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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宋才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宋才发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到底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最终达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一个兼容经济的、政治法律的以及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它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我想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效率与公平是一个具有确定涵义的概念。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意义上的“效率”与“公平”,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因此,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讲,效率的内涵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即要求低投入高产出,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以及物质和精神的丰富。

我们通常所说的最大化的“效率目标”,实际上就是指对现实中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统称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求在一定的投入下达到产出的最大化。

与“效率”相比较而言,“公平”是一个较难于下定义的概念,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抽象的、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具体的、相对的公平。

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公平是指社会成员收入的均等化;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所理解的公平是绝对的“平均主义”。

把平均主义错误地视为公平,那是理解公平的问题而不是追求公平的问题,不能误认为追求公平就要遏制效率。

我认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公平”,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体现。

它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权利平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规定的生存权、占有权、发展权、享受权等一系列权利的平等;二是机会均等,即社会提供给每一个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相等的参与竞争、就业、投资、盈利等一切经济活动的机会,它不受贫富、民族、地位高低的限制,能够同所有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竞争。

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机会均等”就是公平的最大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所有的生产组织和劳动者个人追求效率,讲究平等竞争,等价交换,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

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需要遵循价值规律,适应市场供求变化,并通过价格杠杆等竞争机制,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有利于出好效益、高效率的地方去,尽可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重优化。

效率与公平是在矛盾的胶着中达到协调发展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和公平通常是不可能协调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彼此消长的交替关系;如果追求公平则必然牺牲效率,如果提高效率则显失公平。

按理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效率与公平是和谐统一的。

因为“社会主义能够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能够达到社会分配的合理与公平。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理想的社会一作者简介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一段距离。

当代的社会主义与当代的资本主义在彼此竞争与发展的角逐中,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力上具有明显的劣势,因为它同时既担负着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的任务,又担负着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个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素”的任务。

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道路上,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也往往诱发出急于求成、操之过急的“病灶”。

诚如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的谈话时所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

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2这即是说,一种再好的具体制度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而又长期得不到正常发展的条件,那也是可能发生变异的。

新中国建立40多年后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消灭资源独占的高度计划变成了既定目标,公平目标硬化的管理体制非但没有促进平等的兑现,而且导致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宏观调节机制的紊乱和破坏,严重地削弱了经济系统的动力结构,平均主义原则的普遍推行,使经济活动中内在的利益机制建立不起来,对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循环系统形成和建立形成阻滞。

”3客观现实告诉我们,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凭良好的主观愿望可以达到的,它要以实现效率为前提条件。

从根本的和长远的目标上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考虑无疑是正确的。

只有在效率获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只有在鼓励先进,促进效率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分配、消费”领域中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去调控,缩小个人之间在消费上的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也只有这种含义上的公平追求,才真正是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而非一般结果的公平,它能够激发生产组织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逐步使效率与公平在矛盾的胶着发展中求得协调与和谐。

“效率优先”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的效率经济,它的最后结果必将在市场当事者之间的效率上产生差别;而这种差别又集中地反映在市场竞争参与者的收益分配上。

受资本积累规律的支配,这种收益分配的差别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情况下,确实会愈加扩大。

但由于在中国已不存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对立冲突”,故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应该是既能刺激效率提高,又能保证社会公平的制度。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局部领域或某个具体环节上的矛盾聚焦,只要引导得当和处理及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不可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阻力。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说过:“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

”4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是公平的物质保障,没有效率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是效率决定公平,而不是相反。

所以,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目标、作为重要任务来思考。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来认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历史条件下,侧重强调效率优先,这并不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效率优先”,首先突出的是劳动成果的分配与效率挂钩,优先实现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公平竞争,高效多得。

这既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需要,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所决定。

从社会发展规律上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最佳选择,马克思主义创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页。

3见《求是学刊》1993年第4期,第51-52页。

始人早就说过: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

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1在我国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如果过分强调个人收入分配的公平,社会分配首先不与效率挂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就无从体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就建立不起来,市场经济就会失去活力。

如果中国再度返回到“大锅饭”那里去,只会死路一条。

只有在利益分配上引入竞争机制,实行高效多得,彻底打破平均主义,切实实现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有机的统一体。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共同富裕与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体现,也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的本质决定的;无论如何,它始终是人们最熟悉的、善于用来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标尺。

人们极为熟悉的“按劳分配”原则,可以说是对效率与公平互为兼顾的。

因为在这里劳动收入是对等的,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公平的;它鼓励多劳多得,能够体现提高效率的激励作用。

但是严格地说来,按劳分配与公平的联系又是有限的,因为它没有考虑有效劳动与无效劳动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实现问题,更没有考虑到无劳动能力的人生存和发展权的问题。

社会公平关系到社会凝聚力的有无或大小,关系到效率发挥的程度,甚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所以,中共中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2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在我国“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把“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社会公平与速度效率的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

由于新体制不完善和旧体制僵而不死的缘故,加之现行的制度和法制不健全,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似乎愈来愈烈,已经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不平衡,社会公众对此已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

而在这些分配不公的诸多问题中,公众尤为不满的又是少数政府官员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非法行为。

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搞不好就会成为引发社会剧烈动荡的诱因,那么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前苏联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思量。

为此,我们的一切政策措施不仅要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3的原则出发,而且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而形成两极分化。

对侵吞公有财产和采取偷税、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牟取收入的要依法惩处。

”4只有严惩腐败以平民怨,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至于得而复失。

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它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救助等。

这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它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必须走出竞争与公平的误区。

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都有其运行的内在规律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按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不仅具有自主性、分化性和开放性,而且具有竞争性、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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