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与中国合同法
钟鸣
上传时间:2001-7-3
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在大陆法国家的民法理论中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王泽鉴先生谓为“法学上的精灵”。此问题困扰台湾法律界数十余年，而王泽鉴先生数次撰文[1]对其概念予以澄清，最后通过学说与实践的协力，方于20世纪90年代初步解决。但是在我国大陆地区由于并非像台湾继受德国民法理论，概念的不同导致对此问题处理效果的差异，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同法第51条[2]。此条出台之后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无意加入毫无结果的争论，只想探询法院判决和司法解释在出卖他人之物（或私卖共有物）问题上的态度，并进而分析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分歧，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介绍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出卖他人之物或私卖共有物（以下凡称“出卖他人之物”即包括私卖共有物在内）合同效力的判决并对其观点加以总结评释；第二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的观点，并对一个特殊案例进行分析；第三介绍《合同法》51条的演变，对我国的《合同法》为什么不能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反而使法律规定变得如此诡异，给出自己的解释；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一
关于出卖他人之物案例不多见，本文只选取四个有代表性的判决介绍。
1、亢小朋诉陈珍珍返还财产纠纷案
原告亢小朋（15岁）与被告陈珍珍系祖孙关系，原告的生父亢继元1979年去世，其生母再婚时祖孙分家析产，院基东西各半分属原被告，位于原告使用的院宅基上长有一棵梧桐。1990年10月被告因年迈体弱，经济困难，将该梧桐以50元价款出卖用于维持生活。原告遂于1991年9月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返还桐树。
法院认为，系争桐树属亢小朋所有，陈珍珍在收养养子后变卖他人财产，且在请人对系争桐树估价，评估人已指出属他人财产不愿评估时，仍执意变卖他人财产实属故意侵权行为，且买受人是原被告的亲戚，应当知道桐树的所有权归属，故其买卖关系无效。判令被告返还桐树。[3]
2、陈德俄诉陈德群房屋买卖纠纷案
原被告系同胞兄弟，讼争房产是原告出资由被告于1946年代建的，并委托被告代管。1955年被告以“陈德俄”为户主领取了产权证。1953年开始被告将房屋租给第三人海南省琼山县大致坡供销社使用，1960年该房屋顶和门窗被台风刮坏，第三人遂提出向被告购买此房屋，第三人明知被告并非房屋所有人。双方订立买卖契约后第三人对房屋进行了改建，并使用至今，但一直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1990年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归还房屋。
法院调查认定，房屋买受人即本案第三人明知此房非被告陈德群所有，亦未征得产权人同意与被告进行买卖此房的民事行为。虽然第三人进行了改建但原房仍存在。故其买卖行为无效，房屋归陈德俄所有，陈德俄补偿第三人改建费用，陈德群返还房屋价款给第三人。[4]
3、孙永江诉丁少英单方出卖夫妻共有汽车案
原、被告系夫妻关系，共同经营一辆汽车。1992年2月因家庭矛盾双方发生纠纷，当
晚被告丁少英开车离家，并于同年2月14日在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将共有汽车卖给第二被告李万有，当日即向交通部门办理了车籍移转手续但并未交付汽车也未支付购车价款80000元。后被告丁少英认为觉得卖车价钱太低，于2月22日又将汽车卖给第三人李溪龙，在当日交付汽车和支付价款84000元但未办理移转车籍的手续。次日，原告孙永江发现汽车被卖，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对汽车的所有权，第二被告李万有和第三人李溪龙均称其买车出于善意，不知丁少英卖车未经原告同意。
法院认为系争汽车原为孙永江和丁少英的共同财产，丁少英未经孙永江同意擅自处分不当，故判决丁少英与李万有之间的买卖关系无效；丁少英擅自转让汽车给李溪龙，更为不当，又未办理转籍手续，因此丁少英与李溪龙之间的汽车买卖也无效，丁少英返还李溪龙购车款及利息，汽车仍归孙永江和丁少英共有。[5]
4、宋志宇诉吉玉井、宋成才、李运建、宋祖涧出卖合伙共有树苗案
原、被告五人均系江苏省沭阳县人，于1997年7月24日共同合伙承包该县80亩万山培植基地，种植杨树苗，承包期三年。五人曾内部约定，50亩基地（每人10亩）由五人分别管理、种植，其他30亩共同管理、种植，股份同等，受益同等。1999年12月20日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四被告私自签订了《树苗购销协议书》，将价值10万元的共有30亩土地上的树苗以2.5万元的低价转让给合伙人之一宋祖涧，宋祖涧又将树苗出售，原告出面阻止未果，遂将四被告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四被告的内部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五合伙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四被告签订的《树苗购销协议书》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属无效协议，其买卖行为无效，四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判决四被告签定的《树苗购销协议书》无效；原告宋志宇应得树苗份额折款20000元，由四被告各赔偿5000元，并负连带责任。
[6]
另外，还有如下案例：张翠珍诉周志勇单方出卖双方同居期间建造的房屋无效案（未经共有人同意出卖共有房屋并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被认定买卖关系无效，财产仍为共有，出卖人返还价款给买受人，并补偿办理过户的有关费用）[7]；蒲淑珍诉蒲来宝私自出卖共同继承的房屋无效案（未经共有人同意出卖共有房屋但未办理过户手续，被认定买卖关系无效，相互返还财产）[8]等。
从以上判决来看，各级法院在对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关系的效力认定上是出奇的一致，即此种买卖关系无效，不管相对人善意与否。基于这种无效的买卖关系，无处分权人和相对人之间只能相互返还财产，这样对于因为信赖合同有效而进行交易的相对人的保护是至为不利的，相对人的履行利益完全得不到赔偿，这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详见后述）。唯一例外的是案例4，虽然买卖无效，原告所得到的却是已出卖的树苗的价值（而不是出售的价格！）中属于他的那部分，而不是属于他的那部分树苗。在买卖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应当返还树苗，在树苗又被转卖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再买受人的善意与否，以确定是返还树苗还是返还不当得利。在恶意受领不当得利的情况下，才不仅返还利得及其利息而且如受损人更有损失者亦应赔偿[9]，而法院判决给付原告20000元的依据并不清楚，并且法院让吉玉井、宋成才、李运建三人（非不当得利人）和宋祖涧（未明示是否不当得利人）负连带赔偿责任颇为奇怪。那么什么原因导致法院做出如此判决呢？我想应当从建国以
来的民事法律政策入手加以考虑。
二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并没有规范民事关系的法律法规，法院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只有少数的司法解释可供适用，这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发挥的就是法律的作用。最早可见的规范出卖他人之物的解释是1951年4月1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解答房屋纠纷及诉讼程序等问题的批复》。该批复之一即指出：“房屋代管人，未得原业主同意，私擅将房屋盗卖，此种买卖行为原属无效，惟该项被盗卖得房屋，已辗转买卖，更易数主，且均系出于善意，并无过失，为保障房屋所有权人正当权益并兼顾善意承买人既得权利起见，应准许业主向现在房屋占有人进行追诉，并于审理时，票传原盗卖人一并到庭应讯，以确定其应负的刑民事责任。如果盗卖人业已死亡，则只可就其被继承之财产取偿，如果盗卖人贫无所有，无力赔偿，既系实际情形。为谋社会经济秩序安定，城市房屋交易活泼起见，对于房屋所有权人的正当权益，固应予以保护，而房屋善意买受人，既确系出于善意，并且无过失等情，亦应予以适当之照顾或赔偿。”该批复之三则对“处分”共有物的情形作出规定：“房屋既系兄弟数人所共有，则在处分该项共有财产时，自应征得全体共有人之同意，其行为方属有效。如果一部分共有人未得全体共有人同意，代为签字或并无签字，私擅出卖，则其他共有人提出诉讼，确认其共有产业的所有权，这是合法的，人民法院应为公平合理的判决。”也就是说，出卖他人房屋即使买受人为善意无过失也不可能取得所有权，只仅给予适当照顾而已。至于出卖共有物的“处分”是指负担行为还是物权行为，考察我国法律及理论并不作如此区分，故这里的“处分”的似应指买卖而言。至于“确认共有产业所有权合法”是指仅确认其所有之份额的所有权还是全部房屋之所有权未为明确规定，难以解释。虽然该批复有错误和模糊之处也仅仅是关于房屋买卖的规定，但是其在后来50年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力确是不可估量的，其后的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是依据此批复的精神稍加改进而已。
1979年2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中，关于房屋财产纠纷也规定了与上述批复相同的内容，即“非所有人非法出卖他人房屋的，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房屋，买方又明知故犯的，亦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买方不知情的，买卖关系是否有效，应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可以看到这一规定虽然不如前述批复详细，但是也承继了其所有内容，只是对无处分权人的责任没有明定。而1984年8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55条则是综合了51年批复和79年意见的内容，其表述和79年批复几乎完全一致，还加上了“因买卖关系无效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有过错的一方应负责赔偿”，此即将51年批复中关于盗卖人责任稍加变幻而重复规定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在非所有人出卖他人房屋的效力上，规定的是“应废除其买卖关系”，对“废除”之含义颇难理解，究竟是指前述的“宣告无效”还是指“解除”（即已生效的买卖向后溯及地不发生效力）？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司法解释并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这里的“废除”还是应当指“宣告无效”。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制定颁布是中国大陆民事立法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下，民事行为无效的列
举中，并无出（私）卖他人之（共有物）物行为效力的规定。在1988年4月2日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却有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不限于房屋）无效的规定[10]，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至于后面的“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则是1951年以来一贯的表述。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该解释不对出卖他人之物加以规定，却仅认为私卖共有物无效？难道法院认为规定了私卖共有物无效，根据“举轻明重”之原则，出卖他人之物无效乃属当然，因此不必为重复？！另外89条的表述是“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应认定无效”，这就产生了认定为无效的是何种行为的问题，此问题在1951年的批复中就存在，依相同解释并参考历年司法解释的观点，此处无效的仍应是买卖行为。
