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齐文化是一种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的文化，自古以来，深刻地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莫言作为古齐国属地上的现代子民，身上流淌着齐文化血脉，创作中自然烙有鲜明的齐文化印记。

关键词：齐文化；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288(2011)05-0020-04从齐文化的角度看莫言创作王恒升（潍坊学院，山东潍坊261061）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莫不烙有作家文化人格的鲜明印记，而文化人格的形成又离不开长期耳濡目染的文化环境。

作为古齐国属地的现代子民，莫言的身上自然流淌着齐文化的血脉，张扬着齐文化秉赋的性格。

“齐文化以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为特征”，是一种“尊贤上功”、崇利善变的“实用主义的文化”。

[1]这种文化基因，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莫言，而且在他30多年的文学实践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一、广收博采与融会贯通新时期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路走来，历经数十个文学潮流，终发展成如今浩荡无疆的多元阶段。

然而，无论文学如何翻腾裂变，绝大多数的作家终能被各个潮流瓜分殆尽，成为它们的形象代言人。

如提到伤痕文学，必谈刘心武；提到反思文学，必谈王蒙；提到改革文学，必谈蒋子龙；提到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必谈刘索拉；提到先锋文学，必谈马原；提到寻根小说，必谈韩少功；提到女性文学，必谈王安忆；提到新写实，必谈池莉；提到现实主义回归，必谈河北“三驾马车”；提到新生代，必谈韩寒……当然，在每一个文学思潮中，并不仅仅只有上述几人，每一个潮流都会促生大批作家登上文学舞台。

笔者的意思是说，不论文学如何变化，活跃其中的作家绝大多数都只能各领风骚数几年，而风头一过，文学的宫墙上就会变幻出新的大王旗，拥有长久的且旺盛的文学创作生命力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但莫言恰恰是一个拥有旺盛的创造力的作家。

熟悉莫言创作的人一般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要想把莫言像其他作家那样归类，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他的身影从他出道那天起就始终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甩出一篇或几篇作品，震撼并冲击着人们或紧张或松弛的阅读神经，让人们知道莫言依旧是一个文学弄潮儿。

莫言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创造力，与他的广收博采和融会贯通是分不开的。

莫言的广收博采是从模仿开始的，这一点如同众多的文坛新军。

贾平凹模仿杨朔，迟子健模仿萧红，而莫言模仿的是孙犁。

在莫言早期的《春夜雨霏霏》、《民间音乐》等作品中，流露着鲜明的“荷花淀”风格，这也是他当时颇受孙犁看重的原因之一。

孙犁曾评价《民间音乐》“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

[2]对于模仿，莫言并不讳言，而且公开断言：“几乎没有人是一下子就会写出很成熟的作品，大多数作家刚开始时都是模仿，包括我们伟大的鲁迅，他的好几部作品都可以找到模仿的原本。

”[3]甚至公开承认《售棉大路》就是模仿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写出来的。

在《独特的声音》这篇文章里，他说：“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与我的早期小说《售棉大路》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阅读它时，我的心情激动不已，第一次感觉到叙述的激情和语言的惯性，接下来我就模仿着它的腔调写了《售棉大路》。

这收稿日期：2011-03-20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联重点科研课题“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影响力研究———以莫言的小说创作为例”（09-ZZ-WH-17）；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莫言小说创作与高密地方文化关系研究”（2009141）作者简介：王恒升（1964—)，男，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20··次模仿，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意义重大，它使我明白了，找到叙述的腔调，就像乐师演奏前的定弦一样重要，腔调找到之后，小说就是流出来的，找不到腔调，小说只能是挤出来的。

”[4]从莫言的上述言论中可以充分看到，在他创作的起步阶段，不仅模仿中国作家，而且也模仿世界其他国家的作家，呈现出了一种开放性的“拿来主义”的姿态。

然而，尽管模仿、借鉴是大多数作家的必经之路，但一个有出息有追求的作家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模仿阶段，他必须千方百计地发现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对此，莫言有清醒地认识。

他说过：“我想一个作家的成熟，应该是指一个作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所谓风格，应该是一个作家具有了自己的独特的、不混淆于他人的叙述腔调。

这个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

”[5]认识是升华的基础。

当莫言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他开始从简单的模仿、借鉴中突围了，而突围的时机定格在了1984年的秋天。

这一年的秋天，莫言提着简单的行李，怀揣着已经发表的寥寥数篇小说和前辈孙犁写的200多字的一篇评论，走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为了军艺文学系创作班的第一届学员。

1980年代中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如火如荼的时候，西方的各种思潮蜂拥而尽，而军艺又采取了八面来风式的教学，这使得莫言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当然，这之后的莫言并没有很快摆脱模仿，实践证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

但是，变化还是非常显著的。

如果说，此前的莫言只是机械地仿作的话，那么，此后的莫言则进入了一个理性学习借鉴的新阶段。

在军艺两年，他读了马尔克斯，读了福克纳，读了卡夫卡，读了川端康成，读了众多西方作家的作品，甚至品读了以凡高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画家的艺术作品，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进小说。

