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小说”的巅峰之作——刍议《老残游记》的文化成就与重新定位作者铁風【摘要】鉴于本文列出的种种理由和论述，和严复、王国维、胡适、林语堂、周汝昌等大师们百年来的推崇，鉴于中国在大国崛起于世界的过程中，增强软实力、向世界大力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和必要，笔者在此向文学评论界和专家们请教并提出呼吁：将《老残游记》和刘鹗放到弘扬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上，重新审视，深入研究，重新定位，重新评价。
不应再将《老残游记》归于什么谴责小说、政治小说、揭露小说、公案小说……等等之类，它更恰当的归属和定位，应该是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上乘的“文化小说”，而且是一部古往今来诞生于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范围上，具有超一流精神、文学、和艺术境界的“文化小说。
【摘要】鉴于本文列出的种种理由和论述，和严复、王国维、胡适、林语堂、周汝昌等大师们百年来的推崇，鉴于中国在大国崛起于世界的过程中，增强软实力、向世界大力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和必要，笔者在此向文学评论界和专家们请教并提出呼吁：将《老残游记》和刘鹗放到弘扬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上，重新审视，深入研究，重新定位，重新评价。
不应再将《老残游记》归于什么谴责小说、政治小说、揭露小说、公案小说……等等之类，它更恰当的归属和定位，应该是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上乘的“文化小说”，而且是一部古往今来诞生于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范围上，具有超一流精神、文学、和艺术境界的“文化小说。
导语笔者以为，《老残游记》应是中国近代文坛一部最高境界的文化小说，是继《红楼梦》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进一步多方面精彩呈示和扬弃的巅峰之作。
这部作品不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哲学性、文化性、文学性、艺术性，而且还是中国一百多年以来鲜有超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高度结合的经典名著，对于中国和人类文化的走向、发展和升华都具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和研究价值。
中国近现代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说来是20世纪上半叶的战火频仍和激进革命、下半叶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造成了对《老残游记》思想内涵认识上的极端混乱和偏差。
政治上的干扰带来了对其文学及艺术成就评价的大幅起落，至今尚在恢复和回升之中；而对《老残游记》在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生活哲学及艺术、女性审美和平等上所达到的高超境界，至今世人的认识还远远不足。
下面笔者将不揣浅陋综合近年的个人阅读、想法和看法，向专家和读者们请教。
1. 新发现的严评、王评《老残游记》作者刘鹗（1857-1909），字铁云，清末著名小说家、国学家、收藏家、鉴赏家、哲学家、治河家、医学家、音乐家、慈善家、实业洋务和社会活动家、改革先驱……，有《老残游记》、《铁云藏龟》等名作传世。
《老残游记》自1903年诞生于刊报连载，随即在清末八股举士制度被废弃后的小说大潮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从民间到一流学者两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赞誉。
除广为人知的胡适、林语堂在1925和1933年分别为新版《老残游记》写序推介之外，根据近年发现的、刊登于1905年9月22日《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则海报，另有当时“中国文界最上乘”之三君子，也对《老残游记》表示推崇备至：“严几道（复——笔者注，下同）先生云：‘中国近一百年内无此小说’。
梁任公（启超）出重价购其全稿，拟编入《新小说》印行。
王君晋庵（国维）深通英文，曾译心理、伦理、物理等学科教科书，能读英国最深文理之书。
读《老残游记》叹曰：‘不意中国亦有此人！可与英国最高小说平行。
’此三君子者，皆中国文界最上乘也。
其推崇如此，则此书之价值可想矣。
”（转引自《清末小说》2010年33期P.136，郭长海文）《天津日日新闻》1902年创办，主持人方若（字药雨，1869-1955）曾任知府、北洋大学堂教授、《国闻报》编辑，是当时天津著名报人、古钱收藏大家，与刘鹗的关系密切深厚。
严复1877年公派赴英留学，1880年27岁即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出任总教习长达十年，1890年升任总办（校长）。
1897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翻译并发表《天演论》等，1901年在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与天津有着长期的不解之缘，与方药雨相识应在情理之中。
王国维字静庵，1898年22岁时在上海结识追随罗振玉，1900年底由罗氏资助入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物理，开始翻译日、英文作品。
1903至05年开始大量发表西方教育和哲学译作，在中国文界声名鹊起，并自撰《红楼梦评论》、《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静庵诗稿》等，关注《老残游记》亦合情合理。
至于在海报中将静庵写作晋庵，应是文人字号同音变体的常见通例。
这里提到的三位，不但都是中国近代公认的顶尖国学宗师，而且都是学术界中学贯中西、具国际视野的开山级人物，他们如此明确的高度评价，应对《老残游记》的成就和历史定位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
我们有理由希望和期待，在将来能够更多、更完整地发现大师们关于《老残游记》的评论文字。
2. 胡序及《老残游记》的思想性、预见性胡适先生是笔者极其敬重的中国近现代伟人，是中国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的真正旗手、主将和开路先锋。
他于1917年回国前夕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新文化运动号角，四年后发表的《红楼梦考证》开启了中国小说研究的新纪元。