从此以后，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司法解释中不再出现出（私）卖他人之物（共有物）效力的规定。仅有几个对下级法院的批复中重申了最高法院的观点。[11]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对下级法院请示的电话答复中却一反其一贯的观点认为私卖他人共有物的合同可部分有效。其案情如下[12]：系争房屋是曾哈目和卢慎夫妻的遗产，曾（1935年亡）卢（1951年亡）有二子曾文（1931年亡）、曾武（1984年亡）。曾文有三子。卢江钦（黄美娇丈夫，1977年亡），曾江孝（黄娇丈夫，1981年亡），曾江舜（在台湾）。曾武有三子，曾目长、曾目枞、曾目坤。讼争房屋自曾卢夫妻去世后一直由黄美娇、黄娇两家居住，由于两家经常发生口角，1980年黄美娇首先提出卖房，曾江孝和曾武也表示同意，三方达成协议把该房出卖价款4500元分成四份，曾武、曾江孝、黄美娇和曾江舜各得1125元，由于曾江舜在台湾，其价款由曾江孝和黄美娇各代收562.5元，并规定房屋出卖以后各方俱不得买回居住。房屋由他人介绍卖给原告田雅，但卖房前他们没有提及有共有人在台湾，签订卖房协议当时田雅交付曾武、曾江孝和黄美娇定金各70元，1980年5月至8月间，又分三次付给曾江孝房款1400元，8月交付曾武房款300元。同年12月曾江孝将自己的房屋交给田雅使用。当田雅要求黄美娇交房时黄美娇反悔，1982年6月间，黄美娇写信告知曾江舜卖房之事，曾江舜8月来信表示：“这是祖遗产业，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卖”。原审认为由于田雅不知共有人曾江舜在台湾，因此买卖协议有效，但对曾江舜应得房产应予保留。判决后黄美娇不服上诉，由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审认为买卖协议无效黄美娇和曾江孝、曾武应退还卖房价金。此判决后，田雅、黄美娇、黄娇、曾武均不服，上诉至中院，中院认为原共有房屋尚未分析，没有征得共有人曾江舜同意，就与田雅买卖房屋是不对的，黄美娇在协商买卖房屋期间（？）就已反悔，原审判决双方买卖房屋无效是正确的，维持了原审的买卖房屋无效判决，二审后，田雅无处搬迁，判决无法执行，因此不服提出申诉，中院1988年12月再审，认为原二审判决当事人的买卖关系无效是不当的，但考虑到该房屋买卖没有征得共有人曾江舜同意，黄美娇卖房后第二天反悔，所以认定买卖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即曾武、黄娇应继承份额买卖关系有效，黄美娇、曾江舜应继承份额买卖关系无效。高院也有两派意见第一种认为买卖关系无效因为未得共有人的同意；第二种认为买卖关系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曾江孝、曾武一直同意卖房，并已收受部分定金和房款故其可继承部分应为有效；曾江舜不同意卖房，黄美娇收定金后反悔，未收房款未交付房屋，因此两人了继承份额买卖关系无效。根据1979年《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也应认定部分有效。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认为若认定无效则难于执行，原则上同意高院的第二种意
见，部分有效部分无效。[13]
此判决买卖房屋协议部分有效的依据为何，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民通意见认为未经共有人同意出卖共有物而第三人为善意时应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那么该买卖协议就应该全部有效，不可能出现部分有效的结果。依据1951年的批复对善意买受人也仅给予适当照顾而不认为合同有效。反而是1979年的意见提出合同是否有效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据此法院得出这个既不完全无效，也不完全有效的结论似乎是体现了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案件的“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却是以牺牲法院的一贯做法为代价的，而且这种“一分为二”做法的理论依据何在也让人摸不着头脑[14]，此判决以电话答复的形式公布，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一部分，但是不同的解释之间相互抵触，如何让下级法院适用也成了一个问题。
通过对法院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追述，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条发展脉络：对于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原则上认定为无效，对于善意买受人则从不能取得所有权（仅给予适当照顾）发展到酌情处理到最后保护其合法权益。将合同认定为无效对第三人保护的不力已经为一些学者和法官所认识[15]，世界各国的合同法也都一致地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有效[16]，那么我国合同法现在的规定就颇有研究的余地了。
三
1995年1月由专家学者草拟的合同法（试拟稿）第46条对无权处分做出规定：“以处分他人财产权利为内容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订约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不能取得处分权，权利人又不追认的，无效。但其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应当说本条是对民通意见第89条的继承和发扬，虽然处分的范围不再限于共有财产，合同在追认前不是无效而是效力未定，但其规范意旨未变。在1996年5～6月的修改中添加了“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而订立合同的，该合同无效”，“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登记已经取得该财产的受法律保护”[17]。应当说本条的修改使它与民通意见89条的内容相差不大。1997年5月的征求意见稿是在考察了发达国家的合同法制度并与专家学者多次讨论在认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18]，该稿31条被认为是合同生效的必备要件，其规定如下：“无处分权的人处分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者登记已经取得该财产的，合同视为有效，但该财产对处分权人具有特殊作用的除外。”表面上这一规定与1996年的修改相差不大，但仔细分析却未必尽然，“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者登记已经取得该财产的，合同视为有效”，难道合同是否生效除要求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等要件外，还要求相对人善意？相对人的善意难道就能够补正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合同的效力？[19]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再经过讨论、考察、修改于1998年8月20日形成合同法草案，本草案中无权处分合同的规定和经审议通过的现行合同法51条没有任何差别，究竟为什么从征求意见稿修改成现行法的规定，立法资料没有显示，我们无从知晓。同时还有一见怪事，合同法制定过程中还参考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而《通则》在第3.3条明确指出“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该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并附有解释，立法者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实在是无法索解。
其实看一下现行合同法51条的规定，我们能够“惊喜”的发现，该条内容与1951年的
批复内容极其相似，但却产生了一些体系上无法消除的问题。根据《合同法》58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看出，因无权处分合同未得有权人同意或无处分权人事后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此时过错方所承担的不是违约责任，而是缔约过失责任，所赔偿的损失也就只是信赖利益损失，对履行利益是无法要求赔偿的[20]。《合同法》150条前段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本条是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原则规定，这一规定是以合同的有效为前提的，既然合同因未被追认或处分人未取得处分权而致使合同自始无效，那么150条规定的瑕疵担保责任也就形同虚设，这样买受人既不能主张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也不能主张瑕疵担保的损害赔偿，对善意买受人保护之匮乏可见一斑。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合同法51条与其他条文的不协调，为什么合同法试拟稿和征求意见稿还可以解释的规定变成了51条如此无法解释的规定？本文以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理解这些问题。首先从以上分析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从1951年开始对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一直原则上认定为无效；各级法院的判决也明确认为此种合同为无效，即使买受人善意也未必能取得所有权。法院的这种观点已经坚持了近50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即便合同法51条将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规定为效力未定也是学者们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极力倡议的结果。可见一种制度要发生变化尤其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所遭遇的保守势力的抵抗是极其巨大的，虽然也许这种抵抗是无意识地进行的。
其次，中国大陆法院的法官长期以来法律素养不高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基于这样的情况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全国各重点高校里设立高级法官培训班，讲授法律知识，更于1990年代末建立国家法官学院专门执行此项任务。可以想见，法官们所学到的是国家现行法律体系下，在审判实践中可应用的知识，因此他们不可能有超出学者们现有理论水平的知识，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他们却会遇到现有理论无法解释或解释不合理的案件，比如对出卖他人之物（和私卖共有物）的合同中如何保护善意买受人的问题，这时他们只能突破现有的法律和理论框架，这就出现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但却合情的案例如前面介绍的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的两个复函。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即使要改变现状，理论界的学者们也没有能力提供一种更好的制度来代替。中国大陆的法学理论研究从1980年代才复苏，在介绍国外理论的时候误解和误读的现象时有发生，理论上的准备不足是制度变迁的障碍。只有“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
[21]。但是中国大陆20年来的法学理论发展差强人意，以致在学界有幼稚之名，在涉及无权处分的问题上，由于还没有完全理解物权行为理论，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二分法有所混淆，同时也由于概念运用的不精确导致出现“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未定”的现象。根据德国民法的理论，无权处分中的处分仅指处分行为而言，其概念属于民法总则或民法物权编的范畴，此种处分须以有处分权为要件，否则其处分即为效力未定；而债法或合同法根本不会对无权处分的效力加以规定，仅对债权契约或负担行为效力有规定，而债权契约生效与否与当事人有无处分权无关，这与其民法将私权分成物权（对世权）和债权（对人权）的逻辑是相
