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瞒和骗的大泽——读《论睁了眼看》及其他
《论睁了眼看》:
鲁迅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的圣贤”一直在教人“非礼勿视”，“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这就造成了“弯腰曲背，低眉顺眼”的青年和“驯良的百姓”。

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的“文人”，也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学和这样的国民性的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的顽症：“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性的弱点。

——鲁迅正是从这一角度考察中国传统小说，于是有了许多重大发现。

鲁迅指出，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总是自欺欺人地编上一个“才子及第，奉旨完婚”的结局，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变成小说里的大团圆，眼睛一闭，就皆大欢喜。

提出两个极为严重的判断与概括：“瞒和骗”的国民，“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二者之间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提出了一个衡量人（知识分子、国民）和文艺的基本价值标准，即是“敢于正视人生”，还是“瞒和骗”。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在鲁迅看来，《红楼梦》开辟的是文学的一个新的传统——从下文即可看出，鲁迅认为“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是他所期待的“崭新”的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另一方面，鲁迅又提醒人们注意，旧的瞒和骗的传统完全可能在“新”的旗号下重现。

鲁迅对真正“崭新”的中国文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的期待：它应该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文学，是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学。

《破恶声论》提出的“伪士”的概念：第一，他们骨子里是“无信仰之士人”，第二，他们却要使出一切手段来扼杀别人的信仰；第三，但他们又处处把自己打扮成有“信仰”者，而且还要充当“信仰”的捍卫者。

精神信仰与自由创造精神这两方面的缺失，就形成了“无精神”的特征，这正是“伪士”的本质。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伪士”是必然和专制体制（既是国家的专制，又是众数的专制）联在一起的。

《马上支日记》提出了“做戏的虚无党”的概念。

鲁迅多次谈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鲁迅首先讨论的也是“面子”。

——这也是鲁迅长期关注的一个国民性命题。

除本文外，还有《两周氏谈：“面子”和“门钱”》，以及《说“面子”》等。

而在《马上支日记》里，鲁迅所强调的却是他从中感到的民族危机：外国人正在“精深圆熟”地利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的面子观念，以取得他们在外交上的“胜利”，比如，明明是干涉中国的邮政，但只要将“邮政局”改为“邮务局”，“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

——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戏”。

他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做戏”现象——这是一个演戏者与看戏者（看客）的合谋，为使瞒和骗的“戏”得以“做下去”，自然要将不做戏、并要揭穿做戏的真的人（知识分子）如鲁迅者，视为“扫兴”者、异己者而加以排斥，甚至放逐。

对于那些既无真的信仰，又无特操（道德坚守），打着西方新旗号的“伪士”，鲁迅命名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

在１９２８年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鲁迅又发现了“革命”旗号下的“瞒和骗”。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的论战，有两个焦点。

其一是敢不敢正视现实的黑暗？其二是敢不敢正视自身思想的黑暗？鲁迅因此而提醒人们注意：在追求革命的队伍中，确有真的革命者，但也有一些“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

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

还有一些“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

鲁迅也给他们一个命名，叫做“急进”的“非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

——所谓“急进”，不过是表演的姿态，其实是“非革命”的，因为他们既“没有理想”，又“毫无定见”，也就是从根底上缺乏信仰，所有的演戏都是为了掩盖自己骨子里的“个人主义”：到“革命”中来寻求私利，即鲁迅所说，视“造反”为“最有大利的买卖”。

这就是说，我们又遇到了“伪士”，不过这回是“革命的伪士”。

鲁迅就这样与形形色色的“伪士”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始终不渝地反对“瞒和骗”。

他的追求集中到一点，即是他在《记念刘和珍君》里的一句话，这是使无数人的灵魂为之震撼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