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原、被告系邻居。

被告泥金亮在其院内饲养有蜜蜂。

2000年8月21日，原告在自家院内洗衣服时被蜂蜇伤，住院治疗3天，花去医疗费266．10元。

原告以被被告饲养的蜜蜂蜇伤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被告对原告举出的侵权事实予以否认的，被告应加以证明。

被告未能证明蜇原告的蜂不是自己所养的，其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对其蜂伤人造成的损害负民事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第127条的规定，该院判决被告将其饲养的蜜蜂挪离居民区，并赔偿原告的医疗费等。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原告的证据仅仅是被蜂蜇过，不足以证明是其所养之蜂蜇伤，原告的举证责任未能完成，就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让其证明蜇人之蜂不是其所养，显属错误。

原告对此答辩认为，被告要想获得免责效果，就必须证明蜇人之蜂不是被告所养的这一事实。

二审法院认为：原告证明了被蜂蜇伤的事实，而被告系原告之邻居，家中养有蜜蜂，是可能的责任人。

被告想获得免责的法律效果，就应当证明非自己所养的蜂蜇伤了原告，或者原告被蜂蜇伤是由于自己过错造成的，但被告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故其上诉理由不成立。

遂判决驳回被告的上诉，维持原判。

问题：本案中的证明对象（待证事实）是什么？2、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恰当？进而法院的判决是否合适？[案例二]A银行与B公司因贷款合同纠纷诉至法院。

原告A银行诉称：1996年1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贷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发放短期贷款4000万元，年利率为4％，期限为3个月。

同时，双方签订一份抵押合同作为贷款合同的从合同，以估价4000万元的财产作为还款担保。

贷款期限届满，被告不能如期还款。

考虑到被告对外具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而短期流动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原告同意将贷款期限延长至5年。

双方另行签订一份贷款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贷款4000万元，年利率为5％，期限为5年。

该合同编号与前一份合同相同，抵押合同未变。

为避免与银行内部有关规定冲突，未注明该合同是对3个月短期借款合同的变更，并倒签合同日期为1996年1月8日。

2001年1月8日，变更后的合同期限届满，原告要求被告还款遭拒绝，遂向法院起诉，被告U公司辩称：1996年1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贷款合同两份，贷款额均为4000万元，期限分别为3个月和5年。

后原告向被告发放了3个月短期贷款，但未发放5年期贷款。

因短期贷款合同期限届满后原告一直未向被告主张还款，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5年期贷款合同是3个月短期贷款合同的变更，还是与3个月短期贷款合同是相互独立的。

为阐述各自的观点，原、被告双方都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原告认为，两份合同编号相同，贷款金额相同，并且以同一份抵押合同作为从合同，应认定5年期合同是对3个月短期贷款合同的变更。

被告则认为，两份合同在贷款项目、种类、利率、还款方式等方面均不同，且5年期合同中并未注明是对3个月短期贷款合同的变更，因此应认定两份合同相互独立。

问题：原被告双方谁陈述的事实比较符合情理？法院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要达到何种证明程度？（证明标准）[案例三]A市的顾某是著名的内画专家，他画的每个鼻烟壶都能卖到5000元人民币以上。

B市的某旅游商店以每个3500元的价格向顾某订购了两个，双方约定四个月后交货，旅游商店给付顾某2000元定金。

一个月后，海外某机构邀请顾某出国讲学。

顾某在出国前，对他的一个徒弟说："这两个壶就交给你了，你临摹上我的两个壶，写上我的名字，就当是我画的，那5000元就算给你的报酬啦"合同到期，旅游商店来取货。

顾某将这两个壶交给了旅游商店，收取了5000元报酬，后将这笔报酬给了徒弟。

旅游商店将这两个鼻烟壶放在店中，被一个外国客商看中，用重金买下。

该客商回国前请有关专家鉴赏，发现是赝品，要求退货。

旅游商店将顾某起诉到B市人民法院，要求顾某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

顾某认为“我是A市市民”，B市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

请问：（1）本案中，原告的证明对象具体是什么？（2）顾某提出的“我是A市市民”，能否成为证明对象？杨华19:52:41[案例四]货款纠纷案原告：南阳市淅川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制药公司”)被告：宋长献。

被告：南阳市医药器械化玻采购供应站(以下简称“器坡站”)。

“制药公司”于1998年8月11日向法院起诉称：“1996年6月至12月，被告宋长献以批发部的名义先后购买我公司生产的60粒装的盐酸氟桂嗪胶囊746件，单价1050元，计款783300元；20粒装的盐酸氟桂嗪胶囊210件，单价820元，计款172200元；双黄连注射液16949件，单价480元，计款8135520元；双黄连口服液700件，单价480元，计款336000元；感冒清89件，单价100元，计款8900元，合计货款9465920元；1996年3月被告宋长献以批发部名义从南阳市医药公司中药科提走我公司60粒装盐酸氟桂嗪胶囊200件单价1050元，计款210000元；双黄连注射液220件，单价480元，计款105600元；双黄连口服液200元，单价480元，计款96000元；合计411600元。

共计被告应付货款9853720元。

1997年8月17日前，被告宋长献以批发部名义付款1754629．11元；1998年2月前，被告宋长献从批发部支付现金1212546．5元，以车抵款283000元，合计1495546．5元；1997年2月，退20粒装盐酸佛挂嗪胶囊瓶，单价14．1元，计款128740元；1997年3月，退双黄连注射液73620盒，单价8元，合款588960元；被告先后退货折款及已付货款合计3967875．61元。

