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解读英国艺术及媒体发展政策中“创意产业”一词的涵义①[英] Nicholas Garnham1文马绯璠2编译（1. 威斯敏斯特大学艺术、媒体与设计学院；2.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210093）摘要：近年来在英国的政策术语中，“创意产业”逐渐代替了“文化产业”。

本文就这一变化对文化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并认为要正确理解“创意产业”一词就必须将其放在信息时代的政策框架之下。

由于与其相关的“创新”、“信息化”、“信息时代工作者”和“通信技术”在经济中的角色日益突出，因而创意产业本身也被赋予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文化部门可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各种利益部门之间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

本文最后提出，应该回归到以艺术家为中心、强调通过加大供给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这种文化政策不同于强调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接触渠道的主流文化政策思路。

关键词：创意产业；文化产业；信息化社会；艺术与媒体政策FROM CULTURAL TO CREATIVE INDUSTRIES ——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 s of the “Creative I ndustries” Approach to Arts and Media Policy Mak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written by Nicholas Garnham (UK), translated by Ma Fei-fan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ultural policy implica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a shift in terminology from cultural to creative industries. It argues that the use of the term “creative industrie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policy. It draws it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power from the prestige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attached to concepts of innov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workers and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rawn from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This sustains the unjustified claim of the cultural sector as a key economic growth sector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creates a coalition of disparate interests around the exten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legitimates a return to an artist-centered, supply side defense of state cultural subsidies that is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other major aim of cultural policy – wider access.Key words: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al industries; information society; arts and media policy1997年以前工党发表的艺术政策文件使用的术语是“文化政策”，它涵盖了与文化相关的各种活动[1]。

1997年工党赢得大选之后则开始使用“创意产业”这一术语。

本文就这一转变对文化与媒体政策制定以及相关学术研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本文认为，这种术语变换不是给同一样事物贴上不同的标签，而是代表了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根本转变。

为了对这作者简介：Nicholas Garnham，毕业于剑桥大学，传播政策研讨会和《媒介、文化与社会》杂志的创始人。

加汉姆曾在伦敦中央工艺学院任教，现任威斯敏斯特大学艺术、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电视的结构》、《资本主义与传播》、《电视经济学》等。

译者简介：马绯璠（1985-），女，山西长治人，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

①原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5, V ol. 11, No. 1, pp.15-29种转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们需要在艺术与媒体政策框架内对引起这种转变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

本文最主要的论点是，只有在信息社会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创意产业”这一术语的意义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在信息时代，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信息产业相关政策的制定是密不可分的。

与创意产业相关的术语还有“版权产业”、“知识产权产业”、“知识产业”及“信息产业”，这些术语在政策制定领域中起到了口号的作用，许多人盲目地对其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支持。

实际上，经过详细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与创意产业相关的理论分析并无有力的事实依据，且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

但是这些理论上的不足却被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并且从“创意产业”出发制定的各种政策也成功地将各种完全不同并且很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利益部门收编到它的旗帜之下。

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我们已经完全清楚并早已接受“创意产业” 的内涵及其重要性，因而我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各种创意产业的相关政策。

从以上现象来看，非常有必要对创意产业术语变化这一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

“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引入动摇了文化与媒体领域中的许多传统观念。

政府应该干预哪些文化领域？进行干预的理由和手段又是什么？一直以来，政府对艺术和大众媒体采取了不同的文化政策，政府主要对艺术领域提供各方面的赞助，强调艺术对社会的启蒙教化作用，艺术和商业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

而在大众媒体领域，政府的政策则不同，大众媒体被划为大众文化或者流行文化，这个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出版自由和多样化、保护国家电影产业、监管广播事业并保证其实现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职能，因而在大众传媒领域制定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市场运作下的经济效益问题以及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监管的问题。

在英国，制定艺术和大众媒体政策的权力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这正体现了政府在不同领域文化政策上的差异。

具体来说，贸易工业部负责出版业政策，邮电大臣以及后来成立的内务部负责广播政策，而艺术部长及其麾下的艺术委员会则负责艺术政策的制定。

一系列重要皇家委员会的成立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而多次公众调查则推动了广播事业的进步。

但“文化产业”以及其后“创意产业”这些术语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界限，它们重新定义了政策的制定基础、实施目的及实施手段。

另一方面，这种术语的变换不仅对政策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经济界同样掀起了讨论的热潮。

经济界人士主要关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文化产业（或者说是创意产业）的结构、发展原动力、文化产业的定位、它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文化政策与产业经济政策的关系。

实际上，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的转变并非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这一转变是受到特定政治环境长期影响的结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政府将国家主导权从政府转移到了市场的手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的变化。

在财政部长戈登·布朗的领导下，财政部与其他依靠财政拨款的部门建立了新型关系，财政部门的拨款变成了一种投资，得到拨款的机构或者个人必须表明他们可以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

这便是为什么在文化与媒体政策领域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和管理语言，在思维方式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要理解为什么使用“创意”政策而不是“文化”政策以及这种转变对政策制定有何影响，便需要对促进“创意产业”这一术语形成并被广泛接受的各种思想流派和相关政策加以分析。

1. 文化的政治经济层面及文化产业“产业”一词的使用表明人们开始使用经济思维来思考艺术和文化。

阿多诺（Adorno）和霍克海默尔（Horkheimer）当初创造“文化产业”这个术语的目的是用来指代文化和产业之间具有矛盾性的联系[2]。

他们将对这种联系的批判放在“启蒙之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批判框架下，以此来反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家的观点。

这些理论家在考察大众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要么是基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划分方法，要么是基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划分方法。

持前一种看法的理论家们认为文化的商业化等同于世俗化，因为普通大众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也赞同这样的看法，而且他们进一步认为，文化商业化是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资产阶级对于交流渠道的控制。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则与他们的观点相反，他们将文化的商业化看成是商品化和异化。

这里“文化”一词是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同的最深层次的价值观（注意这里的文化与文明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后者仅用来指精英阶层肤浅浮华的审美取向和社会行为方式）和作为自由和理想的表达的艺术两个部分。

而“产业”一词既指马克思主义经济概念中的商品化、商品交换、资本集中和生产产品导致的工人异化，也指韦伯(Weber)的合理化理论下产业的概念。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认为，文化的商业化并不是对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操控，它既不发生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大众中，也不是体现在资本家对文化产品的直接操控之中。

文化的商业化是指，在公司集中度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文化产品沦为商品，同时文化产品创造者异化成为为了得到工资而不得不辛苦劳动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艺术形式表现的根源。

可以看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文化的具体内容转向了文化形式，从文化产品本身转向了文化产品创造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这种文化产业分析在二战后经济大发展时期及冷战期间曾被一度冷落，但之后又重新回归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1) 文化产业与“文化”转向对文化产业的分析复兴于学术界，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扩展到政治和政策领域，情景主义者（Situationist）对“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的批判便是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