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核反应堆事故的职业伦理分析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安全研1班张晓 2015211323【摘要】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放射性物质泄露事故,是核电发展史上继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后第二次事故等级为七级的核事故。
在福岛核事故中,有天灾的原因,9级地震和地震后引发的海啸都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福岛核电站缺乏相应的应对方案无可厚非,但在海啸过后,核电站在全场断电事故下,东京电力公司所采取的犹豫应对的态度,在核岛发生熔堆事故后放射性废水向海水中排放,在事故后期报告中故意隐瞒,多次篡改记录的行为却极大的违背了职业伦理。
本文尝试从职业伦理的角度,对日本福岛核事故中采取的不当行为进行分析,期望能对从事核电发展的从业人员有所启示。
【关键词】福岛核事故职业伦理伦理分析1.日本福岛核事故背景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东海岸发生9.0级大地震,地震随后引发海啸。
致使距离震中178公里的日本电力公司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中的1,2,3号核电机组发生融堆事故,第一号机组发生爆炸。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共有6台机组,事故发生时1,2,3号机组正在运行,4,5,6号机组正处于停堆检修阶段。
地震发生开始,核电站立刻进入应急状态。
控制棒立即插入堆芯,完成停堆。
但地震导致电力干线受损,整个核电厂失去外部电源。
随后地震引发海啸,整个福岛地区进入海啸应急阶段。
福岛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开始撤离,留下一个50人的救援小组来控制核电站,这50人最终全部在事故中丧生,被誉为“福岛50勇士”。
因为核电站之前所涉及的防浪堤并没有考虑到如此重大灾害的发生,所以防浪堤的高度不够。
海水进入核电站厂区。
整个厂区的电力供应完全中断。
主控室失去电力,无法检测堆芯温度和压力。
因为是能动堆芯冷却系统,所以在全厂断电的情况下,堆芯失去冷源,余热无法被排出。
福岛核电站的储电池和柴油发电机全部位于地下室,在海水进入厂区以后被完全淹没,无法使用。
而地震和海啸造成道路交通受损,厂外的活动式发电机无法及时调运到核电厂内。
应急小组采用电池组和汽车电源给1号机组仪器仪表供电,检测出环境辐射剂量升高,1号机组内压力上升。
为了泄压,首相顾问建议打开蒸汽阀,但核电厂专家认为如果打开蒸汽阀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的泄露。
出于首相的命令和堆芯压力持续升高的状况,最终决定打开泄压阀,但由于留下的50人对核电厂的不熟悉加上辐射已经外泄,电厂内辐射剂量较高,一直在数个小时后,阀门才被打开,蒸汽压力下降。
但由于东京电力公司迟迟不将海水注入堆芯,所以导致1号机组堆芯融化,压力容器壁被熔穿。
1号机组堆芯熔毁后,燃料包壳与冷却剂发生锆水反应产生氢气。
而福岛核电站作为一个老堆并没有除氢装置,最终发生氢爆。
两天以后,3号反应堆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氢爆。
2.福岛核事故所涉及的职业伦理分析2.1 安全与利益首先,在目前全球400多座核电站中,压水堆核电站占到四分之一。
但福岛核电站建造较早,其中的较多技术比较落后,并且福岛核电站的设计寿命为40年,而东京电力公司为了谋求更高的利益,将核电站的退役时间延期了20年。
核电站机组的控制系统、检测系统都较为落后,反应堆的结构强度下降、安全性较低。
而在发生了地震和海啸以后,东京电力公司所放在首要任务的却不是尽一切可能保障周围居民的安全,而是幻想尽可能的保住反应堆,让它自己停下来,从而在灾难过去以后继续使用。
但正是这个幻想,耽误的最初的宝贵时间,如果在灾难发生初期就将海水注入堆芯,就不会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这么严重的事故。
所以在利益面前,东京电力公司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日本原子能官方顾问机构委员会成员、东京电力公司前主管尾本彰说,东京电力公司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它想保护自己的资产。
他说,早先核燃料棒仍处于冷却水水面之下,尚未受损,但是向燃料密封装置注入海水会使它变得无法使用”[1]一名日本政府官员说:“这场灾难六成是人为造成的,他们初期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
东京电力公司的行动就像是在努力捡一个10日元的硬币却丢了一个100日元的硬币。
”[2]所以东京电力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
核电站众所周知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专业机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一旦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所造成的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
但在这样的前提下,东京电力公司依然把自身的利益放在了首位而甘愿去冒风险。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2.2 公开透明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中,有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就是东京电力公司在事故初期一直处于不作为的状态,在事故发生后又对事故真相故意隐瞒,多次篡改记录。
核电作为一项高端的前沿科技,社会对它的了解并不深,并且由于对前沿科技的保密性和防止核扩散,核电技术人员不可避免的要有一定的保密。
但如何界定这个度就涉及到很重大的问题。
一些关于核电发展的负面消息被故意掩盖,使得公众对核电发展失去的信任,这也是当前很多民众反对核电的主要原因。
而企业的目的无非在于想通过核电谋取利益,所以不希望核电发展遭遇社会的反对。
