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以侦查监督部门为视角张鑫磊*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化，‚检察引导侦查‛逐渐成为目前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之一，各级检察机关更新司法观念，做出了很多有益尝试，使检察机关依法介入侦查的监督职能履行得更加制度化、具体化、日常化，同时也使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前移到侦查之初。

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检察人员可以在案件立案侦查阶段的第一时间介入，就案件的取证方向、注意事项等，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

有利于提高案件在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的成功率，避免不批准逮捕、补充侦查等情况出现，降低退捕率，提高审结率，在提高办案质量的同时降低诉讼成本。

1[①]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概念辨析根据《宪法》第12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基本的依据。

为了避免制度规定过于空泛、流于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

‛第10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对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

‛这些规定，作为这一制度最直接的法律依据，明确细化了现行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

在此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1[①]王新友、高健：“北京门头沟：驻警引导侦查取证办公室挂牌成立——‘第一时间’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检察日报》2007年8月23日第2版。

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纠正。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司法实务中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化。

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提出侦查监督工作总方向就是‚全面履行职责，加强配合，强化监督，引导侦查‛；在侦查监督工作的‚八大任务‛中，第三项任务是‚适时介入侦查，参与重大案件讨论‛，第五项任务是‚要求侦查机关开展补充侦查‛，第六项任务是‚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

2002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全国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坚持、巩固和完善‘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等四项改革措施。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适时介入侦查‛与‚引导侦查取证‛两个概念并存且不完全一致。

以侦查监督部门为视角，所谓‚适时介入侦查‛，是指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机关的重大案件，在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逮捕之前，依法派员对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预审活动实行参与和监督的诉讼活动。

2[②]这一解释，应该是针对侦查监督部门八大任务中的第三项任务而言。

而‚引导侦查取证‛则是指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根据刑事诉讼的证据要求，通过介入侦查、制作《补充侦查提纲》等形式，对侦查机关发现、收集、固定、补充和保全证据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工作依法、客观、及时、全面地进行，确保准确、及时、有力地追诉犯罪的一种诉讼活动。

3[③]对于‚引导侦查取证‛解释，笔者认为其工作重心应该更侧重于侦查监督部门八大任务中的第五、六项任务。

对比两个概念可以发现，‚引导侦查取证‛似乎是‚适时介入侦查‛的上位概念，即介入是引导的一个手段。

但实际上，‚引导侦查取证‛又不能完全涵盖‚适时介入侦查‛的全部内容。

在引导侦查意义上2[②]参见杨振江主编：《侦查监督业务教程》，人民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3[③]参见杨振江主编：《侦查监督业务教程》，人民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7页。

的‚介入侦查‛，其对象主要是针对案件证据而言，而原有的适时介入侦查，侧重于帮助侦查人员把握案件性质，检察人员一般是参与讨论案件定性、罪与非罪等4[④]，且往往以‚必要时‛为前提的，绝大多数案件检察机关难以及时全面介入，不能使检察机关真正承担起法律监督的职责。

因此，两个概念结合，表述为‚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也就更为全面、恰当，既可以反映出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原本之意，也符合当前检察工作的实际5[⑤]。

二、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的现状及问题（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的现状目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在实践中尚没有全国性的统一规范，各地检察机关结合本地实际特点和与本地公安机关的沟通状况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具体操作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案件提请逮捕前，检察机关参加公安机关的案件讨论，临时派出检察人员来进行个案指导，直接向侦查机关提出案件定性或者是补充、固定证据的建议。

就目前的工作实践而言，这种方式最为普遍。

（2）派设专门机构。

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派驻指导侦查室，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过程、证据采用等进行引导。

如2001年4月26日，河南周口市检察院在淮阳县举行了全国首家检察院驻公安机关指导侦查室挂牌仪式，推出了办理刑事案件实行检察指导侦查的新机制6[⑥]。

（3）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以座谈会、会签文件的形式，对如何统一执法尺度、对案件取证进行沟通、交流。

