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所谓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讨论的是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
西方争论二百余年，中国也有近百年之久，还将继续争论。
讨论此问题的必要性：不是为历史学争科学或艺术的称号，而是借此说明历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弄清楚历史学应该研究什么，历史学者可以做什么，对历史学可以期待什么，不应该期待什么。
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也影响研究者采取何种态度、方法从事历史研究。
此问题非文字游戏。
第一节历史学的科学化有关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争论，始于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看齐，将自己变成科学。
历史学的科学化在西方发生在19世纪，中国则在20世纪。
在古典时代历史学没有被视为科学。
古希腊，科学是求得真知的学问呢，历史知识不属于“真知”，人们将其与“诗”并列，由缪斯女神之一克丽奥掌管。
人们看重的是史学的艺术功能（陶冶情操、提升智慧、提供道德评判依据）。
史家没有因史学不能跻身于科学的行列而烦恼。
中世纪，在西方史学是神学的分支，旨在世俗世界里证明宗教神学的合法性，为神学作佐证与诠释。
18世纪自然科学获得飞速发展，数学、力学的发展实现了科学的第一次大综合。
牛顿提出的运动定律奠定了经典力学基础，实现了科学史上的革命。
化学、生理学、地理学等也相继成立。
这些改变了世界。
恩格斯说“18世纪综合了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
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得到了清理，它们有了头绪，有了分类，彼此之间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
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科学的形式。
”（《马恩全集》第11卷第656～65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自然科学成为一切学问成功的典范，其他的学问向其看齐。
19世纪是“史之自觉”的世纪，史学要求摆脱哲学而独立，于是向自然科学看齐，将自己变成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开始科学化历程。
严格意义上的西方近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
兰克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
兰克的名言：“如实地说明历史”，是史学独立的宣言。
《拉丁和条顿各族史》序言指出：“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目的，本书是不敢想望的。
本书的目的不过是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
”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指出：“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象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些有魔力的词句的：‘如实地说明历史’——这句咒文也像大多数咒文一样，编制出来就在于使他们释去一切重负，不再进行独立思考。
”（89页）而要如实地说明历史，一是抛弃以往史学的功用观，二是发明一套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首先考证史料，其次以客观态度的理解史料和撰写史书。
如何使历史学变成科学：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从事历史研究，以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要求自己。
科学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确定事实，然后是制定规律。
实证主义史学对第一步重视，对发展规律很少问津。
除发现事实，不对事实提问。
在实证主义史学看来，历史研究要遵循两个原则：对史料和史实的尊重，客观主义的研究态度。
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史料，历史著作句句皆有文献依据，考证工作地位重要。
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研究法导论》：“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
”历史写作要摒弃个人的好恶、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各类读者都满意。
阿克顿勋爵论及《剑桥近代史》时说：“我们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满意。
如果不查阅作者名单，便没有人能看出牛津主教在什么地方停下笔，以后是费边恩还是加斯奎特，是李伯曼还是哈里逊接着写下去。
”实证主义史学对历史成为一门科学信心十足。
1902年英国历史学家伯瑞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说的题目为“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少也不少”代表了这一信念。
历史学科学化，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大量资料整理出版，几乎全部历史在精确考证的基础上重写。
不足则是对史料极端重视，对思辨回报，史学沦落为史料学的危险。
研究范围集中在政治史领域，回避研究主体作用，试图机械地反映历史。
中国史学科学化始于20世纪。
傅斯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可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宣言。
他的名言：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就是史料学。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他的目的是将历史学建设成为像生物学、地质学那样的科学。
“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历史研究的对象，傅斯年认为是史料。
“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
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必须利用各种手段扩充史料。
”历史学的进步在于史料的扩充。
