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论文精选7篇法律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道参照标准，我们不能触犯。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法律论文范文精选7篇，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进来看看，参考参考！法律论文范文精选一第一章案情简介及争议焦点一、案情简介刘某与徐某因在一起吸食毒品而相识。

2013 年 8 月末，刘某找到徐某并交给他 3000 元人民币，让徐某帮自己前往鞍山找一个叫“二哥”的毒贩为其代购5 克毒品。

徐某为了让刘某帮助自己的哥哥解决拆迁费问题就答应帮刘某代购毒品。

徐某拿到钱后，驾驶自己的汽车前往鞍山，以3000 元人民币的价格与“二哥”购买了 5 克毒品，两小时后徐某驾车返回，将毒品交给了刘某。

此后的近一个月，徐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四次为刘某购买毒品，5 次共计购买毒品25 克。

为感谢徐某为自己代购毒品，刘某将 2 克毒品送给徐某。

2014 年 9 月 9 日，徐某在 xx 区大润发门前将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杨某的时候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二、分歧意见有观点认为徐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这种观点有三种分析路径：第一，“贩卖毒品是有偿转让毒品的行为。

有偿转让毒品，即行为人将毒品交付给对方，并从对方获取物质利益。

”[1]徐某先后 5 次将 25 克毒品交付给刘某，并从刘某处获得总计 15000 元，而刘某用 15000 元换取了25 克毒品的所有权，因此在徐某与刘某间构成有偿转让毒品的交易，但我国法律目前并不打击吸食毒品的行为，刘某购买毒品用于吸食，而每次购买的数量也不满足入刑的数量标准，因此刘某不构成犯罪，而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第二，代购者牟利或变相加价的行为按贩卖毒品罪处理。

如果代购者没有意图从代购行为中获取收益，那么这种行为与吸毒人员自己购买毒品无异，但如果其从中牟利或变相加价，则虽有代购之名却在本质上实施的是贩卖的行为，代购行为已经变质，因此应当考察代购人的主观目的是否是为了牟利。

一种观点认为徐某意图为自己的哥哥解决拆迁费问题就是他谋取的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事后刘某送给徐某的 2 克毒品是徐某谋取到的利益。

徐某实施了代购的行为，通过代购行为还获取到了利益，实现了其目的，因此徐某的行为符合贩卖毒品罪的要件，因此应当按照贩卖毒品罪来进行处罚。

第三，居间介绍买卖毒品，无论行为人是否从行为中获取利益，都按照相关共犯处理。

徐某在求购者刘某与毒贩“二哥”之间，发挥着居间介绍的作用，因此没有必要讨论其是否从中间获取了利益，都要按照贩卖毒品罪共犯论处。

............第二章代购毒品的界定一、代购的含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交易行为与交易数额不断增加，为了更好的满足自己对于生活物资的需要，人们逐渐开始不满足于普通的日常交易活动，在这种背景下代购应运而生。

代购，从字面意思来看是代为购买的意思。

首先代购的发生牵涉到三方主体，买方、卖方及中间人。

买方出于资源优势、价格优势或节约时间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委托中间人来为自己购买所需要的商品，在买方与中间人之间形成的是委托代理的关系。

然后中间人利用自己所具有的优势，在代理权限之内向卖方购买买方所需要的商品。

这样中间人起到了撮合双方完成交易的作用，构成居间。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的代购行为还具有极强的跨区域性，例如香港代购、韩国代购、全球代购等。

在谈到这种代购时，通常将不合法的代购与走私相联系，甚至会触及走私类犯罪。

最后，中间人的代购行为可以是有偿行为也可以是无偿行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代购行为与代理、居间、走私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在刑法中讨论代购毒品行为时，却非常有必要将代购行为与代理、居间、走私行为区别开来。

.......二、代购毒品常见情形列举与评析毒品犯罪对社会稳定与人体健康影响深远，因此打击毒品犯罪一直是我国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代购毒品行为时常发生且表现形式多样，为了有力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我国法律对代购毒品行为常见的情形加以规定，可以说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

”[2]贩卖一词合起来的意思是指买入卖出并从中赚取利益的行为。

对于贩卖毒品中的贩卖有两种理论学说，一种学说认为“以贩卖为目的收买毒品的，也属于贩卖毒品”。

[3]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单纯购买毒品的行为并不属于刑法的规制对象”。

[4]这两种观点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尤其是对犯罪既遂、未遂形态的成立上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如果收买毒品就构成贩卖毒品罪，那么当行为人为了卖出而购买毒品时就已经成立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

如果不单独规制购买毒品的行为，则当行为人实施卖出行为的时候才成立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卖出而购买的行为可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预备行为。