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

”[6]福克纳对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对马孔多镇的描写开启了莫言对故乡记忆的闸门，于是，一个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极其重要而又极富中国乡土气息的文学地理环境或曰概念“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的笔下诞生了。

回顾1980年代的创作历程，莫言曾不无感慨地说：“整个八十年代的创作是一个解放头脑，唤醒自我，寻找自我，唤起自己的乡村和童年记忆的一个过程。

我反复说过，与其说在‘军艺’这两年是学习，不如说是在寻找自我。

找到了自我就是一种成功，找不到自我就作不出太大的成绩。

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发现自我、找到自我，这也借助于外来的力量，一方面我们阅读了许多的西方的作家的作品，这些外部来的成功的作品产生了一种摧枯拉朽的作用。

另一种也来自于很多大学的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育，因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信息。

这些外来的力量，最后导致了我们内心的剧变。

”[7]阅读莫言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难发现，在《白沟秋千架》中，闪烁着川端康成的影子；在《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中，有着感觉主义的印记；在《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等中，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又无处不在；在《怀抱鲜花的女人》、《模式与原型》、《红耳朵》、《战友重逢》、《梦境与杂种》、《幽默与趣味》中，显然又涌动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斯洛的人生需要层次理论。

莫言创作这些作品，与其说是模仿，倒不如说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确切。

因为此时的莫言早已摆脱了幼稚，走向了成熟。

在1990年代初，莫言还向中国古典传统学习，仿照蒲松龄的手法，写了大量的志人志怪小说，使自己得到了更加全面的艺术锻炼。

莫言真正从广收博采阶段进入融会贯通阶段，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具体标志是他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和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灵异”叙事方法巧妙地融为一体，创作了一大批中西合璧、风格鲜明的中短长篇小说。

这里面，既有鬼神难辨、神秘莫测的《拇指铐》、《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白杨林里的战斗》，又有融传奇与写实和谐为一体的皇皇巨著《丰乳肥臀》；既有被称作“叙述的极限”的《欢乐》、《酒国》、《十三步》，又有被称作“莫言叙述”的《四十一炮》；既有向传统致敬、艺术上进行“大踏步地撤退”的复调小说《檀香刑》，又有吸取佛教轮回思想、为共和国农民作传的《生死疲劳》；还有近年出版的极具象征和隐喻色彩的《蛙》。

总之，每一部作品都不是一种艺术或几种艺术的简单的重复或叠加，而是多种艺王恒升：从齐文化的角度看莫言创作第5期21··术的高度融合。

二、自由奔放与积极进取莫言的自由奔放与积极进取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文学观念的不墨守成规上。

1980年代初，当莫言初登文坛时，所持观念是当时比较流行也是比较正统的观念，受工具论的影响还颇为深刻，认为文学是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工具。

“认为‘善’能改造人类，‘善’是‘美’的灵魂，”“‘美’的火花”能“照耀”“小说中人物圣婴般纯洁的脸庞”，[8]但到了1984年进入大学接受全面的艺术洗礼之后，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开始由重视生活转变为重视艺术想象，认为“只有有想象力的人才能写作，只有想象力丰富的人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和灵气，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想象力上，”而且断言，“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应该是一种灵气的凝结。

”[9]正是因为崇奉想象力，才有了此后天马行空般的创作。

然而，对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崇拜并没有束缚住莫言探索的手脚，他没有像某些作家那样只是津津乐道于模仿而固步自封，他有自己的思索和认识。

他开始由技术层面的简单性模仿升华到思想层面的创新性思考。

于是，产生了下面的认识：“伟大作品给予我们的真正财富，我认为不是坐着床单升天之类诡奇的细节，也不是长达一千字的句子，这些好像都是雕虫小技。

伟大作品毫无疑问是伟大灵魂的独特的陌生的运动轨迹的记录，由于轨迹的奇异，作家灵魂的烛光就照亮了没被别的烛光照亮过的黑暗。

”当他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才有了如下的文学观：“我觉得小说越来越变为人类情绪的容器，故事、语言、人物都是制造这容器的材料。

所以，衡量小说的终极标准，应该是小说包容着的人类的———当然是打上了时代烙印、富有民族特色、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统一的———情绪。

”[10]将故事、语言、人物看作是材料，将打上了时代烙印、富有民族特色、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统一的人类情绪看作是文学表现的中心内容，可以说是无限地抵近了文学的本质所在。

到此为止，莫言似乎应该满足，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时代的浪潮挟裹着莫言不由自主地前行，另一方面，莫言也在被动中不断主动出击，时刻捕捉思想的火花。

当19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思潮纠结着先锋文学思潮、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一同前进的时候，莫言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吧———这就是文学！”[11]一时间，不仅搅翻了文坛，也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