对应的。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民法学界至今对是否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争论不清，而合同法的专家起草小组成员大多持否定的观点，其结果就是引入了无权处分的概念但对其背后的物权行为理论却完全舍弃，这恐怕是导致合同法51条如此诡谲的重要原因[22]。另外，对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效力问题，只见到学者对德国民法理论的研究，顶多提及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等，英美法国家对此种情况的处理方式却无人介绍，由此亦可见其理论准备之不足。因此，法学知识的停止不前使得法律制度变迁所需要的成本无法减少，制度变迁的动力也就不存在，由此造成现在的合同法51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
本文并非为合同法51条的合理性辩护，其实合同法的制定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我国大陆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可利用这个机会广泛学习先进国家合同法的理论和实践，如果能对他们的法律体系有一个完整的把握是不难选择出正确的制度的，可惜的是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我们的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之上，大多数的文章拾人牙慧，毫无创见，顶多是把台湾民法理论改头换面拿过来，但却没考虑到台湾的民法学理论和大陆并不相同，拿来未必能适用于大陆。因此从1995年到1999年四年能够引进或创造丰富的法律知识，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的大好时光就这样被浪费了。然后在合同法制定颁布实施之后，又由同样的一批学者对合同法51条痛加批判，笔者对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做法深不以为然。笔者以为如果中国大陆的法学学术规范不能建立的话，物权法的制定同样会重蹈此覆辙，并进而影响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制定。
当然，本文也不是主张要采纳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应当说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体系，其涉及民法各编的内容。以无权处分来说，乙未得所有人甲之同意擅自出卖甲之动产于不知情之丙，并交付之。此时乙丙之间的买卖契约因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生效，但因乙无权处分，双方的物权契约效力未定。甲得知后并不能向丙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也不能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因为丙之善意可使其依善意取得之规定即时取得该动产之所有权，而且丙取得所有权系依法律之规定乃属有因，不能适用不当得利；因此甲只能依不当得利之规定向乙请求返还价款，并得依侵权行为之规定向乙请求损害赔偿。由是观之，无权处分涉及总则之法律行为制度、债法的买卖契约制度，物权法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或不动产登记制度）、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制度和不当得利制度等[23]。要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不仅仅是在物权法中采用，我国大陆整个民法体系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此种制度变迁的成本太高以致几乎不可能，就算采纳之，还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去培训全国各地的法官——以前的培训也就浪费了。而且可适用于出卖他人之物的法律并非就此一种，我们又何必如此执着？只要我们能够选择一种兼顾交易安全与公平合理的法律理论即可。而且只要是我们的理论上对的地方，可以指望最终看到被人接受，只要我们活得足够的长[24]。
注释：
[1] 相关文章有“无权处分与不当得利”，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再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三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出租他人之物、负担行为与无权处分”，载《民
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私卖共有物、无权处分与‘最高法院’”，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8册。
[2] 《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规定在《合同法》总则“合同的效力”一章。
[3] 参见《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3年综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41～743页。
[4] 参见《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2年综合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9～574页。
[5] 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年合订本）民事卷（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507～511页。
[6] 参见“擅自转让共有财产恶意购买行为无效”，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12月25日第2版。
[7] 详情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年合订本）民事卷（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287～292页。
[8] 详情参见孔详俊：《合同法疑难案例评析与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02～203页。
[9] 王泽鉴：《不当得利》，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212～213页。
[10] 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89条。
[11] 这些批复有：1988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于金明与赵文运房产纠纷一案德批复，1990年10月26日关于共有人之一私自与外籍华人违反法律进行房地产抵押买卖交易无效的复函，199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蔡敏卿与蔡奕新、柯碧莲等人房屋买卖纠纷处理问题的复函。
[12] 本文只介绍相关案情，详情参见《司法解释全集》第二卷，，第页。
[13] 这个案例与大约同时间台湾一个判例在案情和处理上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参见王泽鉴“私卖共有物、无权处分与‘最高法院’”，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八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38页。时隔两个月，最高法院又做出与此相似的另一则复函，见1990年10月29日关于苏水香诉丁学淼房屋买卖纠纷案处理问题的复函。
[14]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做法正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但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是出卖整个房屋，而法院判决竟代替当事人改变其意思表示的内容，此种对私法自治的严重干涉难谓体现公平，而且为了自己所谓的公平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不管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是否值得还有待探讨，本文以为“秩序胜于公正”，现代法律的特点就是为了实现制度化的预期宁可牺牲个案的公正。关于公正和秩序的关系可参见尹田：《不公正胜于无秩序》，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15] 如孙鹏：“论无权处分行为”，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第33～36页；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韩世远：“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载《人民法院报》1999年11月23日；丁文联：“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载《南
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秋季号，第70～78页；王闯：“试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载《人民司法》，2000年第11期，第22～25页。另见林宗翰，前揭文。
[16]刘家安：“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载《民商法纵论》江平教授七十华诞祝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424～438页。另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3条与《欧洲合同法原则》第4：102条。
[17] 梁慧星：《中国统一合同法的起草》，载其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第11～12页。
[18] 据资料显示，在1995年～1997年间人大法工委曾组织合同法考察团去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在其大学、法院、律师事务所和政府部门走访，并组织专家起草小组成员和学者座谈讨论还走访有关单位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01～103页。
[19] 王泽鉴先生早就明确的指出，“出卖他人之物，其买卖契约之效力与买受人之善意或恶意无关。”相关说明见王泽鉴：“三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8页。另见林宗翰：“中国大陆债法体系之研究”，载《月旦法学》2001年第2期，第134～147页。
[20]如孙鹏：“论无权处分行为”，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第33～36页；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韩世远：“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载《人民法院报》1999年；另见林宗翰，前揭文。
[21] 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新1版，第336页。
[22] 应当指出大陆学者否定物权行为理论是从否定其无因性开始的，进而连独立性也否定掉了，殊不知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而存在是区分对世权与对人权的逻辑使然，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却仅仅是立法政策的选择而与逻辑无关，参见苏永钦：“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相关问题”，载其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3～45页。另见同一作者：“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载《固有法制与当代民事法学》戴东雄教授六轶华诞祝贺文集，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81～327页。另外我国大陆学者对无因性的批评仅仅是重复德国民法学者早在19世纪的观点，毫无创新和发展，但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民法体系都已经通过条件关联、原因同一等已经使无因性相对化。