再四年后的1925年，即为《老残游记》写了近一万四千言的长序。
文中胡适先借罗雪堂纪念老友的文字，最早向读者大众介绍了作者刘鹗的生平，肯定了他一生的四件大事（治黄河、识刊甲骨文、借外资开矿、赈济京津难民），然后举例分析了多处原文，大力推崇《游记》在“无论写人写景”描写技术上的超凡脱俗和“前无古人”（笔者以为其写人方面的成就尚被世人忽视）。
然而关于《老残游记》的思想性，他虽然花很大篇幅剖析肯定了作者对“清廉得格登登”的酷吏们的深入揭露，和对宋儒灭人欲的精彩批判，但对刘鹗的政治立场，胡适持明确否定态度。
他的主要根据是桃花山论道一回黄龙子论及当朝时局，因作者存了“根本不赞成革命”的“成见”，故“预言无一不错”。
然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读到刘鹗当年睿智缜密的策论时评（如《呈晋抚禀》、《风潮论》等，胡适著文之时无缘得见），就可知道《游记》中那种故作神秘的干支推演，不过是刘鹗为使小说情节引人入胜的游戏笔墨，此其一。
其次，古今中外的预言，凡是真在事前就给出具体年月的，有几个不出错？何况刘鹗对“辛亥革命”预测之准，已足以令人叹服。
更有再次，预言大多包含着主人的理想，现在人们回过头来审视一下百年来中国的历史脚步，难道还不能对上世纪愈演愈烈、一步步走火入魔的激进极端主义带来的连串灾难（戊戌政变-庚子拳乱-革命暴动-军阀混战-孙蒋北伐-朱毛起义-国共厮杀、及整风-反右-文革）有所反省？难道还会对当时刘鹗等人对“北拳南革”的指责、对“君主立宪”的提倡不心存戚戚？刘鹗的立场在今天看来，既不保守更非狂热，可说是不偏不倚，甚至颇具先见之明和指导意义。
我想如果胡适60年代在台湾再回首《老残游记》，如果国共两党的革命者们今天再细品《老残游记》，则不能不惊叹刘鹗在几十年前就道出了如此之多的先知先觉：南革卦犯“愤懑嫉妒”、内部争斗，“不可小觑了他。
诸位切忌，若搅入他的党里去，将来也是跟着溃烂，送了性命的”；革命者“由愤懑生嫉妒，由嫉妒生破坏…不管天理、不畏国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
这种痛快不有人灾，必有鬼祸，能得长久吗？”——其后历史上与之惊人远近呼应的，是孙中山vs宋教仁，蒋介石vs汪精卫，毛泽东vs张国焘/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是杀“AB团”，延安整风，反右，3年饥荒，10年文革！并且，刘鹗对中华文明的信心和远期展望，也同样十分英明：“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
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进于大同之世矣。
然此事尚远，非三五十年事也。
”甲子年为1924年，之后的“非三五十年”，正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终于拨正航向、改革开放、突飞猛进、复兴崛起之时代？！这一系列的历史应验，已经很难再说都是巧合，而是一个才学满腹、通古知今、忧国忧民的民族菁英智者，能够在天下大乱之中为其国家民族作出的最大程度的英明预见。
一部信马由缰、随笔写来的二十多回篇幅的小说，既描绘封建王朝大厦将倾的腐朽没落景象，同时揭示了所谓“清官”也因权欲熏心而心狠手辣的实质，并力挺替天行道、为民伸冤、为民除害的民间菁英；既批判了千年腐儒泯灭人性的糟粕，还以隐士对话和梦境，警告、预言了暴力革命和激进潮流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加上不胜枚举的，对儒、释、道、和太谷学派哲理精义的高妙诠释（专门讨论见后），可见《老残游记》思想性之丰富，和其独立思考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广度，如果不能说是空谷回音、空前绝后，也必数凤毛麟角！何况这诸多思想精髓和理念，都被作者自然、巧妙、精彩地表述于小说的人物对话与情节之中，潜默移化，浑然天成，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3. 鲁评及《中国小说史略》的误导鲁迅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中（1923-1924出版），将《老残游记》列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并给出“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的几字真言，几乎被所有论及《老残游记》的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奉为圭臬。
而笔者一直感觉有些纳闷，这位文豪的置评如此惜墨如金，不温不火，是特别对《老残游记》不以为大然，还是对所有中国古典文学都不太欣赏？翻开《史略》才发现，这部鲁迅鲜见学术著作之鲜明特色，就在于“史、略”二字：史就是只给历史梗概，随手採撷，罗列原文；略就是少有评论，言其大略，不求周到。
更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颇具主观色彩的片言只语中，字里行间也浸透着斗士杂文家的深文周纳和冷峻睥睨。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得以鲁迅冠名“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那几部书的荣幸，经过大讲阶级斗争时代及伟人推崇后尤其如此。
但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鲁迅先生在该书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之开篇介绍中，给这类小说的短评和总定义却是：“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论，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P.289）。
从上下文看，也许鲁迅赞许的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剑指的是《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但既然将四部小说都归为一类，笔者不禁想请教，纵观《老残游记》全书，不知何处可见“辞气浮露”？哪里堪当“过甚其辞”？至今世人对《老残游记》有代表性的评语是“‘谴责小说’中的翘楚”，岂知纳入的是欠佳之类，“翘楚”何用、何益？不过再参考一下鲁迅在《史略》中谈及其它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例如公认顶级成就的《红楼梦》，其中除了大段引文，评论也不过寥寥数语：“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故事，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