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任保平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新特征的重要判断。

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不是降低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是在新常态背景下，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新常态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首先需要把握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事实，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分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

研究在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如何寻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动力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

一、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视角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等。

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上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

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等，这些要素禀赋结构进一步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

可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的本质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13JBGP014）；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HSSTP201401）DOI:10.16158/ki.51-1312/f.2015.05.004增长的潜力以及潜力开发的动力机制。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增长效率上台阶，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增长变成创新驱动型增长。

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备一些新的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

”[1]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压力，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逼近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受到制约，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传统需求管理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因此，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进行转换，以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形成新的总供给曲线，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

从理论上来讲，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因素是长期因素，而不是短期需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技术进步、制度的改进等”[2]。

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国家，进入新常态以后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稀缺，投资需求增长趋势开始放缓，资源环境约束加强，按照现有增长模式很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动力。

判断一国经济在未来的增长中是否还蕴含更大潜力的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挖掘出宏观经济体系和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力因素。

新常态背景下，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从而使得实际经济增长逼近了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接近了潜在增长率，传统增长模式下的增长潜力开发受到制约。

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和禀赋结构变化，运用供给管理的基本理论，在新常态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从长期因素着眼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寻找经济增长新的潜力空间，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通过供给的改善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经过30多年的要素驱动式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制度禀赋条件、资源禀赋条件、人口禀赋条件等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传统要素禀赋结构下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红利等都在逐步消退。

由于禀赋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轨道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会明显低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会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依据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的视角主要在于：1.结构转变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

结构性增长的本质是要把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变为要素效率型增长。

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有促进作用，在生产要素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结构性增长将低效率的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促进了要素在各部门的合理配置和最优使用，通过结构的变动就会通过效率提升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但是在结构转变中，关键是制造业的结构转变，应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提高产品附加值。

根据不同产业的特征，“加强科技研发、精密制造和规模经济作用，推动供应链、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世界领先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

”[3]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推动力。

2.要素配置效率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

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可以实现同等数量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提高产出效率，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

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通过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提高生产率。

在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增长受到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经济增长的潜力难以得到有效开发。

而引入技术进步，将通过生产率的改进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

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需要从技术创新视角构建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创新驱动机制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原创性创新成果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倒逼各类生产要素向效率较高的生产部门集聚，从而有效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提供动力支持。

3.制度供给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

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作用的激励结构，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减少因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

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激励技术创新，也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

在新常态下通过制度形成机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提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减少由于政府干预不当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

“放松政府对人力资本生产和配置的不当干预，解决人力资源的误配置，促进人力资本深化”。

[4]通过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再造，完善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交易等要素市场供给，发挥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

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灵活的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使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真实发生作用，形成新常态下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机制。

4.规模经济视角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

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将通过分工效应、规模经济、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从区域经济空间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规划等内容进行整合，加强地区之间合作，提高地区规模效应在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

从经济的空间布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地区主要集中在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都市圈，三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和要素的高度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但是其他区域发展不足，整体经济规模受限，从规模经济角度出发，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中，要优化经济的区域空间布局，形成“北上广”以外新的高增长区域，“以高增长地区为基础,通过要素集聚,将发展成为我国的重要潜力增长区”[5]。

二、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传统的增长动力只能开发旧常态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这种潜力已经走到了尽头。

传统的经济增长潜力是在要素层面，增长动力是投资驱动，新的增长潜力是在结构、效率、制度和规模层面，传统的增长动力无法开发这些层面的增长潜力。

新的增长潜力开发需要构建新的动力形成机制，形成相应新动力因素的支持，将潜力因素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

依据新常态下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从再工业化角度形成结构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

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过程中，理论界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通过城镇化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形成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经济结构转变中工业化是主体，城镇化是工业化引起的结果。

按照经济发展理论，以结构转化来促进增长潜力的开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结构多元化、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结构方面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结构多元化，但是未能实现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因此，新常态下结构调整的思路是从结构多元化向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方面转变，同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

为此，在结构层面上，需要从再工业化角度形成结构层面的增长动力，推动工业化的升级。

再工业化是实现传统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支持新兴工业部门增长的工业化方式，并通过这一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同时再工业化是针对工业化进程完成中出现的过度去工业化趋势而造成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等问题，逐步形成的一种回归实体经济的纠偏机制。

并且再工业化是通过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了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离，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制造业重要性进行了重新认识。

再工业化具有改善供给和拉动需求的双重效应，同时再工业化也是资本深化的过程,在再工业化过程中,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投资比重将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动力机制重构中，可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工业化的思维挖掘经济结构的潜力，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引导企业加强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改革人才培养体系，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2.自主创新角度形成资源配置效率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

自主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也是新常态背景下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动力。

自主创新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在新常态下通过自主创新形成资源配置效率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过程中，需要强化科技的自主创新，依据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政府应当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