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考所包含的事实，就是退步。
前者是科学的研究，后者是书院学究的研究。
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的研究材料便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其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故历史研究，亦要利用直接材料，二要扩充研究的材料，三要扩张研究的工具。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关于治史的态度，傅斯年认为必须客观，不能有任何主观成见。
甚至反对理论概括。
历史学的任务是利用各种工具从史料中探明史实，其他无需问津。
探明了史实的真相，就求得了科学真理。
对待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处理材料的态度是“证而不疏”。
一面主观成分渗入研究之中。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鲜明了。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实的事。
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去了。
”蔡元培为《明清史料》作序说“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定的事实，只能得知于最下层的史料中。
”齐思和《论史学之价值》（《燕大月刊》1930年地7卷1～2期合刊）说：“历史是过去事实的客观的叙述，其中不能夹杂任何目的。
史学家作历史应该和化学家作实验报告具同样的精神。
”“历史可以激发人的感情，但这须是过去事实的自然底流露。
不能为了激发人的感情去编历史。
”在《史学概论讲义》中说：“史料者，乃历史知识之来源也。
史家之需要史料，犹之工业家之需要原料，化学家之需要药品，生物家之需要标本。
无史料则无历史。
”第二节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塑造柯林武德说：“近代史学研究方法是在他的长姊即自然科学方法的萌庇之下成长起来的。
”（《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9页）历史学的科学化实质上是将自己同化于自然科学。
于是，史学在脱离哲学之后，有投入到科学的怀抱。
为使自己配得上科学的称号，处处以自然科学为楷模。
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
1、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严格实证，第一位的工作是确立事实。
2、在确立事实之后，归纳出规律。
孔德试图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比比皆是的法则的科学理论照原样引进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中，以发现制约人类社会的“定而不移的法则”，就像牛顿等人发现自然规律一样。
恩格斯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实证主义史学常止步于确定事实，在他们看来尊重事实本身就已经很科学了。
3、研究事物根源的重要性。
科学的胜利通过追查事物的根源取得的，史学也应如此。
历史的方法，胡适称之为祖孙法，顾颉刚以此发起古史辨运动。
4、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可以获得完全正确的知识。
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历史简直与自然科学同样明确。
正确的方法就是兰克发明的“语言学考据方法”与不偏不倚的治学态度。
第三节对历史学科学性的质疑首先对历史学为一门科学质疑的是生命哲学创始人狄尔泰、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他们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探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实证主义史学视历史为自然科学一样的精密科学，留下了一个问题：历史真的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吗？狄尔泰（1833——1911）首先质疑。
在《精神科学引论》（1883）中，他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
①研究对象不同。
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精神。
物质对研究者来说是外部的、客观的东西，而精神作为研究对象则是与研究主体同一的，任何研究总是一种精神活动。
②研究方法不同。
自然科学寻求的是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人文学科首先要求主观体验。
研究人离不开人的历史，研究人与人的历史依赖单纯的搜集、考订史料，客观地再现历史是做不到的，主观理解和体验重要。
“历史世界的第一性的要素就是体验，而主体在体验中，同自己的环境处于积极的、生动的相互作用之中。
这种环境作用于主体，同时也受主体的作用。
”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主体与客体的不断对话，直观地体验与把握研究对象的内在精神。
文德尔班（1848——1915）对狄尔泰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探讨，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历史科学在研究目的、方法、结果之异。
自然科学研究一般规律，历史学研究事件。
“规律与事件同是我们世界观中最后的不可通约数，永远处于对峙状态中。
”自然科学是规律科学，历史学是事件科学，前者制定规律，后者描述特征，前者讲永远如此的东西，后者将一度如此的东西。
规律的知识具有外在的价值，而历史知识具有内在的认识价值。
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帮助人类认识和了解历史。
“历史学拥有一项不可转让的形而上学权利，它的第一个伟大而坚强的感觉，就是要为人类的记忆保存这个在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中成为过去的东西。
”李凯尔特（1863——1936）将价值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区分的标志。
他继承文德尔班的观点，认为自然领域只有一般的东西，采取普遍化的研究方法，以形成普遍概念或规律。
人文领域只有个别的东西，采取个别化的方法，描述一次性的、特别的和个别的事物和现象。
“自然科学只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得同样适合的、现成的衣服，因为这套衣服并不是按照这两个人的体形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