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介侯)，于嘉庆甲子年(1804)在家乡武威养病。

一日与友人共游清应寺。

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已久。

当地传闻，若启封则有风雹之灾。

张澍求知心切，请和尚拆封，再三要求不得准允。

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才被允许。

拆开碑亭前面所砌封砖后，见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象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

张澍认定碑后一定有文字，又令拆除后面封砖，果然见到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

“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以此定碑前所刻不识文字为西夏国字。

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

张澍的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光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

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

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刊出。

稍后，清道光七年（1827）初尚龄所著《吉金所见录》一书中，引用清朝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除有不少西夏年号的汉文钱外，还有所谓“梵字钱”。

他把梵字钱上得文字和《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阳文字对照后，知道所谓“梵宇钱”即为西夏文钱。

张澍和刘青园两位学者的发现，并未很快引起中外专家的注意。

特别是西方学者，到十九世纪末才真正解决辨认西夏文的问题，而在此之前，英、法诸国学者竟为识别西夏文字打了二十多年的笔墨官司。

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修建的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刻有六种文字，至十九世纪中期尚有—种不能识别。

1870年英国人伟烈（A.Wylia）考定为“女真文字”。

十二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Deveria）判定此种不识文字不是女真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的女真文宴台碑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

又经过十三年，即1895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不敢决断。

直至1898年他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

而这时上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距张澍所识公诸于世也已有六十多年了。

本世纪初，法国人毛里斯(M．G．Morlsse)发表了《西夏语言和文字的解读》一文，这是对得自我国的三卷泥金字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研究成果。

他识出了不少西夏字，并注意到西夏宾语在前、动词在后的语法顺序，指出西夏语和藏语语法有相似的现象，还找出了一些西夏语虚字。

毛氏的研究进展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的，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然而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毛氏的成功大半得力于一位中国学者。

原来此经的第一卷第一页不象其他页那样以绀纸书写，而是以白色纸抄写，在西夏字的右方已有工整秀丽的汉字注释。

这样看来，在毛氏之前已有中国学者试通其文，由于此人的精心研究并获得成效，才使毛里斯有思考的锁钥，循此继进，取得更新的成果。

此人是何许人呢?据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先生考证，他就是清末涉猎过西夏文的鹤龄。

西夏文成为死文字后，此人可推为第一个取得较大研究成果的人。

那么，西夏文字究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西夏文字的创制者野利任荣野利任荣是党项族中的著名学者，学识渊博，对中国文化典籍非常精通。

是西夏王朝建立初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参与者和谋划者，曾受元昊委托亲自主持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字——西夏文。

是元昊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元昊封他为谟宁令（天大王）。

舌战群臣提倡务实在元昊继位之初，就准备废除父辈传下来的沿袭宋朝的繁琐的典章礼仪制度，而尽量突出党项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色，但却遭到了一些大臣，尤其是前朝元老的激烈反对。

在西夏国内施行何种建国方略上，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方法的斗争。

当时的大臣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两派截然不同的阵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种意见主张完全照搬唐宋的那一套，认为他们的礼仪制度详实完备。

西夏落后，理应全盘宋化；另一种意见主张根据党项的实际情况稳步进行改革，反对照搬。

面对群臣截然不同的意见，何去何从，元昊神色凝重，一言不发。

就在这宫廷熙熙攘攘的辩论声中，野利任荣站了出来。

只听他对元昊和众大臣慷慨激昂地讲到：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兴旺，必须有一整套持之以恒的建国方略。

刚才诸位大臣认为要想使夏国富强，主张照搬中原宋朝的那套制度，这种说法太没道理了。

昔商鞅变法，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变革，秦国才成为一代霸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重视兵备，因而国家才强大起来。

我们夏国的实际情况是党项族人与汉族人混居，民性强悍，喜欢打猎，经常与兵马打交道，没有礼乐诗书之气。

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顺着民族的习性，根据我们党项族人的风俗习惯进行奖罚。

我们党项族人的风俗习惯是人民喜欢征战，崇尚强悍，视战死沙场为荣，老死家中为耻。

只有这样，才可以与宋朝抗衡，征服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难道只有宋朝的区区礼仪就能打败敌人吗！此时此刻，宫廷内一片寂静，众大臣哑口无言，都被野利任荣纵横捭阖的话语深深折服了。

元昊脸上也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野利任荣这种强调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确定立国方针，进而进行改革的务实意见，深得元昊的心意和赞同，这场事关西夏何去何从，兴亡盛衰的立国方略的大辩论就这样以野利任荣的胜利而结束。

此后，元昊更加倚重野利任荣，视其为知己与心腹，无话不谈，放心地把建国的方略大计、典章制度，交给野利任荣指定与谋划。

元昊在改革礼乐时曾对野利任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

这实在是采纳了野利任荣提倡务实的高见。

其实，野利任荣提出的务实精神，在元昊的倡导下，不仅在礼乐方面，在西夏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重实际、轻形式，善于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具体情况而有所选择。

