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翻译的创造性
人们常把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人总容易将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上的机械对应活动，丝毫谈不上有什么创意，甚至有人认为翻译就是“模仿”或“拷贝”的同义词。

不仅如此，在传统观念中，作者和译者是全然不同的两种角色，作者是自由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处置自己的作品，而译者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权利，他只能跟在作者的脚步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只能如实地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有自己的主观意志，更没有发挥创造性的自由。

近些年来，认为翻译缺乏创造性的看法在理论界开始受到系统而有力的挑战。

当代翻译研究已经证明，翻译不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性的职业。

这对于广大的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犹如打开了一扇长期关闭着的窗户，使翻译者一下子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由此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新的飞跃。

译者的创造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的方方面面。

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曾列举了翻译中对译者创造性要求最高的七种情况，包括文化词语、特殊的句法结构、具有文化内涵的暗喻、习语、谚语、双关语和新造词、特殊的语音联觉效果等等。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原文中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所做的出色而灵活的处理。

请看例子：
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第22章，有这样一段近乎文字游戏的表达，幽默而不失词趣，可是，多年来成为了一个翻译难题，各路高手屡试不爽。

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 （David Copperfield，XXII）
这段文字其实是英语中的一种嵌字顺口溜，也是一种文字游戏，说的人一般要讲六句话，每句话最后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都要一样（如上述文字都是以字母E打头的单词），如果作不上来便要受罚。

此类文字游戏的翻译通常对译者都是一种挑战，因为这种文字上的特点在汉语里似乎是不可能再造的。

且看以下两种译文：
译1：……我爱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ticing（迷人的）;我恨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gaged（订了婚的）。

我用我的爱人象征Exquisite （美妙），我劝我的爱人从事Elopement（私奔），她的名字是Emily（爱弥丽），她的住处在East（东方）。

（转引自《英美名著翻译比较》，第271页）
翻译家董秋斯是以上译文的译者。

在这段译文中，英语和汉语夹杂。

对于不懂英语的读者来说，那就构成了遗
憾，对于懂英语的读者来说，似乎也太平直啰嗦了些。

其实董译采取的是保留原有的英文单词，再在括号中注明语义的办法，表明上看来是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含意，但是原文活泼俏皮，妙趣横生的味道却丧失殆尽了。

此外，“我用我的爱人象征”、“我劝我的爱人从事私奔”，如此搭配，似乎生硬勉强了些。

译2：……我爱我的所爱，因为她长得实在招人爱。

我恨我的所爱，因为她不回报我的爱。

我带着她到挂着浮浪子招牌的一家，和她谈情说爱。

我请她看一出潜逃私奔，为的是我和她能长久你亲我爱。

她的名字叫做爱弥丽，她的家住在爱仁里。

（《大卫·考坡菲》，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2章，第495页）
这是张若谷教授的译文，此段译文显然优于上译。

张译摆脱了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以嵌字“爱”取代原文中的字母E，再造了一个汉语的嵌字顺口溜，再现了原文的文字风格，堪称富有创意的佳译。

不仅仅是文学翻译具有创造性的特点，从较低的层次来看，哪怕是最基本的直译或迻译，有时也会成为翻译中最具有创造性的因素，因为它们可以极大地丰富一国的语言和文化。

以英语中的humor这个单词的汉译“幽默”为例：humor一词最初传入中国时，曾有人主张直接用汉语中现有的词汇“滑稽”或“诙谐”来译，但是这个词本身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内涵，其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体液学说（Humoralism）古希腊人认为人体内存在血液（blood）、黏液（phlegm）、黄胆汁（choler）、黑胆汁（melancholy）等四种体液。

这四种不同体液的分泌便形成了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四种气质，也就是humor。

所谓“good humor”，指的是比例均衡的状态;而“out of humor”，指的是比例失调的状态，或者是其中的某种体液比较突出的状态。

现今英语中的humor一词，除了含有可笑、有趣、风趣之意，也指人的精神状态、心情或脾气，与汉语中“滑稽”、“诙谐”等词语的内涵并不一致。

至于从humor到“幽默”的中文译名，则是林语堂信手拈来的妙译（汉语中“幽默”一词，始见于屈原的《楚辞·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原本表示“寂静无声”之意），他对此译法的解释是：“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为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故译为幽默。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音义兼具的译词，不仅通过音译保留了humor 原有的文化内涵，还为汉语词库添加了一个具有不同蕴涵的新词，难怪余光中认为把英文humor译成幽默，是神来之笔。

我们再以coca-cola的翻译为例：
上世纪20年代，某品牌的国外饮料开始引入上海生产，其中文译名为“蝌蝌啃蜡”，这种饮料的销售状况非常差。

于是该品牌专门负责海外业务的出口公司公开登报悬赏350英镑征求译名。

当时身在英国的一位上海教授蒋彝，便以“可口可乐”四个字击败其他所有对手，拿走了奖金。

现在看来，这个翻译堪称经典。

可口可乐，一直被认为是广告界翻译得最好的品牌名。

不但保持了英文的音译，还比英文更有寓意。

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书面还是口头，都易于传诵。

可口可乐四个字生动地暗示出了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感受——好喝、清爽、快乐——可口亦可乐。

让消费者胃口十足，“挡不住的感觉”油然而生。

也正因如此，可乐逐
渐成为同品类的代名詞和行业标准。

法国翻译学者让·德利尔（Jean Delisle）曾指出，人类翻译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其创造性，因为翻译中涉及了许多选择，而这些选择无一是由预先设好的规则所决定的。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也认为，译者面临的选择越多，选择面越广，就需要越多的创造力（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由于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翻译不仅仅是寻找一种解决方案的过程，更多的是创造解决方案的过程。

总而言之，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创造的过程，翻译者的创意是难以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