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形式，是合同当事人合意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载体和外部表现形式。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法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对合同形式进行研究，揭示其与经济生活的必然联系，把握合同形式立法的内在根据及合同形式立法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习惯法时期，交易行为都有向神宣誓的严格程式和固定套语，只有完成了这些形式，交易行为才有效力。所以，早期的合同采取严格的形式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的注释中谈到：“野蛮人和半野蛮人以另外的方式使用舌头。例如帕里船长在谈到巴芬湾西岸居民的情况时说：'在这种场合下〈在交换产品时〉……他们用舌头舔它〈要换给他们的物品〉两次，这才表示交易己经顺利完成。’东部爱斯基摩人也总是用舌头舔他们换得的物品。既然在北方把舌头当作占有的器官，那末，在南方把肚子当作积累财富的器官就不足为奇了，卡弗尔人就是拿肚子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的。”《汉漠拉比法典》也规定订立合同必须有证人到场，并且要采用书而形式。在古罗马时代，由于商品交换还不够发达，合同的种类很少，订立合同要按照固定的形式进行，要讲一定的套语，并配合完成一定的动作，才能使合同产生法律效力。否则即使双方是完全的合意，其协议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罗马最初只有要式合同，合同中最早釆用“铜和天平”的方式，也就是“要式买卖"和“要式现金借贷"0前者用于移转物的所有权，后者用于信贷。“铜和天平”的方式除当事人到场外，还要有司秤人和五个证人到场，买主一面抓住要买的奴隶或物品，一面说，“这个东西是我花了天平上的这些铜买来的，”说罢把铜块放到天平上，合同即告有效成立。［1］《十二铜表法》第六表第1条有“凡依'要式现金借贷’或'要式买卖’的方式缔结契约的，其所用的法定语言就是当事人的法律”的规定，《学说汇纂》第七章第一节第1 条也规定：“仪式不但和允约本身有同样的重要性，仪式甚至比允约更为重要。”这表明了合同的效力不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产生的，而是依特定的套语（口约）和仪式而产生的。未履行规定程式或错念了套语将导致合意约定无效，但是如果口约程式正确，即使该约定基于胁迫或欺诈而作出，仍受法律保护。罗马法对合同的程式化要求体现了占代各国合同制度的典型特征0 ［2］除此外，在罗马法中还有口头合同，由债务人以一定的语言向债权人承担约定的义务。如“解放宣誓”、“嫁奁宣许”和“要式口约”。其中“要式口约”适用范围最为广泛，始终被视为罗马法中主要的合同类型，它儿乎适用于所有的民事交易。［3］“可以说，有多少种能作为缔约的物，就有多少种合意的要式口约。” ［4］然而，“要式口约”必须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场，多有不便，于是又出现了文书合同，这些合同都重在合同的形式。［5］
在古罗马法和其它早期的法律中，只有遵行特定的形式合同才有效，这种特定形式将庄重的仪式和含义明确两者结合起来，这种形式是有效的形式而不是保护的形式（如确定证据的手段），形式是产生预期法律效果的根据。同时，古代合同法是将合同看成是信物形式，通过特定形式，合同有效，当事人便不得违反，这种重合同形式的做法与古代交易相对欠发达，人们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宗教礼仪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罗马法的发展，后来出现了诺成合同，它被梅因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契约”，代表了罗马合同史上“巨大的道徳进步” 0按照《法学阶梯》的规定，诺成合同仅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无特定形式或仪式要求。“其缔结既不需要文书，也不需要当事人在场；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需进行法律行为的当
事人同意即可。” [6] “只要条件遵守了，所有的手续都可以省略。” [7] “意志的运动构成合意，它现在完全孤立了，成为另外一种考虑的主题，在契约的观点上，形式全部被消除了，外部行为只是看做内部意志行为的象征。” “儿乎任何东西都会使契约具有拘束力。” [8]尽管罗马法后期所确认的诺成合同仅适用于买卖、租赁、委任、合伙和赠与等场合，对于罗马合同法重形式而轻意思的原则仅仅是某种例外，但它的产生使合意表现出独立的法律意义，“使契约逐渐和其形式的外壳脱离。” [9]
法国法把要式合同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法定的形式作为合同有效的要件，遵行某些形式是合同有效的前提，在此情形下，法院有权不依当事人的申请，而依其职权宣告不按法定形式订立的合同无效。二是作为证据要求，未具备特定形式的合同虽然有效，但是该合同在法庭上不能用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只能通过有限的证明方式加以证明，由于缺乏证据，法院将不予强制执行，如果债务人承认，合同仍属有效。
在法国法中，以法定的形式作为合同有效要件的情形并不多。在此种情况下，要求的形式多是公证书。除遗嘱、放弃继承等单方法律行为须具备公证形式之外，为避免当事人在过于轻率或受欺诈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和某些单行法的规定，一些具有财产内容的合同也须经公证书予以确认。立法者认为，由于公证人在进行公证时有“提供咨询”的义务，即让当事人明了合同的后果，所以，公证形式有助于保护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自由意志。这类合同主要有《法国民法典》第931条规定的赠与合同；第1394条和1397条规定的夫妻财产合同；第1250条规定的债务人与第三人约定代位清偿债务的合同；第2127条规定的设定协议抵押权的合同。还有有关单行法和法令的规定，这包括出售不动产的单方而许诺（《法国普通税法》第1804-A条）、有关出售尚在建筑中的住宅或营业性房屋的合同（《法国建筑与居住法》L. 261-11条）、有关不动产所有权租赁——转让合同（1984年7月12日法令）第4条等。[10]除此之外，《法国民法典》以后颁布的一些法律，规定了不具备一般书面形式的合同无效，包括：集体订立的劳动合同（《法国劳动法》L. 132条第2款）；海上劳动合同（《海上劳动法》第4条）；营业资产买卖合同（1935年6月29日法律第12条）；房屋推销合同（涉及用于居住或居住及营业两用的房屋）（1977年7月16日第71-579号法律第34条）；发明专利的许可或转让合同（1968年1月2日第68-1号法律第43条）；私人住宅建筑合同（《法国建筑及居住法》L. 231-1条）等，法国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以后的现代立法具有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的趋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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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法以某种法定形式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合同的存在及其内容，除了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