[23] 参见张谷：“略论合同行为的效力——兼评《合同法》第三章”，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2期，第187～222页。
[24] 罗纳德-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61页。但是张五常最近却说：“要是我以改进社会为己任，很可能活不到今天。”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5月21日，第22版。
合同纠纷中情势变更争议之典型案例选 【高杉按语】 双方订立合同之后，应当按约履行合同。但在货币贬值、经济危机、社会骚乱、政策调整、市场动荡等事实的发生导致作为缔约背景的客观情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若继续按约履行显失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则一方可以援引“情势变更”的规定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 在我国民法体系下，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都属于不可预见的法律事实，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不可抗力不能克服，导致合同在事实上不能履行，而情势变更发生后，合同仍可继续履行，只是履行的结果会显失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较难区分的是情势变更与正常的商业风险，在有的行业，价格波动超过30%可能就超出了正常的商业风险，但在有的行业，价格波动超过300%也在正常的商业风险之内，故在法律层面难以确定是否超出正常商业风险的量化判断指标，但从案例筛选的情况来看，法院在诉讼中认定情势变更主张的成立十分审慎，主张方须就此充分举证。就情势变更的争点，特筛选若干典型案件并节选裁判要旨如下，供大家参考。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91号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政府等采矿权纠纷上诉案： 公平原则是当事人订立、履行民事合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鹏伟公司所享有的鄱阳湖永修段采砂权虽然是通过竞拍方式取得的，但竞拍只是鹏伟公司与采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心得 近日股份公司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通过学习让我对合同法的理论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一些合同签订后产生的纠纷有了更形象的认识，相信在以后合同签订工作中我会受益匪浅。 合同法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在我们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合同无所不在。有交易的产生常常伴随着合同的成立。所谓合同，又叫契约，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债发生的最重要、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所谓债是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的，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是债务人。在债的法律关系中、债的主体、客体和内容都是待定的。债的主体是指债的当事人，具有特定性和相对性债的客体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债的内容则是主体所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同引起的债叫合同之债。但无论是债的关系或合同关系，均须纳入法的调整范围之中。 作为公司的中层干部，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合同法的理论和知识，这对我们来说不无裨益，工作中，我们会签订一系列的合同，知道合同法中违约责任作为一种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当事人是需要承担这种民事责任的。
通过《合同法》的学习，使我了解到，在我国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的法律，它主要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及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保全、违约责任等问题。《合同法》是一门非常实用的部门法，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包括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运输合同等等社会生活中非常的各种合同，解决是现实中各种基本的复杂法律关系，通过合同的规范从而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通过《合同法》的学习，给我最大的收获我感觉就是对合同类型的案例的分析思维的改善以及分析能力有所提高。比如关于合同效力方面的案例，我懂得合同效力方面的案例主要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合同是否有效的案例；二是无效合同的案例。前者就是判断合同是否有效，主要是对合同的生效要件的理解和运用；后者是针对合同无效的具体原因，包括合同主体不合格的案例、合同内容不合法的案例、因受胁迫、欺诈而订立合同的案例、形式不具备法律要求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案例以及代理人违法代订合同因而无效的案例。根据案情，运用合同有效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认定合同是否有效。有效合同，应当履行，否则，构成违约，违约方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是无效合同，要弄清无效的原因是什么？属于哪一种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不得履行，已经开始履行的要停止履行，当事人不履行的，不承担违约责任。对于
第十届华东律师论坛论文 试论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 XX明霞律师事务所岳凌霄
试论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 内容提要：为保护无权处分中善意第三人利益以维护交易安全，我国《物权法》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由于我国现行《合同法》中对无权处分制度的规定，使得善意取得制度并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者从现代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精神出发，为了实现交易安全与保护所有权人利益两者之间的平衡，深入阐述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与协调。 关键词 善意取得无权处分合同效力 善意取得制度，亦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转移或其它物权设定为目的，转移动产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转移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它物权的制度。该制度设立之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物权变动中的交易安全。 关于善意取得的本质，许多学者将其理解为所有权原始取得方式[1]。即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是法律首先认定无权处分无效，第三人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标的物本无法律上这原因，但由于第三人为善意，法律例外地让其保有标的物。此无异于先打第三人一个耳光，再用标的物所有权进行抚慰；法律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2]。采用继受取得说，可以避免这种矛盾的存在[3]。继受取得说以合同之有效为前提，对于无权处分中善意取得而言，合同有效使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有了形式上的依据，第三人的善意则补正了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的缺陷，是第三人取得所有实质上的依据。 善意取得制度只有满足下列条件时才得以适用[4]。其一，受让人取得的标的物仅限于不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不动产；其二，受让人经由交易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其三，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解释：情势变更——有关合同履行 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中有关情势变更的解释。 【条文理解】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涵义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也即合同成立以后，因与双方当事人无关的原因，发生了社会环境的异常变动，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当事人一方遭受重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双方当事人就应该重新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来解除合同、变更合同。
第一，货币贬值。 在以货币作为履行标的的长期双务合同中，货币贬值是一种影响平衡关系的常见类型。一战以后，德国帝国法院(RG)和后来的联邦最高法院(BGH)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判决。有这样的案例：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在退休后，主张其维持生活的费用比20年前增加了40%，要求法院变更退休金的数额。法院认为，这种情况已经构成了情势变更，支持了其主张。 第二，法律变动与行政行为。 法律变动通常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往往会构成履行不能或情势变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征收。其二，税法的变动。德国最高法院的基本意见是，除非当事人对税收的结果在第三，灾难。 天灾人祸大多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但是，能否成为“情势”，还要看其与合同的关联程度。另外，在战争和其他灾难后，国家会特别制定一些法律加以处理。所以，总的来说，在德国，基于灾难而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不多。就中国而言，在出现灾难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过适用《合同法》第117条的不可抗力条款加以解决。 第四，其他经济因素的变化。 这里的经济环境，包括影响民事主体生产和经营的各种客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 主编：胡康生 副主编：王胜明孙礼海 撰稿人：姚红何山贾东明杨明仑武再平郑淑娜陈佳林段京连李文阁王瑞娣 贾红梅杜涛郝作成石宏严冬枫 目录 总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三章合同的效力 第四章合同的履行 第五章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七章违约责任 第八章其他规定 分则 第九章买卖合同 第十章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十一章赠与合同 第十二章借款合同 第十三章租赁合同 第十四章融资租赁合同 第十五章承揽合同 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 第十七章运输合同 第十八章技术合同 第十九章保管合同 第二十章仓储合同 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 第二十二章行纪合同 第二十三章居间合同 附则
