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罗生门》有感
因为一场滂沱大雨，乞丐躲入一座残破不堪的城门“罗生门”避雨。

他与樵夫、云游和尚二人不期而遇，因樵夫的一句自言自语“不懂、真是不懂”引起他的好奇心，经再三追问樵夫道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三天前樵夫进山去砍柴，在草丛间见到一顶女帽与一顶武士帽，旁边有一具武士尸体，吓得他赶紧去报官。

差役抓住了杀死武士的强盗，在公堂上强盗承认因见武士妻子美貌而起了贼心，并强暴了她。

他说由于武士妻子坚决要他俩决斗，在决斗了23回后，他杀死了武士，但其妻却逃走了；他以此夸耀自己武艺高强。

武士妻子的供词却说她受到强盗侮辱后，扑到丈夫身上哭诉，而其夫却鄙视地看着她，毫无怜惜之意。

因此她悲伤地昏了过去，手中所持的短刀因而误刺武士。

这时公堂上让女巫将武士的灵魂招来审问，武士却说其妻唆使强盗杀他，使他感到十分绝望，便拿起妻子留下的短刀自杀。

而目睹真相的樵夫其实看到强盗与武士两人的决斗，却害怕惹上麻烦而不敢在官府说出真相。

事实上在妻子被玷污后，武士竟嫌弃妻子，原先想将武士的妻子占为己有的强盗见此状便觉索然无味，武士妻子见两人皆不愿为了自己而战，感到没面子进而挑拨离间，故强盗在胡乱的打斗中侥幸杀死武士。

这样同一起案件中，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见证人所说的证词都是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应当看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为判案人员，法官很难判断哪些是客观事实的反映。

因为在法庭上，利他主义是不符合诉讼规律的。

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双方的证人，他们的利益不可能不相冲突，否则社会可能不需要法庭。

有利益冲突，就会有利己倾向，而这时候人们说出来的话往往缺乏真实性的。

言辞证据固然重要，但是言辞是由于人的主观意志或者记忆的表达，或多或少的流露出讲话人的主观意思，客观性大打折扣，真实性也大打折扣。

所以在案件审理中，言辞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证据，而只有与无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相互验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使用。

“查明事实真相”作为诉讼活动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是对诉讼制度、证据制度提出的整体要求，它必然渗透在每一具体制度之中，却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裁判者认识的特殊性。

而且，诉讼制度、证据制度在查明事实真相方面的能力更多体现为这一制度的一般能力，这一能力尽管表现为个案中裁判者的事实认定，却并不意味着法律制度能够确保裁判者的事实认定必然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为此，在事实真
伪不明时，我们必须引入体现价值选择的制度化处理机制，即依据证明责任进行裁判。

乞丐、樵夫和云游和尚三人正谈至尾声时，忽然听到婴儿哭声。

乞丐首先找到被遗弃的婴儿，立即剥去弃婴的外衣打算变卖，却被樵夫阻止。

乞丐便说人们都是很自私的，包括樵夫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

乞丐猜中了樵夫因为贪婪，私下偷走了武士妻子的名贵短刀，所以才不敢向官府说出事件的真相。

最终乞丐还是抢走了孩子的衣服，樵夫想去抱孩子，云游和尚误以为他还想剥去孩子的贴身衣裳，引起了争吵。

最后樵夫说：“我已有六个孩子，不在乎养第七个孩子，让我领养吧！”和尚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他的好意，将孩子交给了他。

原本因人性自私邪恶而万念俱灰的云游和尚，终仍相信世界上还是存在值得相信的人。

此时滂沱大雨终于停止，夕阳照着樵夫离去的背影。

《罗生门》通过多人对这一事件的不同描述表达了人自私自利、不可信，揭示了人的不可信赖性和不可知性，宣扬了客观真理不可信。

同时，它也主张相信人和存在客观真理，因为导演安排最后樵夫收养了弃婴这一情节也是要表明主张人类之爱的精神。

其实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两种反映都是有道理的。

作为一部电影作品，对自私自利持批判态度，符合世人的正常期待。

从价值取向来说，主张人对客观真理的终极认识能力也是使艺术作品具有哲学意味的需要。

到了影片的结尾，并没有像一般的电影一样给出一个明确的结局，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给观看之人有思考和感悟的余地。

而所谓的事情的真相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答案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