欠款5885844．39元经我方多次催要至今未付，故使我方遭受极大经济损失。

”“又由于公司与宋长献系购销关系，宋长献是器玻站的批发部承包人，而批发部不具备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其对外的经营活动是以器玻站的名义进行的，故应由宋长献和器玻站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欠款、滞纳金及诉讼费用。

”被告宋长献辩称：原告称宋长献以批发部名义先后购进我公司产品等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事实是：1994年3月28日，我和李福胜与淅川药厂签订一份协议，我被淅川药厂聘为驻南阳办事事处负责人，我部成为淅川药厂驻南阳办事处。

协议规定有效期三年，自1994年6月1日至1997年6月1日止。

我部与淅川药厂业务关系据此协议确定和开展。

协议在执行的两年内，双方合作基本满意。

办事处和厂里的矛盾是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的。

主要原因有两点：(1)全国药品销售价格直线下跌，生产厂家走向困境；(2)淅川药厂违背协议原则，给办事处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就价格问题，我多次找制药公司原经理全壬午，全多次说：按市场行情卖。

在1997年7月10日，我到淅川药厂去协商价格时，淅川药厂既不对账，又不算账，强行扣车扣人两天，声言不签协议就送检察院处理，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我签了字。

请求法庭调查核实，依据法律作出公正裁决。

被告与原告之间是代销关系，不是购销关系。

制药公司在中院起诉我欠其货款580万元，但未提供双方认可的证据，要求在法庭主持下双方拿出各自凭据算账，以算账结果作为判决依据；原告主张的5885844．39元与事实不符，其不但不欠其分文货款，反而厂方还欠其170多万元借款。

1998年9月8日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制药公司将请求的本金数变更为6197056元。

被告器玻站在庭审时口头辩称：(1)器玻站不应列为被告；(2)被告所诉不实；(3)原告起诉宋长献和器玻站自相矛盾。

宋长献的行为并未代表器玻站。

安全提示：如果聊天中有涉及财产的操作，请一定先核实好友身份。

发送验证问题或点击举报杨华19:52:45制药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庭审中举证出一份1997年8月17日公司工作人员以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与宋长献签订的“购销还款协议”，该协议约定：1996年6月至12月，宋长献购进公司药品价值9271560元，截止1997年8月，宋长献尚欠公司货款7516930．9元。

为加快货款回收、盘活资金，结合宋长献市场销售的实际情况，公司同意承担亏损3016930．9元，宋长献必须于1997年10月20日前一次付清下欠的450万元整。

如逾期不付，公司撤回亏损数额的承担，并加罚银行利息和滞纳金。

对此购销还款协议，被告提出是受到原告方的胁迫而签。

开庭后第三天，宋长献得知主审人梁俊伟系淅川人，与制药公司同籍，遂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请求梁俊伟回避，同年9月15日一审法院审委会研究决定，梁俊伟回避，本案交由另一法官牛晓春审理。

因双方对欠款数额争议较大，一审法院“应宋长献之要求分别于1998年9月25日、10月22日召集双方征求意见，双方既同意南阳市会计师事务所全面审计，又同意以审计结果作为定案依据。

”(制药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情况反映语)一审法院决定对双方自1992年至1997年的所有经营往来委托南阳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鉴定。

1998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审委会研究决定恢复原合议庭审理本案。

梁俊伟随即恢复审理本案。

1998年12月16日，承办人将(98)宛会师内审字第55号《会计鉴定报告》交给宋长献限期提出书面意见，12月19日宋长献在规定时间内递交了异议书，12月21日又递交了补充意见。

中院承办人12月29日通知双方：“会计师事务所的针对你们提出异议的报告出来了”，交给宋长献一份名为(98)宛会师内审字第57号《会计鉴定报告》，声明原鉴定报告作废，但此报告落款日期同前一报告相同，同为1998年11月28日，宋长献对此强烈不满并在保留原异议的基础上再次提交了《异议书》。

1999年1月22日，第二次开庭时，宋长献再次提出申请要求梁俊伟回避，未得到允许。

关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双方提供的证据有：[被告的意见及证据]1．1994年3月28日《办事处协议》；2．1996年2月1日南阳市纪委对公司原厂长全壬午的调查笔录，在该笔录中全壬午承认了双方是代销关系，并称“该协议(1994．03．28协议)目前仍有效”；双方业务往来有关凭证，证明双方系代销关系：“1996年7月23日制药公司工作人员高志富在宋长献处拉药价值73279．8元。

制药公司销售处副处长韦明有知道此事，并签有‘凭条准发’的字样”，这说明双方是上、下级关系；1998年12月20日制药公司下发的淅药字(1998)41号文件载明宋长献是其业务人员；制药公司1994年6月至1997年3月电话费、医疗费、会议费、广告费、运输费以及其领导手机费等都在宋长献处支出的事实，更是说明该协议一直为双方有效履行；制药公司1999年8月26日质证中向承办法官提交的材料载明宋长献是其业务人员；1995年4月2日的《订货合同》、1995年《12·29合同》、1996年《7·29合同》和1997年《7·12合同》是上诉人应被申诉人的要求为配合被上诉人企业改制和银行贷款所签订的虚假合同，实际上没有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