总则第一章一般规定 本章共八条，对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以及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作了规定。 第一条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释义】本条是对于合同法立法目的的规定。 合同法是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律，它涉及到生产、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订立的合同大约有40亿份。法院每年受理的合同纠纷案件，大约300万件。因此，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合同法，规范各类合同，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及时解决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部合同法。这三部合同法对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国内经济、技术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这三部合同法的一些规定不能完全适应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国内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和技术合同分别适用不同的合同法，有些共性的问题不统一，某些规定较为原则，有的规定不尽一致；第二，近年来，在市场交易中利用合同形式搞欺诈，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情况较为突出，在防范合同欺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方面，需要作出补充规定；第三，调整范围不能完全适应，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融资租赁等新的合同种类，委托、行纪等合同也日益增多，需要相应作出规定。 制定合同法的原则是：第一，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合同法。过去所以先后形成了三部合同法，不是不要搞统一的合同法，制定统一合同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如果等成熟了再制定，又不能适应市场对法律的迫切需要，为了加快立法步伐，成熟的先制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经过10多年的实践经验，已积累了大量经验，有条件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合同法，对有关合同的共性问题作出统一规定，把10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有关合同的行政法规和司法的规定，尽量吸收进来。这个问题，在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时就被反复考虑并提出来了。根据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1 993年对经济合同法进行了修改，同时开始着手研究起草统一的合同法。第二，以三个合同法为基础，总结实践经验，加以补充完善。实践证明，三部合同法总的原则和规定是正确的、可行的。制定统一的合同法，不是将现有的合同法律推倒重来，而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要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对于现行有效的制度和原则要继续保留，不适应的予以修改，不够的予以补充完善。第三，从我国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国外合同法律的有益经验。合同法主要是规范财产流转的，相对来讲共性问题要多些，我们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贸易，不考虑国际通行的作法也是行不通的。当然，借鉴国外经验，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能离开我国实际。例如，我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同的。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释义】本条是关于合同法调整范围的规定。
2016司考民法知识点：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法律教育网为考生整理了司法考试名师讲义，希望能够给考生带来一些帮助。祝大家学习愉快！ 1.构成要件。①无处分权人对合同的标的物没有处分权。②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对方订立合同（须注意：如果无处分权人以权利人的名义订立合同，则属于无权代理的合同。此点值得特别注意）③除欠缺处分权外，合同符合其他生效要件。 2.效力转化。①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于订立合同后（通过授权、继承、受赠与、买卖）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有效。②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间内，权利人未追认或者处分人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无效。 3.《合同法》第51条的两个重要例外。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模式紧密相关，系物权变动模式的体系效应。我国《物权法》原则上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须三个要件：①处分人具有处分权；②法律行为有效；③须经公示（不动产须登记；动产须完成交付）在这样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我国《合同法》完全应当一概规定“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合同的效力不受无权处分的影响。无权处分仅对物权变动发生影响。”笔者坚信，迟早有一天（比如10年后），在中国大地上，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若无其他效力瑕疵，合同有效（而不再是效力待定）但是，在《合同法》第51条被新法完全废止之前，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即：原则上，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不过，《合同法》第51条覆盖的领域已经划出了两个特区，在这两个领域中（《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合同法》第228条），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有效（而不再是效力待定）下面予以详述： 《买卖合同解释》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合同法》 第二百二十八条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 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承租人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biz.doczj.com/doc/fa17514156.html, 合同法中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效力及适用范围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也即合同成立以后，因与双方当事人无关的原因，发生了社会环境的异常变动，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当事人一方遭受重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双方当事人就应该重新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来解除合同、变更合同。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有以下几项条件：
(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这里应严格把握对“情势”、“变更”等概念的理解，上文已对上述概念作出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2)情势变更，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的。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相关的情势变更，即表明其知道相关情势变更所产生的风险，并甘愿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情势变更原则就并不适用。 (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如果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由其承担风险或违约责任，而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4)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要件。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发生情势变更，就表明相关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合同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且对这个变化自愿承担风险。 (5)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情势发生变更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解读：本条将合同不能履行与合同无效严格区分开来。 1、即使出卖人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但是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仍然有效。 2、之所以认定合同仍有效，其实是给守约方提供足够的权利救济，即守约方仍可根据双方的合同关系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1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2款：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该条司法解释规定旨在依据《物权法》第15条关于物权变动与结果区分之精神，理顺《合同法》第51条与第132条之关系。 合同由《合同法》来调整，物权变动由《物权法》来调整。 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买卖行为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所有权转移是物权变动的结果。一方缔约时不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能否发生物权变动，则取决于一方的嗣后状态，此过程中，物权变动处于效力待定状态。 因此，相对方不能以一方缔约时无处分权或所有权来主张合同无效。 追问 第三条的当事人是否包括了：出卖人，买受人以及原权利人，也 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你的怎么看的！ 回答 回复如下： 一、在原权利人不予追认无权处分或无权处分人未取得标的物所 有权的情况下，该买卖合同对原权利人无任何约束力。原权利人 针对合同标的物直接行使《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即 可，无需以《合同法》为依据。
