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一：亚当斯密的悖论（供求论）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断言：当人们尽量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并且这样做不受阻碍时，他们最终同时使社会受益，即便那不是他们的目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富论》中提出的重要论题。

亚当·斯密写道："个体生产者只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这样做时，像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结果出现，而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

"亚当·斯密悖论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矛盾，200多年来它一直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

这一理论的效力不断受到宗教权威、经济学之外的理论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自身的挑战。

虽然如此，"看不见的手"这一悖论使人类行为合理化，且在20世纪越来越多地指导西方甚至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另外，斯密更一般的见解，即总体收益的结果也许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已经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称为"使经济思想注入对社会进程一般理解的最重要、最具智慧的贡献"。

这个重要的极具智慧的想法是正确的吗？亚当·斯密与其他启蒙思想家（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后期）一道尝试着将人们从教会教条束缚和诸如骄傲、嫉妒之类的情感中解放出来，而这些在历史上曾使人类行为被扭曲。

通过强调无私和来世相对于世俗生活的重要性，教会教义遏制了人类状况的暂时进步。

僧侣们看到了社会底层和普通的人们为这种需要被束缚的情感左右。

斯密相信，教会教义也维系一个上流社会，而该社会无助于商业活动。

使牧师和其他人忧心的激情除傲慢和嫉妒外还包括愤怒，以及对荣誉或报复的欲望。

他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这种激情已经导致损坏政治经济稳定的争战杀伐。

自从中世纪以来，商业活动就遭受僧侣和智者们的诋毁，但却受到下等人的推崇，并且这种态度在欧洲创国阶段广为流传。

贪婪和欲望由被称为重商主义的一套政府强制规则所控制。

斯密对个人物质利益追求的社会利益影响的强调，是对那种认为社会由僧侣式的禁欲主义和国家干预理念引导的思想的冲击。

国家干预理念认为社会的破坏性激情必须由规章、制度和政府的强行干预来控制。

相反，斯密认为，人们有一种嗜好去交易、交换，用物去换取另一物。

这种嗜好表示出人们的判断和谨慎，它会受到社会法律和道德的规范。

因此斯密寻求使遭受严厉批评的行为社会合法化的途径，因为对于这一行为在整个系统范围内的影响，别人仅看见了混乱，他却看见了秩序与和谐。

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去解释合理计算个人物质利益将怎样导致竞争，竞争转而为整个经济体系带来高额的产出和收入，并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

斯密将这一自我调整的过程视作上帝为社会和谐创造的一条自然规则，它应为人类发现并应代替重商主义的制度规则。

简而言之，斯密试图找到一条适用于经济的普遍的自然法则，它将代替自中世纪以来指导思考经济的人为规则。

他相信，政府的商业政策妨碍了为全社会生产最适宜的物质产品所需的变化。

个人利益可以被信赖，因为每个人被假定能很好地衡量它，即使斯密承认人类动机的多样性与重要性，他仍相信个人物质利益占支配地位，只能产生社会和谐。

无论怎样，个人的物质利益仅是多种动机的一个；这一事实为斯密"看不见的手"分析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确保在一组产生"看不见的手"的转换关系中的任何一点是个人物质利益而不是其他动机占支配地位？对斯密来说这是个问题，因为他没有区分全部效用和边际效用。

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动机的多样性构成了每个人的心理并组成了全部效用，但它不决定交换商品的价值，因此边际效用促成了交换。

为什么交换的边际效用应仅由或至少主要由个人利益来引导呢？当我们考虑买卖商品时，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选择限制在那些服务于同一目标并经常具有非物质性和非利已性特征的商品。

诸如为疼孩子买一个玩具，为自傲或为妒嫉邻居家的车而买一辆新跑车的决定显然植根于物质利益以外的其他动机。

但是在挑选满足这些动机的商品的过程中，物质考虑（价格、质量、数量、个人的收入）将对特定选择起决定作用。

只要在交易决定时个人物质利益决定行为，其他动机就构不成问题。

尽管斯密提出许多有关自由交换产生有益影响的例子，还提出自由交换的初步逻辑，但这样一种系统怎样增进全社会物质资料的合理配置，方法论利已主义对此进行了充分严密而持续的思考。

这些探索也都被以更严密的形式表示出来。

直到20世纪头十年，马歇尔（1842～1924）提出用来解决"看不见的手"悖论的供给、需求及供求相互作用的理论，今天，斯密的社会和谐论被认为是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基本定理，即在市场体系中，竞争能有效地配置资源。

效率也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出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1848～1923），其意指在所有交易发生并且生产方式被选择后，没人能进一步改善状况而不使其他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种解决方式的问题在于它依靠大量不现实的假设。

帕累托最优假设产权完全被细化、强化，仅生产私人商品，不存在外部影响和信息不对称；并且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被认为是平等的。

一般说来，现实中这些条件是不存在的，并且这些条件引出否定竞争市场有效产出的多种问题。

这些所谓有的市场失灵包括免费搭便车行为（对于外部影响和公共物品来说）、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工作信号和委托-代理问题（对于信息不对称来说）、寻租行为（对于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来说）。

对这些问题有两个概念性选择：第一个解决方法是认为恰当的政府行为（最高产权的变化）将支持市场体系，所以能够提供公共物品，通过参与市场使外部影响主观化，消除信息不对称，并且纠正难以接受的收入财富不平等。