4[④]早在1979年刑诉法中，已经存在有检察机关介入侦查的有关规定。

1982年首次“严打”中，检察机关就开始尝试“提前介入”的做法，而且多年来一直坚持。

在提前介入中，批捕部门的办案人员在听取公安侦查人员案情介绍的基础上一同分析案情，明确侦查方向，提高了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引导侦查取证的作用。

5[⑤]如《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办法》（试行）中，也采用了“介入侦查、引导取证”这一说法。

该办法第二条规定如下：“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主要任务是，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通过介入侦查……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发现、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证据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发现并纠正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工作依法、客观、及时、全面，确保准确、有力地追诉犯罪。

”此外，本文所述的“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仅限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介入引导。

6[⑥]《淮阳县检察院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news/view.asp?id=1943，2008年7月19日访问。

（4）检察机关以书面法律文书的形式，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引导监督。

一是通过下发《补充侦查提纲》，要求侦查机关对不捕案件进行补充侦查；二是对于有条件逮捕案件，通过制作《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和法律文书。

（二）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的价值分析首先，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符合检警分立模式的特征，合乎中国的国情。

司法实践中，我国现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检警模式存在一些弊端，由于缺乏明确且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作为依据，检警两机关配合不够默契，有时不能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不高，不捕、不诉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检察监督的滞后性，对侦查行为缺乏有效的引导和制约，侦查过程中违法违纪问题也难以断绝。

为克服和弥补检警关系在运行中的不足，建立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也就成为必然。

其次，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检察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参加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从批捕、起诉的角度向侦查机关提出建议，使证据的收集以公诉为最终指向，从而在指控犯罪这一目标上形成合力，准确打击犯罪，实现实体公正这一价值。

再次，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有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

司法实务中，侦查权十分广泛且基本不受实质上的限制，因此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也就时有发生。

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检察机关可以对侦查活动同步进行更深层次的法律监督，提早发现违法行为并及时予以纠正，克服了事后监督的弊端。

最后，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的存在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

波斯纳法官就将刑事审判的目的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MinimizeSum(EC+DC)，‚EC‛(error costs)即‚错误成本‛，是指由于刑事判决错误而造成的经济损耗。

‚DC‛(direct costs)即‚直接成本‛，是指在进行审判、制作刑事判决过程中所直接产生的经济损耗。

7[⑦]在分析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是否符合诉讼经济要求时，可以将这一制度套入上面的公式。

首先，通过这一制度可以有效地减少直接成本。

一般而言，刑事案件在移送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之前所耗费的直接成本主要由下列项目构成:（1）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2）人民检察院在行使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3）包括关押嫌疑人产生的费用在内的其他与案件相关费用。

实施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可以使侦查机关即时明确侦查方向，准确地收集和固定庭审所需的证据，大幅降低案件的不捕、退查、不诉率，从而节约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有效提高办案效率和案件的质量，从整体上减少由于刑事诉讼而产生的直接成本。

以天津市某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办案数据为例，2008年上半年其全科提前介入案件8件39人，占该科上半年审结人数的12%、批准逮捕人数的13%，根据这些提前介入案件的捕后质量统计，提前介入的39人中除1人因为不负刑事责任外，其余38人无捕后不诉、捕后判无罪、捕后撤案等情况，逮捕正确率100％。

而在没有提前介入的案件中（即剩余的88%的审结案件），出现不捕12人，捕后缓刑以下判决34人，在排除因案件证据和事实变化等因素会导致捕后缓刑等情况之外，至少在降低不捕率这一方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是有十分明显价值的。

其次，实行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可以有效地降低错误成本。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实施有利于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和纠正违法行为，减少错案发生的可能性，使得刑事诉讼的错误成本相应降低。

（三）现行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中，检察人员极易把握不好自身的定位，处理不好配合与制约的关系，往往导致以下问题的发生：7[⑦]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一是将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理解为与侦查机关联合办案，以破案为工作重心，代替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活动，而对于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没有起到法律监督机关应有的作用。

二是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成为了侦查机关的‚预审部门‛或者‚刑侦综合室‛,检察人员认为某一案件不符合逮捕条件,建议侦查机关不提请批捕；或者是侦查机关把握不准的案件,先交予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把关,侦查监督部门经审查认为不能批捕的案件,建议侦查机关不提请批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