浅谈我国《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一)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有学者根据这一规定抽象出无权处分的定义：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第三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1）该定义是否确切，以及极其复杂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无权处分的内涵的界定 “无权处分”一词的中心是“处分”，“无权”只是相对于“有权”而言，作为修饰补充之用。“处分”是民法学上的概念，在现代民法理论中其语义有最广义、广义、狭义之别。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之处分和法律上之处分。所谓事实上之处分，是指将某物加以物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损毁的行为，如拆除建筑物、将铁矿石炼成铁等。法律上之处分，是指按照人的意愿，通过某种法律行为对财产进行处理。广义上的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可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又称债权行为，是指发生债权上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行为，一般表现为单独行为或契约。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使权利发生得失变更的法律行为，含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两种。狭义的无权处分，仅指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一词中“处分”之含义，不可一概而论，应当依据法律体系的不同加以具体分析。 （一）无权处分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内涵 物权行为理论由德国学者萨维尼于19世纪创立。他以为：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它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合同的支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导致所有权转移的“物的”契约。在这种观点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只引起当事人间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处分行为得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之效果。既然二者法律效果有不同，故其生效要件亦有差异：为负担行为之人不必有处分权，但为处分行为对于处分之标的物，则须有处分权，而处分权原则上属于标的物所有人。 《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吸纳了萨氏的物权行为理论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使德国成为以物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模式的代表。处分行为成为被民法典所采用的专门术语。依德国判例学者的一致见解，《德国民法典》第185条之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也为有效。（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处分标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制责任时，为有效”中所称的无权利人之处分行为，系指“处分行为”而言，负担行为不包括在内。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有产关物权变动模式的规定,经由王泽鉴先生多次“拔乱反正”，台湾地区学者对“无权处分”中所称之处分应理解为“处分行为”已无异议。所以，在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为标的物根据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合同而发生的物权变动行为。 （二）无权处分在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内涵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是指除了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之外，物权变动无需其它要件的物权变动模式。这种模式下不存在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区别的理论，立法及理论均认为“一个法律行为，除非有特别情形，即可发生债权与物权变动之双重效果。”也就是说，无权处分人的债权行为使其负担了交付标的物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双重义务。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成了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必然结果，因而物权变动之效力与其债权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法国民法典》是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代表，该法典第711条、第938条、第1583第以及第1703第都是债权意思主义的具体体现。《日本民法典》在物权变动模式选择上与《法国民法典》近似，其第176第规定“物权的设定和转移，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虽然学者对“意思表示”之含义有一定争议，但大都按照法国进行债权意思主义解释。由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系于当事人债权意思，因此，就物权变动而言，与“处分行为”意义相当的，就是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以物权的设立、变更、终止为目的的债权合同。即当事人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分则第十五章承揽合同 时间:2008-04-16 10:33 来源：中国人大网 本章共十八条，对承揽合同的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支付报酬、保管责任、留置权等承揽人与定作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了规定。 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释义】本条规定了承揽合同的定义和承揽合同的主要种类。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给定作人，定作人接受该工作成果并按照约定向承揽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的主体是承揽人和定作人。承揽人就是按照定作人指示完成特定工作并向定作人交付该工作成果的人。定作人是要求承揽人完成承揽工作并接受承揽工作成果、支付报酬的人。承揽人和定作人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这比经济合同法的主体范围扩大了，经济合同法中加工承揽合同的主体只是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等，不包括自然人。承揽合同的客体是完成特定的工作。承揽合同的对象为承揽标的，承揽标的是有体物的，合同的标的物又可以称为承揽物或者定作物。承揽工作具有特定化性，如修理汽车、裁剪制作衣服。承揽人完成的承揽工作需有承揽工作成果，该工作成果可以是有形的，如加工的零部件、印刷的图书、录制的磁带、检验的结论，也可以是无形的，如测试仪器的运行。 承揽合同具有下列特征： 1．承揽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目的 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必须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取得承揽人完成的一定工作成果。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所需要的不是承揽人的单纯劳务，而是其物化的劳务成果。也就是说，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劳务只有体现在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上，只有与工作成果相结合，才能满足定作人的需要。 2．承揽合同的标的具有特定性 承揽合同的标的是定作人所要求的，由承揽人所完成工作成果。该工作成果既可以是体力劳动成果，也可以是脑力劳动成果；可以是物，也可以是其他财产。但其必须具有特定性，是按照定作人特定要求，只能由承揽人为满足定作人特殊需求通过自己与众不同的劳动技能而完成的。 3．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应以自己的风险独立完成工作。 承揽合同的定作人需要的是具有特定性的标的物。这种特定的标的物只能通过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来取得。因此，定作人是根据承揽人的条件认定承揽人能够完成工作来选择承揽人的，定作人注重的是特定承揽人的工作条件和技能，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劳力、设备和技术，独立完成承揽工作，经定作人同意将承揽工作的一部分转由第三人完成的，承揽人对第三人的工作向定作人承担责任。承揽人应承担取得工作成果的风险，对工作成果的完成负全部责任。承揽人不能完成工作而取得定作人所指定的工作成果，就不能向定作人要求报酬。 承揽合同是一大类合同的总称，传统民法中承揽合同包括加工承揽合同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释义 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本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中有关情势变更的解释。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涵义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如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下，会造成一方当事人的重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应重新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受损害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变更合同。所谓情势，是指客观情况，具体泛指一切与合同有关的客观事实，如灾难、经济危机、政策调整等。客观事实的发生要与合同有关，与合同无关或对合同影响甚微，就不属于情势。所谓变更，是指合同赖以成立的环境或基础发生异常之变动。这种合同成立的基础或环境的客观基础的变动有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预期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从而使原先的合同失去其本来的意义。情势变更原则的法理基础是法律的公平原则，如果说在合同订立时是公平的，在合同生效后由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一方当事人遭受重大的损害，造成双方当事人显失公平。此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就是借助法院来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者解除合同，以此来平衡由于社会异常变动所引起的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失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在确认时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梁慧星教授提出就以是否导致合同基础丧失，是否致使目的落空，是否造成对价关系障碍，作为判断标准。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效力 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2、情势变更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4、情势变更原则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5、如果继续维持合同，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 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于当事人来讲两个效力：一是变更合同，通过合同变更可以使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重新达到平衡，要注意《合同法》的立法精神体现了当事人自治的当事人主义，虽然情势变更规定是对