第二个解决方法是允许经济理论体现出比单独的个人物质利益更丰富的动机序列，特别是对社会协作的欲望和集体归属感。

这两个解决方法都不让人十分满意，接受更多的政府行为或更大范围的人类动机使亚当·斯密悖论的理论基础消失了。

那就是如果人们关心他人还规则地具有公共精神，而且无论如何如果需要政府去实现效率和社会和谐，也就没有可要解决的悖论了。

另一派思想更正式地提出亚当·斯密悖论：19世纪列昂·瓦尔拉斯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斯密社会和谐论的一种抽象正远见的方法。

它由方法论利已主义激发，并沿着所有投入产出市场间的相互关系去找到能导致有效资源配置的均衡。

这一方法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去证实这样一种均衡存在，并且是唯一的、稳定的，所有这些都是解决亚当·斯密悖论必需的。

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对最理想一般均衡存在的证明。

无论如何，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和惟一性没有被证明出来，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不可证的。

这意味着什么？仅仅个人行为不够产生一个惟一或稳定的均衡了，单单合理的物质驱动的利已主义行为不能实现"看不见的手"。

解决亚当·斯密悖论的一种方法为放弃方法论利已主义的僵化版本，即仅仅个人行为起作用。

这样做后，经济模型接受社会标准和机构（包括政府）来反映个人的行动，是否这使得最优解被破坏？为确保一国经济良好运行这一方法，将使经济理论脱离方法论利已主义以及对自由主义的强调。

亚当·斯密的悖论再一次消失了而不是被解决了。

思考题二：钻石和水的价值悖论（效用论）“钻石昂贵，但它的使用价值很小；水廉价，但它的使用价值很大”。

你怎样解释这个难为了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问题？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四章中提出了著名的价值悖论：“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但它几乎不能购买任何东西……相反，一块钻石有很少的使用价值，但是通过交换可以得到大量其他商品。

”令人遗憾的是，斯密没有准备回答这个悖论。

他仅仅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二分法，水有使用价值，而钻石有交换价值。

然而非常奇妙的是，斯密以前的教授海彻森（Francis Hutcheson）和其他学院的老师已经在几年之前就解决了这个悖论。

商品的价值或价格首先由消费者的所谓主观需求决定，然后再由商品相对稀缺性或丰富程度决定。

简而言之，由需求和供给决定。

较丰富的商品，价格较低；较稀缺的商品，价格较高。

甚至更让人吃惊的是，亚当·斯密在他写作经典的《国富论》前十年发表的一篇讲演中就解决了钻石和水的悖论。

钻石和水价格的不同是稀缺性不同，斯密说：“仅仅想一下，水是如此充足便宜以至于提一下就能得到；再想一想钻石的稀有……它是那么珍贵。

”斯考特思（Scottish）教授补充说，当供给条件变化时，产品的价值也变化，斯密注意到一个迷失在阿拉伯沙漠里的富裕商人会以很高的价格来评价水。

如果工业能成倍地生产出大量的钻石，钻石的价格将大幅度下跌。

然而十年后写作《国富论》时，他那有说服力的解释完全消失了。

并且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不能再解决钻石与水的悖论。

斯密突然从价格中分离出效用。

他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就好像价格和效用无任何联系。

水很有用途，但有很小的“价值”；一颗钻石几乎没有用途（这指钻石被用于工业之前），但有巨大的“交换”价值。

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解决悖论的正确方法——水和钻石的相对稀缺性。

直到一个世纪后，19世纪70年代，三个经济学家——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分别说明价格（交换价值）决定，因为水是丰富的，增加一单位水很便宜，而钻石是极端稀缺的，增加钻石是昂贵的。

下图说明了钻石和水的悖论是怎样被解决的。

注意，对于钻石来说，价格高而全部效用（消费者剩余）低；对于水来说，价格低而总效用（消费者剩余）高。

19世纪70年代标志着价值基于边际效用的边际革命的开始，但它真正标志着可以追溯到学院派甚至亚里士多德的边际传统的恢复。

就像埃米尔·考德（Emil Kauder）教授提出的那样：“我们经济科学之父写出水效用巨大，而价格很低。

就这几个字，亚当·斯密已经浪费了两千年的思索。

”为什么斯密改变了他的想法？为什么斯密在他作讲演到出版《国富论》这段时间内改变了想法？那不是由于他心不在焉，也许是他的宗教嗜好。

斯密是一个清教徒，坚信加尔文主义价值观。

他的加尔文信仰强调努力工作、有效生产和节俭的好处，《国富论》充满了高尚情操和美德。

在他的思想中，钻石和珠宝是虚荣的奢侈品，与水和其他有用“产品”相比相对无用，而且他的经济理论反映了这些价值观。

读者经常对斯密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见《国富论》第二卷第三章）间奇特的二分法感到困惑。

作者认为政府官员、医生、音乐家、演说家、演员和其他提供服务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而农夫和其他产品制造者具有生产性。

为什么呢？因为斯密清教徒式的是非之心反对消费支持储蓄和工作。

就像罗格尔·卡瑞森（Roger Garrison）描述的那样：“区分的基础不是重农主义的谬论而是清教徒的价值观，生产性劳动适用于将来而非适用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