“2006年由8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粮食和农业组织、开发计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环境计划署、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世界银行以及白俄罗斯、俄罗斯与乌克兰3国政府共同在联合国切尔诺贝利论坛报告上指出至2005年只有60人是直接因为事故辐射而死,有4000例甲状腺癌发病者,不过99%都可以治愈,癌症死亡人数的增加也没有证据显示与事故发生有关,但是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释放出的放射性气体却引发了市民的极大恐慌”。
[3]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存在一个非常幼稚的推论就是癌症死亡人数的增加也没有证据显示与事故发生有关。
众所周知,放射性物质会诱发癌症的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欧洲尤其是俄罗斯地区的癌症发病率在之后几年有明显升高,这是真实存在的现象,这两个也存在明显的关联。
至于目前我们无法直接证明癌症死亡人数的增加没有证据显示与事故发生有关,这只能说明我们对于癌症和放射性物质研究还不够深入,还存在局限性。
而不能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证明而不去承认。
或者应该在公告的表述中留有余地。
这种自欺欺人的表述明显有推脱责任的嫌疑,这只能更加失去社会的信任。
2.3 风险承担核电的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目前全球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核电站。
核电站的发展是源于人类对原子能的认识和利用。
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人类对原子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开启曼哈顿计划,研制出了核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子能从军事领域转为民用。
当时恰逢全球的石油经济危机,核能被快速的推广。
目前全球大部分商用核电站均建于那个时期。
但整个核能发展历史上,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事故的分级标准,[4]4级以上的核电站共有13起,其中四级事故6起,五级事故4起,六级事故1起,七级事故2起。
目前最严重的两起事故是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日本的福岛核事故。
在核事故中,最严重的是放射性污染物的外泄。
由于放射性污染物能够直接损伤到生物的基因,会诱导产生基因变异。
并且放射性衰变周期非常长,一旦泄露危害极大。
并且放射性物质泄漏以后会随着空气和洋流进行扩散。
对全球都造成威胁。
核电的开发尽管是每个国家对于核能的利用,在资本主义国家,核电运行管理归一个公司所有,但如果一旦产生核事故,所产生的危害范围却遍及全球。
这就涉及到一个职业伦理问题。
部分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却需要其他人来承担。
就像本次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露事故,在整个北亚的部分大气中都有检测出放射性物质含量超标。
在中国东部沿海海域也检测到放射性物质超标,直接危及到海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
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没有权利去让全球的人为他的行为承担后果。
反观中国大陆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在深圳大亚湾和广西防城港都建有核电站,而两个核电站都距离香港不远。
而香港人民很反对核电站,所以在香港并没有核电站。
可是如果大亚湾或者防城港核电站出现核泄露,那首先影响到的不是大连,而是香港。
在反对核电站建设的呼声中,总能听到“NIMBY”(不要建在我的附近)。
目前如何让公众接受核电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瓶颈就在于核电站尽管是归国家或者企业所有,但一旦发生核泄露,风险却要由周围的百姓来承担。
就像福岛核电站让周围10万人流离失所。
让一个人去承担与他无关的风险,我想没有一个理性的个人会坦然接受。
3.总结与反思日本福岛核事故是“天灾”,更是“人祸”。
福岛事故起因是9级地震和地震引发的海啸,但地震和海啸所造成的仅仅是全厂断电事故,并未对核岛本身结构产生破坏,而后期发生的堆芯熔毁和氢爆都是因为领导层的决策错误导致延误了最佳的应对时间。
东京电力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一心想保全反应堆,最终导致了严重事故的发生。
并且在事故的后期处理中,将大量放射性废水排入海洋,对全球的海洋造成严重的污染。
作为一个核电从业者,首先要有基本的职业道德,核电领域的职业道德首要的就是安全第一。
因为放射性物质的巨大危害,如何保证核电厂发展的安全性是每个核电从业人员首要的任务。
其次是对社会公众的透明,核电尽管作为尖端领域,有技术保密性,但其产生的危害已经危及到了周边居民的安全甚至周边国家的安全,因此核电运营公司有必要对不同的层面进行一定程度的公开透明。
一个国家在发展核电时,不仅要顾及到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的风险,不可以让其他无关的人员来为与其无关的核风险负责。
致谢非常感谢清华大学王蒲生等老师所讲授的《职业伦理》课程,让我对日本福岛核事故中产生的问题在职业伦理层面进行分析产生了很好的启发和指引。
参考文献[1]美媒:东电为保资产贻误抢险时机[N/OL]南方都市报/8/18/818f4654ed39a1c1/Blog/8ae/ded3a5.html [2]西方媒体不信任日本核危机处理称人祸多过天灾[EB/OL].[2011-12-8]/20110401/n280089853.shtml[3]宋嘉颖.核能安全发展的伦理研究.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3.[4]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and radiological event scale[EB/OL]. /Publications/Faclsheets/English/ines.pdf. 2008-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