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条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传时间:2003-11-3 合同法通过后，关于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制度，在解释上出现分歧，特撰本文与理论和实务界同行讨论。 讨论第五十一条无权处分制度，须从本法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说起。本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此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有重大区别。该条规定：“称买卖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移转财产权于他方，他方支付价金之契约。”区别在于：我国台湾民法将买卖合同定义在“约定”，即学说上所谓“负担行为。”负担行为指发生债权债务的行为，即债权行为。与之相对的是“处分行为”，指直接发生权利变动的行为，即所谓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按照台湾学者的解释，该条系采德国民法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立法理论，买卖合同性质上属于债权行为，仅发生当事人间的债权债务，要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另须由双方就所有权移转达成物权合意，即区别于买卖合同的物权合同。鉴于我国大陆学者通说，不采德国民法关于物权行为的立法理论，及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将所有权变动作为合同的直接效力，因此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 此与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立法思想是一致的。与买卖合同的定义相应，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移转标的物所有权是出卖人的义务。”依据该条，买卖合同不仅产生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还产生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移转所有权，直接依据买卖合同，而不须在买卖合同之外，再有什么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合意即物权行为。 既然买卖合同的效力包括了标的物所有权移转，则当然要求出卖人对出卖之物有处分权。因此，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处分权。不属于出卖人所有且出卖人无处分权的物，不构成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换言之，合同法立法思想，不承认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的效力。这与拍卖法第六条的规定是一致的。该条规定：“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法律不允许出卖他人之物，是为了维护财产的静的安全。此与法国民法典第一千五百九十九条的规定相同。该条规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买卖，无效。”违反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即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如果对一百三十二条作反对解释，无权处分行为本应无效，似无专设规定的必要。但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虽然属于无权处分，如果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没有理由强使其无效。故设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制度。 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拟定，也曾参考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民法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也为有效。 (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时，为有效。”我国台湾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1 )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2)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为处分后，取得其权利者，其处分自始有效。”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民法的上述条文，通常被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保障技术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技术市场秩序，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适用于法人之间，法人和公民之间、公民之间就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所订立的确立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合同。但是，当事人一方是外国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合同除外。 第三条订立技术合同，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第四条订立技术合同，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技术合同的内容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是职务技术成果。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单位，单位有权就该项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单位应当根据使用和转让该项职务技术成果所取得的收益，对完成该项职务技术成果的个人给予奖励。 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完成技术的成果的个人, 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有权就该项非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 就职务技术成果或者非职务技术成果申请专利和被授予专利权的，依照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写明自己是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荣誉证书、奖励的权利。 第七条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本系统或者管辖范围内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非专利技术成果，有权决定在指定的单位中推广使用。使用单位对该项技术成果负有保密责任。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双方协议支付使用费；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确定合理的使用费。 集体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的非专利技术成果，对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需要推广使用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批准后，参照上款规定办理。 第八条技术合同的管理机关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章技术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 第九条技术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解除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条技术合同自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后成立；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经过有关机关批准的，自批准时起成立。 第十一条当事人可以约定技术合同的担保。由第三者作保证人的合同，自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后成立。 第十二条技术合同中的价款或者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 第十三条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技术合同。委托人应当向代理人出具委托书。代理人应当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以委托人的名义订立合同。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情势变更】第二十六条释义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中有关情势变更的解释。 【条文理解】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涵义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也即合同成立以后，因与双方当事人无关的原因，发生了社会环境的异常变动，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当事人一方遭受重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双方当事人就应该重新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来解除合同、变更合同。 所谓“情势”，是指客观情况，具体泛指一切与合同有关的客观事实，如战争、经济危机、政策调整等。概念的重点，在“与合同有关”这个限制上。客观事实的发生与合同无关或对合同的影响甚微，就不属于“情势”之列。关于情势的类型，经过多年司法实践，德国法上总结得较为完整，其类型化可资借鉴。在德国法上“情势”主要被总结为以下几类：第一，货币贬值。在以货币作为履行标的的长期双务合同中，货币贬值是一种影响平衡关系的常见类型。一战以后，德国帝国法院（RG）和后来的联邦最高法院（BGH）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判决。有这样的案例：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在退休后，主张其维持生活的费用比20年前增加了40％，要求法院变更退休金的数额。法院认为，这种情况已经构成了情势变更，支持了其主张。
