现，新法实施所产生的社保个人缴费，对部分临时工、单位编外人员及农民工形成新的负担。一些单位的非正式工和编外人员由于不堪重负，有不少人最终被迫放弃了之前在企业或单位工作的那段社保工龄，无法享受《劳动合同法》赋予的权益。而农民工由于其流动性高，在社保尚未形成全国联网、未解决跨地区社保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多数宁愿多拿现钱，也不愿因入社保减少其现金收入。
劳动合同法有得有失，总体上是得多失少。劳动合同法对于进一步完善劳动法，从实质上推进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倾斜保护劳动者，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劳动合同法也不是尽善尽美，仍存在瑕疵和遗憾。正如有学者所言，劳动合同法在如何把握国家干预和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界限上存在不足，有时国家干预不彻底, 使得劳动者在某些重大利益方面仍然要被迫接受来自用人单
位的单方决定; 有时, 国家干预显得过了点头, 完全窒息了合理的意思自治。
“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基于一种理性和客观的批判精神，本文对劳动合同法不着眼于其得，而是着眼于其失，并从劳动合同法的价值和理念出发，对之进行相应的分析，以促进劳动合同法的有效实施和适时完善。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纷争不断，均不是单一原因引致，而是多重力量博弈的反映，是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特定背景下新法实施效应的显现。拨开纷乱的表象，背后的实质是：劳动合同法的缺陷作为制度层面的重要原因，是法院在劳动法律适用领域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理据和现实选择。这正是本文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