独居高楼创制西夏文字党项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

随着党项族的社会发展，先进的文化形态在生产发展的孕育以及其它民族文化的创击中有了最新的胚胎。

而文字的创制，正是这种胎动的客观显著表现。

主观上是党项族一直使用汉族文字，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增强民族意识，忧国忧民的野利任荣认为创制一种作为党项族表征的党项文字势在必行。

在元昊的大力支持下，野利任荣独居一高楼上，根据汉字与藏文的若干特点，专心研修，废寝忘食，不分白天黑夜，终于在短短几年后，既大庆元年（1036年）演绎出了西夏文字十二卷。

西夏文字是野利任荣仿照汉字的造字特点，多采用会意合成法，例如：取水和土的各一部分合成泥字，地和动的各一部分合成震字等。

西夏文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被创制出来，既是党项民族富有智慧的表现，同时也为西夏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野利任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下令遵为“国字”。

颁布之时，群臣上表敬献颂词，举国庆贺，并改元（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

为了推广这种文字，野利任荣派人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他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并不辞辛劳，亲自到过很多地方传授、解惑。

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的文艺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

由于野利任荣的积极推行和大力提倡，西夏字便广泛地使用和迅速流行起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方面，都用新文字作为使用的工具。

经过应用，西夏字也逐渐演绎成一套如汉字楷、草、隶、篆书体的固定体式。

野利任荣创制西夏文字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西夏的主体居民党项族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文字，他们在热情建立自己的政权时期，迅速创制新文字用以巩固民族语言，并从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入手，来提高学习文字的效率，以利进一步普及和发展社会的知识文化。

主持蕃字院翻译汉文典籍野利任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在国家的政权中设立了“蕃字院”。

元昊对蕃字院特别重视，特委任野得任荣来主持。

元昊同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文书，一律用西夏文字书写，由蕃字院担任撰写。

除此之外，野利任荣主持蕃字院，通过翻译汉文典籍，还学习汉族文化，掌握治理封建国家的一套本领。

在蕃字院中，由野利任荣主持翻译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为西夏文。

野利任荣还在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内，选拔品学兼优者，让他们进入蕃字院学习，等到他们学业有成时，出题考问，根据他们的成绩，授以大小官职。

野利任荣的这种培养、选拔官吏，以科举取士的办法，对提高党项地主阶级的文化水平，意旨贵族豪强势力的扩大，巩固夏国封建政权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里希特霍芬2004-11-13 09:07 回复此发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 久已失传的西夏文字发现始末(文/ 史金波)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七月，为西夏民生国计操劳一生的野利任荣去世。

李元昊悲痛至极，三次前去祭奠，并且抚灵痛哭悲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并给于厚葬，赠封为富平侯。

天盛十四年（1162年）仁宗仁孝又追封野利任荣为广惠王。

纵观野利任荣一生，他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大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有作为的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野利任荣能把二者结合为一身，这在西夏国党项族人中是不多见的。

西夏文所记录的语言被称作西夏语，实际上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语言。

因党项人自称“弥”，所以称自己的语言为“弥”语，一般译成汉文为“蕃语”。

党项族和汉族因所操语言不同，在夏、宋关系中，还闹出了不小的纠葛。

元昊在已继承王位，尚未正式称帝时，就自称“兀卒”，汉文史籍记为“青天子”或“可汗”。

后来元昊向宋朝提出把“兀卒”二字改为“吾祖”。

宋朝的大臣们认为这是元昊想占宋朝皇帝的便宜。

双方关系趋于紧张。

其实“兀卒”乃是西夏语“皇帝”二字的译音。

元昊早有称帝之意，只是开始势力不够强大，慑于宋朝的压力，所以对宋往来只用西夏语“兀卒”之音，不译成汉语“皇帝”二字。

西夏灭亡后，西夏语历经元、明随着党项民族的逐渐被同化而消失，和西夏文成为死文字一样，它也成了一种无人会说的死语言。

在近代解读西夏文的过程中，西夏语的秘密也逐渐被揭开，经过反复比较研究，目前一般认为西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它除了有汉藏语系各语言都具备的共同特征，如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单音节词根占大多数、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等，还具有这一语系中藏缅语族的重要特点。

随着一些有价值的西夏文文献资料，特别是各种西夏文辞书的发现和整理，西夏学界对西夏语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对西夏语的构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它的特点可以描绘得比较具体。

(一)语音方面1．据西夏文字典《音同》和《五音切韵》所载，西夏语声母共分九大类：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

其中，舌上音音节最少，来日舌齿音音节最多。

2．西夏语声母有鼻冠音，这与藏缅语族中某些语言的特点相同。

此外，可能还有轻化鼻音，这种现象在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中也能找到。

3．据西夏文字典《文海》和《五音切韵》等文献资料证实，西夏语有平，上两个声调，平声九十七韵，上声八十六韵。

4．韵母中复韵母较为丰富,有开口、合口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