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三章合同的效力 第四章合同的履行 第五章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七章违约责任 第八章其他规定 分则 第九章买卖合同 第十章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十一章赠与合同 第十二章借款合同 第十三章租赁合同 第十四章融资租赁合同 第十五章承揽合同 第十六章建设工程合同 第十七章运输合同 第十八章技术合同 第十九章保管合同 第二十章仓储合同 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 第二十二章行纪合同 第二十三章居间合同 附则 总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一条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一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编号：_______________本资料为word版本，可以直接编辑和打印，感谢您的下载 最新论合同法中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效力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本合同资料适用于约定双方经过谈判、协商而共同承认、共同遵守的责任与 义务，同时阐述确定的时间内达成约定的承诺结果。文档可直接下载或修改，使用 时请详细阅读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 当事人订立、履行 情事变更原则在合同法上的意义，在于避免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情事变更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一经适用即产生法律效力，也就会产生影响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结果。具体而言，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解除合同 情事变更的事实出现后，如果受其影响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行使变更合同的权利，仍不足以排除情事变更给自身造成的不公平状态，则可以进一步行使合同解释权，从根本上消灭失去平衡的合同关系。一般而言，因情事变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场合，或者合同履行成为不可期待的场合，或者合同履行丧失意义的场合，一般就可以解除或终止合同。 如雇佣、租赁、借贷等继续性合同，因情事变更即得终止合同。又如当事人一方的给付为长期的分次给付，而对方的给付为不可分者，则得解除合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情事变更情形下受其影响的一方当
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合同，往往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此项损失是否应当由主张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赔偿，大陆法系各国法律均没有做出明文规定。对此，一般是按照合同法中关于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的赔偿责任的一般规定予以解决。我国学术界认为，情事变更情形下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解除权仅系由司法机关在审判实务中才确认。但是，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在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问题。对于当事人因行使此项权力解除合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的，也应当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来解决。依据我国《合同法》第97 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的规定，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即便在情事变更情形下受其影响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合同，其对由此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依法仍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变更合同 变更合同是指维持原合同关系，仅是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
从《合同法》解释三看无权处分之效力
题目：从《合同法解释（三）》看无权处分之 效力 专业：法学 班级：一班 学号： 1001070213 姓名：李玉林 指导教师：崔华洁 成绩： 仅供学习与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谢谢11
2013年1月 题目：从《合同法解释（三）》看无权处分之效 力 摘要：在新《合同法》解释出台之前，根据《合同法》第51条，实践中一直将无权处分所订立的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此一直为学界和实务界所诟病，新的解释则是对这一问题的修正。本文将结合物权变动模式与善意取得制度，再看无权处分之效力，理顺无权处分与无权处分合同的关系。 关键词：无权处分物权变动模式善意取得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合同法解释（三）》）出台之前，学界便已有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的争论，该解释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正和止争的作用。无权处分与物权变动模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又与善意取得制度在实务中牵扯较多，本身已极为复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无权处分所订立的合同将越来越多，将其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既不 仅供学习与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谢谢11
能紧跟实践的需要，也不符合学理的要求。本文将结合物权变动模式与善意取得制度对其进行分析，以得出一些对实践有益的结论。 1.无权处分概述 处分是民法上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理解处分关键是要理解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拉伦次指出，负担行为是指使是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或另若干人）承担一定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义务的的法律行为，其首要义务是确定某种给付义务，即产生某种债务关系；处分行为则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力的法律行为①。可见，负担行为具有相对性，是通过一定的意思表示来为自己设定义务的行为，其应属于债权的范畴，最常见的应为合同。处分行为则是一种行使权利的行为，是运用自己的权利作用于处分对象上以使其发生法律上之变化的行为，典型的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项权利上设定负担或取消某项权利等。可见，处分行为是直接使某种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行为，应属于物权范畴。两者都为法律行为，但具有如下区别：第一，负担行为是使行为人对特定相对人负某种义务的行为，是债权性质，并不能直接发生权利或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处分行为是基于处分权而行使的使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为，无须借助其他权利的协助。第二，两者的生效要件不同，负担行为因属于债权范畴 ①卡尔·拉伦次：《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仅供学习与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谢谢11
论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原则 作者：黄克雯 来源：《商情》2020年第08期 【摘要】在我国民法体系中，情势变更作为一种可以有效平衡双方利益的工具，拥有着一定的存在地位，但是，在对应的合同法中，对于情势变更却没有给予明确。在本文中，将会以各国当前情势变更原则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当前合同法现有的规定，对于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意义以及未来的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地位做出一定的建议分析，希望可以对相关从业人员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情势变更合同法利益平衡 近些年，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利益平衡问题的现实需求，我国与国外的法律体系中均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的地位，但是，这一原则在我国是通过司法的形式来进行确立，而对应的合同法中却没有相关的指引。这一现状造成了情势变更原则存在一定的漏洞，相应的制度没有做到足够的完善。 一、欧美国家在情势变更原则上的适用现状 1、德国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德国是在2002的债法修订案中，将情势变更原则纳入其法律体系中，而德国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解释归纳为：交易基础的干扰，其适用范围与条件相对广泛，在其修订案中对情势变更与法律效果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说明，如果合同所对应的情势发生变化，并且造成合同双方的利益受到损害，对应的合同丧失公平性，那么合同的不利方可以发起解除合同的请求。德国对于情势变更的解释虽然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其模糊性较强，对于相关的标准没有进行明确，这就造成了最终的审判结果有着更多的活动空间。 2、英美法律體系中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解释与适用。英美法律体系中，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应用为：合同落空原则，而这一原则包括了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分别为履行不能和目的落空。英国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需求，早在1863年的“泰勒诉考德威尔”法案中就将原本的绝对契约原则进行适度的否定，其规定当发生非被告原因导致的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被告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这就为英国的情势变更原则打下开端，而真正让这一原则在英国合同法中得以落实的是“克雷尔诉亨利案”。相比于我国的情势变更原则，英国所确立的不能履行和合同目的落空规则的范围更广，适用性更强。 二、情势变更在我国当前发了体系中地位 我国对于合同中存在的情势变更现象纳入较晚，相应的法律规范如《合同法》与《民法通则》，这两项对于合同双发带有约束性的法律并没有纳入情势变更原则，只是在《<合同法>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