本文赞成第二种观点，首先，在我国刑法中有“买卖”一词，也有“贩卖”一词，从语境来说，“买卖”一词更强调买入与卖出两个行为，就“贩卖”一词来说还是侧重卖出的行为。

其次，将重点着眼于卖出，就容易解释“出卖祖辈留下的鸦片的，也成立贩卖毒品罪。

”............第三章代购毒品牟利目的分析 (15)一、目的犯分类 (15)（一）断绝的结果犯与短缩的二行为犯 (15)（二）法定目的犯与非法定目的犯 (16)（三）贩卖毒品罪是非法定目的犯 (16)二、牟利的内容 (17)三、牟利目的的产生与实现 (19)第四章运输毒品罪运输行为与代购毒品运输行为之间的关系 (20)一、两种运输行为的联系 (20)二、两种运输行为的区别 (21)（一）代购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时贩卖行为将运输行为吸收 (22)（二）代购的运输行为是构成动态非法持有 (23)第四章运输毒品罪运输行为与代购毒品运输行为之间的关系运输行为自古有之。

从最早依靠人力、牲畜或马车直到今天飞机、火车、汽车等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工具。

可以说运输之发达是促进国家或地区经济繁荣昌盛的马达，这是令人显而易见感同身受的好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交通运输行业飞猛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毒品运输犯罪是提到这种消极影响时所不能避开的话题。

现代交通的繁荣使得毒品运输也跟着火热起来，便捷的交通不仅使得毒品得以快速流通，而且更使得毒品可以在全球范围无所不及。

当运输与毒品结合，就不得不对其重视。

在实践中，运输毒品罪中有运输行为，而走私毒品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也是运输，只不过是跨境而牵扯海关管理的运输行为，制造、贩卖行为下也可能与运输相联系。

由上文的分析中还能看出代购行为与运输行为之间也具有关系。

代购行为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它不过是对于传统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特殊情形的归纳总结。

那么，从一方面来说探讨代购中运输行为与运输毒品罪中的运输行为，就是在探讨贩卖、持有中的运输行为与运输毒品罪本身的运输行为的异同。

而另一方面所探讨的是，代购行为本身能不能构成运输毒品罪。

此处对一个小问题进行说明，人体带毒目前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运输手段，也就是说将对于人体带毒构成运输行为是肯定的态度，但是本文不支持这样的观点。

对于人体带毒的情形应该进行两方面的分析，当将人体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时候人体带毒可以是运输行为。

在交通很不便利的时候，人自身就是很重要的运输工具，在运输行业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体本身已经将自己从作为运输工具中解放出来，这里当然不排除用人体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可能。

但是更多情况下运输毒品都是采用便捷的交通工具，而将毒品携带在体内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运输，而是为了将毒品隐藏起来不被发现。

如人体带毒坐火车运毒，其本质与把毒品放在衣兜里进行运输没有本质区别。

实践中也是将人体带毒直接按运输毒品罪处理，本文不支持这样的处理手段，也不认同将人体带毒一律认定为运输毒品罪。

...........结语在实践中认定代购行为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代购行为本身不构成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与其他罪名有着密切的联系。

代购毒品行为既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又可以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如何认清实践中各式各样的代购行为至关重要。

代购与代理和居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通过细细研究就可以发现，代购行为不同于居间行为的重要特点是代购人员不具有信息或渠道上的优势，也就是说交易的完成倚靠购物者与贩毒者来完成。

而居间则不同，居间人有着信息与渠道上的优势，是沟通贩毒者与代购者、促成他们交易完成的桥梁，其危害程度也比代购行为要深。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必须要区分代购行为与居间行为。

鉴于居间与代购的差异，使得代购人没有独立进行意思表示的可能，这也将代购与代理区分开来。

在考察代购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探讨牟利目的在犯罪构成上的作用。

通过对于目的犯理论的探究可以发现，代购毒品中的牟利目的是断绝的目的犯、是非法定的目的犯，从目的犯理论来探讨牟利目的能更好地了解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也对于分辨代购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代购行为中还包含有运输行为，这种运输行为与运输毒品罪中的运输行为也存在联系与区别，通过探讨可以发现，代购中的运输行为并没有运输的实质特点，因此其只是动态的非法持有。

代购行为本身并不会构成运输毒品罪，但是为了政策的推行与现实的需要可以将其拟制为运输毒品罪，从而形成非常具有弹性的规定。

.........参考文献(略)法律论文范文精选二引言以物抵债通常发生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但并不能排除双方当事人可能会在进入诉讼阶段之前或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故本文试图以诉讼阶段为划分标准，对在不同诉讼阶段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可能分析的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但是笔者将以物抵债协议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立法者们的注意并可以对未来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些许浅薄意见，以期国家能加快关于以物抵债协议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制定，使裁判人员对以物抵债案例作出判决时有法可依，依法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国内关于以物抵债协议性质和效力方面的专著几乎没有，期刊不少，但是大部分写作思路基本相同，首先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概念进行表述，再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立法意见。

笔者认为，这样的写作思路并不能对以物抵债协议性质和效力的认定进行全面概括，因而，本文主要运用了实证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试图以诉讼阶段为划分标准先将以物抵债协议进行阶段性划分，分为诉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诉中达成的以物抵债调解协议和诉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和解协议三类，再分为三章对在不同诉讼阶段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分别进行详细论述。

本文的写作结构，首先，诉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

在对“以物抵债”的“物”和“债”的范围进行界定后，通过将诉前以物抵债协议与流质契约、债的更改、抵押权的设立和让与担保等相关概念进行对比分析，然后根据其约定的具体内容和协议的达成时间分析其性质，并得出其性质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